東亞經濟奇跡就像一場“擊鼓傳花”游戲，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繁榮一棒一棒地從日本傳給“四小龍”，再交給“四小虎”……直至今天，東亞奇跡完全演繹成一部“中國傳奇”。6月11日，世界銀行發表《東亞復興》報告，語調繼續了1993年該行《東亞奇跡》的興奮和決斷，歡呼著新的奇跡再現：“中國成為了推動這一地區發展的核心動力。”

　　但是，在這烈火烹油的輝煌時刻，我們必須記起10年前的7月2日，奇跡轟然坍塌的那一時刻。那場周身通電般的金融崩潰，將《東亞奇跡》贊賞的8個亞洲“優等生”齊齊打落凡間。至今，日本仍在努力從“失去的10年”中艱難復蘇，地區第三大經濟體韓國還在困境中苦苦掙扎，中國臺灣和泰國的表現令人沮喪。

　　現在，繁榮的下一棒已經傳給了中國。盡管世行再次以《東亞復興》賦予了無上榮光，但這是不是一個“烏鴉嘴”貝利式的預言？面臨經濟明顯過熱、資產價格沸騰、人民幣“天下圍攻”的中國，在民族復興夢想實現的歷史關鍵時刻，能否躲過一場暗流涌動的危機？

　　是再次成為“刀俎”下的“魚肉”，還是讓崩潰的下一棒落到“做局者”自己手中？中國能否擁有真正的奇跡，或許全在此一戰。

　　□記者 寧南

　　前車之覆，后車之鑒，紀念亞洲金融危機10周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6月21日，在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舉辦的“亞洲金融危機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主持人舉著一本1994年7月7日刊發的《遠東經濟評論》說道，“這是我收藏的一本雜志，封面是一頭象征泰國的大象，周圍鈔票滿天飛，情緒興高采烈，但三年之后就出現嚴重的金融危機。”話音未落，臺下爆出一片笑聲。

　　當主持人以“我相信中國不會出現危機”結束發言時，坐在一旁的泰國財政部財政政策研究所所長Kannit Sangsuphan表情甚耐琢磨。某種程度上，這里洋溢的笑聲和樂觀仍嫌太早，盡管風暴發生的那些殘酷歲月已逾十年，但危機留下的影響和東亞奇跡道路上的宿命，依舊籠罩在東亞上空。

　　宿命的東亞？

　　所羅門寶瓶中放出的“魔鬼”，在前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看來，是曾被認為讓亞洲國家明星般崛起的主要支柱——出口導向的經濟戰略與政策。

　　這種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大政方針，國家集中資源重點突破關鍵性領域，以出口為導向，人民高儲蓄為主要特色的發展模式，自1960年代以來，從日本開始，在韓國和東南亞諸國迅速傳播開來。其成果就是，經濟空前繁榮，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教育水平穩步提升，絕對貧困人數快速下降。例如，印尼人口貧困率在20多年內從1975年的64%下降到不足11%。

　　顯然，這是一種完全背離了“華盛頓共識”所極力推銷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獨特發展模式，它自然吸引了眾多發展中國家的興趣。但東亞人民依靠汗水和智慧賺來的每一分錢，最后竟然都被一只魔法之手變成了反噬的“吸血妖怪”。

　　1960年代末，日本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的出口大國，其日益上升的外匯儲備在扶助其成為工業強國的同時，也見證了出口增長戰略的成功之處。但從1981年開始，這個國家的貿易順差就如脫韁野馬般節節上漲，1968—1989年間，積聚的貿易順差為75萬億日元，外匯儲備也從30億美元增加到840億美元。大量資本流入帶來的信用擴張因此拉開了序幕，日本國內信貸與GDP的比率，從1970年的135%增長到了1989年的265%。

　　到了此時，日本的房價和股價終于“升天”了。東京的“帝國花園”價值可以買下整個加利福尼亞州還綽綽有余，日經指數1989年沖破了38000點。

　　但信用擴張舉辦的“盛宴”在高潮中戛然而止，日本過度投資造成的國內生產能力過剩，最終在1990年導致泡沫破裂，股價和房價開始“跳水”，其中股價下跌75%，房價縮水50%以上。直至今天，日本還沒有完全緩過來，而政府的負債卻上升到了GDP的140%，使得日本的國家信用評級淪落到了與阿爾及利亞同等的地步。

　　即便如此，“四小龍”和“四小虎”依然接過了出口導向戰略的接力棒。1980年代初期，日本為了應對美國人施加的日元升值壓力，開始把制造業轉移到亞洲各國。不論是模仿還是承接，泰國、韓國、馬來西亞以及印尼等國開始了日本奇跡的復制。

　　四面八方的繁榮之花在東亞“盛開”了。1984—1996年間，泰國外匯儲備由19億美元上漲到377億美元，韓國由25億美元上漲到340億美元，印尼從50億美元上漲到190億美元，馬來西亞從40億美元上漲到270億美元。無論當初這些貨幣進入該國的原因為何，最后資金進入這些國家銀行體系后，貨幣供應出現爆炸性增長。

　　相同的宿命再次發生，無論是資本賬戶順差、貿易和經常賬戶順差還是短期債務，資本大量流入引發的信用泡沫，在帶來經濟高速繁榮的同時，也在不斷蒸發社會財富，將經濟推向危險的邊緣。

　　1997年7月2日，喪鐘敲響。泰國的泡沫首先被大鱷索羅斯擊破，泰銖貶值超過50%，股市市值跌去95%。隨即，崩潰瘟疫般遍染了壯觀的東亞“雁陣”，風暴橫掃亞洲，一直延伸到萬里之遙的俄羅斯和巴西。

　　1998年1月26日，一位女行政人員在香港《信報》上發表了一封給董建華和曾蔭權的公開信：“原本做人好安心，有穩定的職業和收入，離婚后也不用為生活擔心，但在短短3個月間，香港經濟百日蕭條，百業萎縮，無錢的沒有錢花，有錢的也不敢花了。一家人安分守己20年來的積蓄好似剎那間化為灰燼……經過近期香港面對的風潮，我的心情好像被拋下大海一般沉重，從未有過這般不安的心情。”

　　然而，也正是在那最悲慘一幕展開的時候，中國已經悄悄接過接力棒，踏上了出口導向的發展道路。于是，21世紀初最壯闊的經濟傳奇，踩著與日本、“四小龍”和“四小虎”相同的節奏，開始了新一輪高速繁榮。

　　從2001年到2006年，中國國際貿易總額由5098億美元上漲到17607億美元，其中順差由226億美元提高到1775億美元，外匯儲備由2120億美元上漲到2007年3月的12020億美元。美國再也受不了中國的出口攻勢，如同20多年前對待日本一樣，開始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

　　由此帶來的信用擴張速度和巨大體量，令東亞過去經歷的一切都自嘆不如。此期間，中國信貸總額由11.23萬億元人民幣躍升到23.9萬億元，廣義貨幣供應量(M2)由15.8萬億元飛漲到34.6萬億元，股市總市值由4.35萬億元升至8.94萬億元。尤其是2007年以來，A股總市值在短短6個月時間，再爆炸性上漲到17.74萬億。中國股市5年一倍的增長速度變成了半年一倍。

　　6月20日，叫衰聲已起。美聯社以《興旺的反面：專家警告中國可能面臨日本式的債務危機》為題發表文章稱，“當10年前金融風暴蹂躪著它的亞洲鄰國，中國作為局外人安全地坐在旁邊，它的市場和銀行基本上對世界封閉，和開放經濟所經歷的動蕩是隔絕的。但今天中國成熟到自己也能產生危機了，同1990年代早期日本的‘泡沫經濟’崩潰類似，而且能產生巨大的全球影響。”

　　在亞洲金融危機十周年之際，全世界都盯著中國，是念動咒語將“魔鬼”收回寶瓶，還是13億國人辛勤收獲的財富被“魔鬼”生生吞去，繼續一場以奇跡開場、以悲劇收尾的詠嘆調？

　　美元“魔法”

　　現在，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的經濟學家，異口同聲都要把出口導向發展政策吊上十字架。但這就如同辛勤的老農把糧食的賤價歸因于手中的農具太有效率一樣。事實上，出口導向只是一件政策工具，只能決定產量，而無法左右價格。

　　從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來看，無論是盎格魯-撒克遜的英美，還是戰前戰后的德日，在國家崛起的道路上，無一不是依靠強大的國際貿易，通過持續不斷的出口獲得了巨大的財富。相反，縱觀近代史以來的文明世界，沒有哪個國家靠著國內消費實現了現代化和強盛。而出口導向政策在東亞地區的流行，與其說是一種選擇，還不如說是一條任何國家實現繁榮富強的必由之路。

　　因此，東亞的宿命并非出于道路選擇的失敗，而是在通往國家成功的道路上，遭到了既得利益者控制的現行體系太多的盤剝、欺詐甚至惡意攻擊。這其中最神奇的莫過于美元“魔法”，因為這種綠色的印刷品能夠肆無忌憚地控制價格。

　　貨幣本質上只是一種價值測算的度量衡工具，最重要的特征應該是中立、恒定，不以銀行家的貪婪為轉移，不以政府的喜好而左右，不以壟斷利益集團的訴求而漲落。但在歷史上，這一切只有自由選擇而來的黃金和白銀做到了。

　　在金本位制的貨幣體系下，全球所有主要貿易國家均以一定價格盯住一定數量的黃金，造成這些國家的貨幣一直都維持固定的匯率。金本位制以一種自動的調整機制，防止了各國貿易賬戶失衡的問題。順差國因為積累了更多的黃金，會在該國銀行體系創造更多的信用擴張，在促進繁榮的同時也引發通脹，物價上漲導致該國貿易競爭力下降，出口下滑、進口上升，黃金開始外流; 而逆差國則相反。在金本位制下，政府是不敢輕易像現在的美國這樣搞預算赤字，因為那會形成貿易赤字和黃金外流，導致痛苦的蕭條。

　　布雷頓森林體系是金本位制最接近的替代品。二戰后，美國為了自己掌控的資本主義世界有一個穩定的金融和貿易體系，以1盎司黃金35美元的固定價位，為日德諸國創造了通脹幾乎為零的“黃金”發展環境。

　　然而，美國發現，“鐵面無私”的黃金度量衡讓競爭處在了一個公平的起跑線上，其他國家通過更勤勞的工作，獲得了遠遠超過美國的競爭力，財富開始向德日這些國家轉移。1960年代后期，許多國家把掙來的美元儲備滾滾洪流般從美國聯邦儲備局設在諾克斯堡的金庫中換回黃金，華盛頓徹底不愿意繼續充當“雷鋒”了。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停止美元對黃金的兌換。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當美國不再信守美元兌換黃金的規則時，過去能夠防止持續失衡現象的調節機制失去了作用，而那些能夠讓美國貿易赤字不斷接受檢驗的限制條件，也好像變魔術似的消失了。這個國家不再需要以黃金作為進口的支付手段，甚至不再需要以黃金作為美元的支持。

　　或者說，從此以后，美國就能以沒有任何支撐的美元和美元計價的債券作為進口支付手段，享受其他國家人民通過辛勤汗水制造的消費品，而換回一堆自1971年完全脫離黃金后、其購買力已經下降了94.4%、1美元只值1970年代初5.6美分的綠紙。

　　掩藏著人類最不公正交易的美元紙幣本位時代，就這樣悄然來臨。流通中的美元數量開始爆炸性增長。目前美國累計的經常賬戶赤字已超過3萬億美元，當大量美元進入那些與美國保持大量經常賬戶盈余的國家金融體系后，就等于開啟了沒有控制、沒有極限的信用創造“魔瓶”。

　　這種信用創造和擴張以紙幣儲備為支撐，隨即產生了遍及全球的信用泡沫，其特點就是流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經濟持續過熱、流動性過剩和資產價格膨脹的景象，并成為投機者的天堂和一國經濟的屠場。

　　特別是在一個價值尺度不停變化和縮水的“美元魔方”中，美聯儲不再受困于黃金的束縛，而可以像黑社會老大一樣，按照自己的利益隨意給美元的買家和消費品賣家更換秤砣。

　　不幸的是，東亞奇跡就發生在這樣一個已經處于貨幣“無政府狀態”的世界中。

　　1961年，天才的法國經濟學家雅克·呂埃夫在《財富》雜志上前瞻性地描述了美國赤字給國際貨幣體系帶來的致命危險：“國際貨幣體系功能已經降低為小孩子的游戲，而當這場游戲的每一個回合結束后，贏家就要把他們的彈珠歸還給那個洋洋得意的輸家(美國)。”

　　“游戲的過程是這樣的，當美國相對其他國家出現貿易逆差，就會支付美元，而接受這些美元的某國國民會把美元賣給該國的央行，以換回本國的貨幣。接著該國央行又反過來把這些美元重新投資到美國。”

　　于是，一方面美元換成本幣使該國的貨幣供應擴大，另一方面，該國央行把美元重新投資回美國，繼續支持美國赤字增長。如此一來，亞洲金融危機中，危機國貨幣供應泛濫引起的超級通貨膨脹，制造者不是來自“四小龍”或“四小虎”自己，而是遠在華盛頓美聯儲地下室里24小時不停工作的印鈔機。

　　讓我們聽一聽凱恩斯1919年在《和平的經濟后果》針對通貨膨脹所說的真話吧，“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過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一部分。用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沒有任何手段能像它(通貨膨脹)這樣如此隱蔽和可靠地來顛覆現政權了。這個過程潛在地積聚了各種經濟規律中的破壞因素，一百萬人中也不見得能有一個人看得出問題的根源。”

　　至于亞洲金融危機中的犧牲者，可能永遠也不知道，1997年“罔顧左右而言他”的格林斯潘，早在1966年在其還沒有美聯儲主席頭銜時發表的《黃金與經濟自由》一文中，曾說過一段誠實得令人震驚的話: “在沒有金本位的情況下，將沒有任何辦法來保護(人民的)儲蓄不被通貨膨脹所吞噬，將沒有安全的財富棲身地。這就是那些福利統計學家激烈反對黃金的秘密。赤字財政簡單地說就是沒收財富的陰謀，而黃金擋住了這個陰險的過程，它充當著財產權的保護者。如果人們抓住了這一核心要點，就不難理解有人對金本位的惡意誹謗了。”

　　在這樣一個現有體系中，顯然，東亞的宿命幾乎就是設計好的一場局，雖然在一開始，設局者并沒有明確把矛頭指向這些具體的國家。

　　華爾街-美國財政部軸心？

　　1998年4月6—25日，在亞洲金融危機依然肆虐的時刻，國務院研究室宏觀經濟研究司司長李曉西、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易綱、南方證券副總裁牛仁亮和中行國際金融研究室副主任鄂志寰等人組成的“亞洲金融形勢考察團”，踏上了對泰國、新加坡、印尼和韓國的考察道路。

　　因為危機期間中國給予了毫無保留的援助，泰國、印尼和韓國也給予考察團毫無保留的情況介紹。但是考察團盡力收集到的全部談判文本中，唯獨缺少了三份文件，這就是三國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所簽訂的秘密協議。

　　《商務周刊》調查的結果顯示，每一份文件，至今直接閱讀過的人不超過9個。之所以如此，緣于此文件對三國來說，都是近乎于當年鴉片戰爭中《南京條約》那樣的“城下之盟”，永遠屬于民族的奇恥大辱。

　　盡管不知道三份秘密文件的具體內容，但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位因為說了太多真話而在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指示下被“強制退休”的經濟學家，通過2000年4月《新共和》上發表的一篇《內部人：世界經濟危機中我所知道的一切》，讓我們知道了IMF和世界銀行到底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干了什么。

　　“我從1996年到2000年9月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經歷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亞洲金融風暴、拉美和俄羅斯金融危機)。我親眼目睹了IMF和它的控制者美國財政部對這次危機的措施，我被驚呆了。”

　　這位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現，所有的亞洲金融危機受害國在等待IMF援手時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單：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國將金融業、電信業、公用事業等國家戰略產業徹底開放; 其次是資本市場自由化，意味著國際資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場定價，IMF會提出對食品、飲用水和天然氣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產品大幅提價，最終的結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動，資金四散奔逃，留下一片極其低廉的資產等待收購；最后是自由貿易，控制一國市場的機會向外資全面敞開。

　　更為困惑的是，這位克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轉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后發現，IMF和美國財政部在國際上推行的政策，恰好與其國內政策追求相反。他寫到：“我們在國內反對社會保障體系的私有化，然而我們卻在國外提倡它；在國內我們反對平衡預算療法，因為這會限制我們在經濟下滑時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但在國外，當其他國家陷入衰退時，我們卻強迫它們使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在國內，我們通過破產法來保護債務人，并且給予他們一個全新的開始，但在國外，我們把破產視為對貸款合同的肆意挑釁；在國內，我們認識到市場的局限性，并不相信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政府應該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我們卻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推行市場原教旨主義……”

　　斯蒂格利茨最后在參與亞洲金融危機救助工作中發現了這其中的秘密：一個或隱或現、節奏匹配的華爾街—美國財政部軸心指揮著一切。當美國財政部指導著IMF組織的國際金融體系踹開一國市場大門后，華爾街上的金融公司就開始擁有了永遠賺不完的錢。

　　“資本流入時，它們能夠賺錢；接著，通過向東道國提供怎樣管理資本流動的咨詢服務，它們能夠賺到更多的錢；當這些國家陷入危機后，它們通過重建方面提供的建議，還是能夠賺取更多的錢；當泰國等國在美國財政部和IMF催促下將陷入麻煩的公司拍賣時，它們就以低價購買危機國家的公司; 有時它們在購買之后根本沒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而是等到經濟恢復時，再把這些公司回售給泰國人。因此，無論情況如何變化，華爾街總是能夠賺錢。”

　　在他看來，與危機國簽訂的協議背后擁擠了太多的利益，“盡管我們對衍生產品和投機資本將帶來怎樣的不穩定心知肚明，我們迫使外國開放它們的資本市場，讓我們的衍生產品和投機資本進入這些市場，因為華爾街想要這樣，而且華爾街想要的比它們可能獲得的還要多。”

　　如果你認為斯蒂格利茨說得太多了，那我們聽聽美國頂尖的貿易理論自由派經濟學家賈格迪什·巴格沃蒂的判斷。這位前關貿總協定(GATT)總干事阿瑟·鄧克爾的經濟政策顧問，積極為WTO推動自由貿易做理論準備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6月7日再也看不下去來自華爾街的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過于活躍的身影。

　　他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提到：“我依然不明白的是，盡管與前任相比已經取得巨大進步，但保爾森繼續要求中國進行金融改革，這有什么意義？在這件事上，中國人一定會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做出決定，他們會對自己的利益進行評估。為什么保爾森對此這么感興趣？這可能就是被我稱為‘財政部—華爾街聯合體’的一部分。但對高盛有利的也會對美國有利嗎？更貼切地說，就會對全球經濟有利嗎？我對此表示懷疑。”

　　在他看來，太多的美國財政部長認為他們是華爾街的部長，“華爾街之所以對華盛頓具有超凡的影響力，原因很簡單，趣味相投、地位顯赫的各界名流形成了一個小圈子，他們大多來自華爾街、財政部、國務院、IMF以及世界銀行等著名的機構”。

　　這當然是公開的秘密。例如，美國前財政部長魯賓來自高盛，現在又去了花旗；阿特曼來從華爾街來到財政部，接著又回去了；老布什的財政部長尼古拉斯·布雷迪現在重操金融舊業；前世行行長沃爾芬森原本就是華爾街投資銀行家；保爾森的前任約翰·諾斯現在掌管全球領先的私人投資基金Cerberus資產管理公司；剛剛履任世行行長的羅伯特·佐利克前一個身份是高盛集團副董事長，更前一個是美國副國務卿……更不用說現財政部長保爾森的高盛前董事長身份。

　　斯蒂格利茨曾經憤懣地指出，冷戰后，全球領袖的權杖落到了美國手中，可無論是克林頓還是小布什，美國政府并沒有令全球信服的新眼光，但華爾街有：它們看到了更多的贏利機會，在它們看來，政府應該扮演這樣一個角色——幫助它們打開海外市場入口，而美國政府在海外推行的政策框架就是要能夠幫助華爾街向海外大舉擴張的框架。

　　對此，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的一切已經給予了完美詮釋，而資產價格膨脹、人民幣“天下圍攻”的中國，已經被瞄準為最新也可能是最壯觀的華爾街“盛宴”。

　　又是IMF走上了前臺。6月15日，IMF通過了《對成員國政策的雙邊監督決定》。根據該法律框架，IMF無須證明一國是否存在操縱匯率的主觀故意，只要其政策造成“匯率根本性失衡”或“大規模、長期的經常賬戶逆差或順差”的后果，IMF就可以認定該國操縱匯率。6月20日和25日，中國人民銀行罕見地一周內兩次表明其“保留和遺憾態度”，向IMF提出抗議。

　　但保爾森堅決支持IMF。他說：“這一改革將允許IMF對一些領域進行更嚴格的監督，例如不夠靈活的匯率。”顯然，華爾街和美國財政部已經相信，該是祭出IMF這個“法寶”的時刻了。

　　中國躲得過金融危機嗎？

　　老實說，一年來，承載著美國整個金融服務業期望的保爾森干得不錯。例如，憑借當初作為投資銀行家訪華時積累的個人關系，保爾森一手促成了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在剛剛結束的第二輪對話中，QFII投資A股的額度從100億美元提高到300億美元，中國承諾簡化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審批程序，允許外國證券公司擴大在華業務，包括自營業務和基金管理業務，取消QDII在海外投資限制等等。但這些顯然遠遠無法滿足華爾街的欲望。

　　因為，中國財富大門向華爾街洞開的鑰匙藏在人民幣匯率之中。

　　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中的對華強硬派人士莫里斯·戈爾德施泰因做過一項測算發現，人民幣快速升值對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的影響微乎其微，他指出：“人民幣在美元貿易加權指數中的權重只有15%。即使人民幣升值20%，也只能使美國經常賬戶赤字減少約500億美元，而去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高達8500億美元。”

　　那么，為什么美國人還如此大力強調人民幣快速升值呢？一位經濟高層人士告訴《商務周刊》，“美元和美國國債對中國并沒有多大的吸引力，人民幣脫離過度膨脹的美元是遲早的事情。之所以要漸進、主動和可控，完全在于我們不希望中國人辛勤勞動換來的財富，像亞洲其他國家那樣，因為匯率大幅升值帶來的波動‘裝進’別人的口袋。”

　　但對美國而言，只要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就等于為全世界美元滋生的超量流動性找到了泄洪閥。一旦大量資本能夠涌進中國，僅有的資本管制被沖垮，只是一個技術和時間的問題。于是，一場1990年代初日本金融敗戰將“完美”地復制到中國，華爾街將依靠人民幣自由浮動的匯率機制，踹開中國金融市場大門，把美國的資產泡沫傾瀉給原本虛胖的中國金融機構和國民，而后等待一場金融危機帶來的蕭條，廉價收割中國資產。

　　不過，對華爾街代表的美國而言，這個計劃最大的弱點是時間。因為只有足夠快地打開中國金融大門，才能在美元體系被天量增長的赤字和債務壓垮前找到“替死”的生機。

　　從1913—2001年，美國87年來一共積累了6萬億元的國債，而從2001—2006年短短5年間，美國國債又增加了3萬億美元，至8.6萬億美元，僅付息每年就高達4000億美元。如果再將各州與地方債務、國際債務和私人債務加起來，美國總債務高達44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人人均15萬美元的債務。如此龐大的債務每年需要付息2.2萬億美元，幾乎等于美國聯邦政府全年的財政收入。這也是為什么美聯儲青睞低利率政策的關鍵所在。

　　在這樣的巨大債務下，1美元的真實價值正在迅速接近1美元鈔票的印刷成本。當看穿“皇帝新衣”的人越來越多地發現美元其實只是一堆廢紙的時候，美元本位制將會遭到致命一擊。

　　5月19日，美國“股神”沃倫·巴菲特突然對珠寶表示出了濃厚的興趣。美聯社報道，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宣布了收購Bel-oro國際有限公司和Aurafin公司的計劃，收購交易完成后將合并為Richline集團，成為美國最大的珠寶供應商。事實上，這位被譽為最愛國的投資家早在1999年初就買入了1.3億盎司的白銀，最多時其頭寸占到市場總持倉量的25%。至于被尼克松“廢黜”的黃金，已經從1盎司35美元飆升到今年5月18日的661.75美元。

　　令人慶幸的是，中美的爭奪暫時陷入了一場僵局。正如勞倫斯·薩默斯所說，“如果中國停止平均每星期幾十億美元國債的購買量，美國經濟就會有大麻煩，但是中國經濟由于向美國出口萎縮也會有大麻煩。”事實上，如同當年美國和前蘇聯在冷戰中因為相互擔心核武器而維持和平一樣，中美陷入了一種“金融恐怖平衡”的狀態。

　　但是，需要清醒的是，債務懸河下的美元危機并不代表更多的危險在美國方面，如果中國不能堅持自己的思路處理好人民幣匯率問題，別人的風險一夜之間就可能變成中國的風險。

　　現在，中國的決策者已經把改變自己被動局面的寶押在了內需上。然而，2006年年底盡管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出口額總量上接近，但出口27.2%的增長速度與消費品零售13.7%的速度之間，有著太大的差距。因此，依靠擴大內需改變貿易結構的失衡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至于提高民眾收入，在資產價格已經膨脹的今天，民眾工資上漲的速度能否抵擋通脹的價值侵耗速度，唯有天知道。

　　因此，盡快增強中國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是開發內需長遠戰略基礎上的當務之急。

　　首先，必須改善儲備資產的結構。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公開指出：“近期黃金、白銀等貴金屬價格的急劇上漲，其本質就是美元貶值。弄得不好，幾年之后可能導致出現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局面。最近，日本官方和民間一齊動手，加緊儲備稀有金屬，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據有關資料報道，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中2/3以上為美元資產，黃金儲備只有600噸左右，占全部外匯儲備的比例僅為1.4%；而美國黃金儲備超過8000噸，占其全部外匯儲備的60%以上；德國黃金儲備3433噸，法國2945噸，意大利2451噸，均相當于其全部外匯儲備的50%以上。一旦發生美元急劇貶值的情況，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將大幅度縮水，國民經濟將遭受沉重打擊。

　　其次，決策層和監管部門需要建立金融風險防火墻。嚴格監管外資銀行通過銀行支票、銀行票據、信用卡、房地產按揭貸款、企業流動資金貸款、金融衍生產品等多種方式直接介入中國的貨幣發行領域，在中國制造和惡化資產泡沫。尤其嚴加防范中國境內一切與外資銀行簽訂的金融衍生合約這種“資產泡沫放大器”。

　　4月份，中國突然拋售了58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這是7年來美國國債遭遇的最大規模拋售。紐約市場即刻有了反應，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利率)猛然超過5%，創下2002年以來的最高值。于是，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羅伯特·基米特匆忙趕往中國，“拜托”中國不要出售美國國債。

　　6月23日，韓國《朝鮮日報》以《中國不甘示弱的反擊力》為標題報道了這個消息：“美國強行展開貿易報復措施的同時，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但中國也具備不甘示弱的反擊力。”

　　類似這樣你來我往的爭斗，還包括中國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在私募基金“黑石”上的投資。一方面，中國利用外匯資金向美國企業投資，可以將美國企業的利潤原封不動地轉移到中國；另一方面，美國投機資本完全可以利用中國提供的“彈藥”回頭暴炒中國資產價格。

　　未來，這樣的爭斗可能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但現在，令人最擔心的還不是中國決策層的智慧。一位曾經身居金融決策高層的領導在采訪中向《商務周刊》說，“建行上市前引進戰略投資者，寧愿以低價向外資銀行轉讓大份額的股權，也不愿意高價讓中國人壽這樣有實力的國內金融機構進來。甚至已經得到了高層同意，最后還是遭到了抵制。為什么？”

　　隨后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信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上市，同樣是滬港兩地IPO，H股發行數量大而且價格低，A股則數量小而且價格高。

　　“如果說交通銀行和中國銀行A股發行數量小，是因為當時國內股市低迷擔心壓垮大盤。但此后國內股市明顯好轉情況下，工商銀行和中信銀行同時A+H發行上市，為什么仍然是H股價廉量大，而A股量小價高？”他給《商務周刊》的一份數據顯示，工商銀行H/A股比例是2.7倍，中信銀行是2.4倍，交通銀行是72.3倍，中國銀行是2.8倍。

　　“堡壘最容易在內部攻破，這應該是中國最不能接受的失敗，也是我們最應該防范的失敗。”在他看來，在金融安全這條戰線上，不僅要防范金融腐敗，更要防范一切國內金融利益集團與國外金融利益集團的利益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