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融資的過度管制客觀上形成了對供給的外生性限制，使供給脫離了企業經營和市場交易的內在需要，不能隨需求的變化而靈活變動，導致了市場有效供給的不足。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導致了市場的有效供給不足，那就是中國目前特殊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所有股份變成可流通，當股價遠高于其內在價值時，所有股東都應當有動力賣出股份，增加市場供給，然而，由于中國資本市場國有股份仍占多數，國有股的買賣仍受到嚴格的管制，特別是國有股份的所有者處于虛置狀態，無法對市場做出快速的反應，這也導致市場的有效供給不足。

　　當前，我國對融資在形式上主要采取核準制。相對于審批制，核準制已經向市場化邁進了一大步，然而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核準制在操作上仍成為一種變相的審批制，主要表現在：

　　第一，審批程序復雜、環節多、審核時間過長。在兩年之前，一個公司如果想上市，從改制到輔導、再到材料申報、證監會審核、完成上市，往往需要兩到三年時間。2006年，新的IPO管理辦法和再融資管理辦法出臺后，取消了輔導期需滿一年、兩次融資之間要間隔一個完整的會計年度的限制，縮短了上市融資時間，但整個上市過程仍需要歷經遞交申請文件、證監會受理、證監會與公司見面會、材料預審、出反饋意見、回復反饋意見、證監會發審會、會后封卷、掛牌上市等十余個環節，花費時間在1年左右(那些被莫須有理由否決的企業，其上市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更是成倍增長)。作為對比，香港、新加坡等地從遞交申請材料到上市只需3個多月。

　　第二，發行申請材料過多，導致審核效率不高。發行申請材料范圍極為廣泛，既包括企業自身的各種申報材料，也包括政府部門、主承銷商及其他專業性中介機構依法出具的文書，還包括地方政府或中央部委的相關意見等，整個上報證監會的全套申請材料通常都有3-5本，每本差不多10厘米厚，而在國外一些實行注冊制的國家，上市申請文件主要只有招股書和財務

審計報告。

　　第三，發行標準過嚴，并且多變。除了《公司法》、《證券法》明確規定的發行標準和上市標準外，證監會還規定了關于融資的其他條件，并在內部掌握了一些關于融資的政策、條件和標準。更關鍵的是，以上市政策形式出現的“證監會規定的其他條件”往往出現較多、較大的變化，如在信息披露規則等問題上，或是出現反復，或是變動過于頻繁，或是一直不能明朗，使企業無所適從。發行標準的多變，使得企業融資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即使情況基本相同的公司，在不同階段也可能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

　　第四，我國發行審核以實質性審核為主，審核的內容多而廣，并對企業做出價值判斷，擁有否決權。實質審核的出發點是好的，主要是希望通過這一審核，替市場甄別企業質量的好壞。但好的出發點并不一定會帶來好的結果，原因是：(1)這種實質性審核缺乏明確的判斷標準，使企業不能形成明確的預期，增加了不確定性，大大降低了審核效率；(2)無論是預審員和發審委員，其能力、時間、信息均是有限的，并不能保證做得更好；(3)預審員和發審委員有權利做出實質性判斷，但卻不承擔相應責任，所有責任由市場和投資者承擔，這種權利和義務的不對稱，可能會導致判斷的草率和武斷。例如，當前的審核很大部分內容是對發行人目前的經營狀況進行實質性判斷，并且這種判斷主要通過審閱紙面材料，在短時間內得出，這并不一定能甄別出企業質量的好壞，不能保證其未來的經營業績，也不能保證其募集資金不改變投向，更不能在改變投向的情況下保證其收益率。作為對比，海外成熟市場主要以形式審核為主，通過強制信息披露、法律訴訟和法律救濟，讓市場甄別企業好壞。

　　第五，在對融資和并購重組的審核過程中，管得過寬、過細。很多條款和情況本應通過充分披露，交由市場或投資者判斷，由市場進行定價，卻因為監管機構的不同意見，導致不能通過或者延長審核時間，帶來較大交易成本。

　　第六，對融資的監管有時異化成為調控市場行情的工具。政府有時試圖通過控制融資的種類、規模等，來調控市場行情，以維護主要市場參與者的利益，或者至少給了市場這樣一個錯覺。然而，問題在于，政府的判斷不一定與市場參與者的利益一致，并且政府往往并沒有能力實質性地改變市場行情。

　　總之，對融資的過度管制客觀上形成了對供給的外生性限制，使供給脫離了企業經營和市場交易的內在需要，不能隨需求的變化而靈活變動，導致了市場有效供給的不足，從而造成了我國資本市場的“多重扭曲”：

　　一是扭曲了融資行為，主要表現是：(1)由于上市公司的資本自主權不能得到保障，上市公司融資往往不是從股東利益最大化出發，根據業務需要和市場狀況提出融資需求，而是能融多少就融多少，以備不時之需，使得本應慎重的融資行為異化為圈錢行動，導致過度融資。(2)由于企業不能正確地把握上市的成功度、更無法對上市進度做出準確規劃，這種高昂的不確定性成本、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導致很多優質企業選擇不上市或者去海外上市，造成上市資源流失。(3)由于融資周期較長，往往導致企業拿到所需籌集的資金時，市場環境可能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其籌集資金投向的項目可能已經沒有實施意義了，只能變更資金投向，帶來較大經營風險。

　　二是扭曲了價格形成機制，限制了“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對融資的過度管制，往往導致市場的有效供給不能根據市場需求進行靈活的變動。在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過多的錢追逐過少的投資品種，使投資品種的價格逐漸脫離其基本面，容易產生泡沫。泡沫扭曲了市場的價格信號，削弱了市場的資產配置功能，并導致資產價格缺乏基本面支持，容易受其他外在因素(如政策等)的影響，使得市場很脆弱。為了達到市場的暫時“均衡”，只能通過行政方式單方面調節需求(抑制或刺激需求)，這又使市場呈現明顯的政策市特征。

　　三是扭曲了投資行為。市場有效供給不足使上市公司成為稀缺資源，“殼資源”價值凸顯，這給市場參與者一個錯誤信號，以為上市公司是只“不死鳥”，越是績差股、垃圾股，越有可能“麻雀變鳳凰”，這使得績差股、垃圾股容易受到市場追捧，造成投機氛圍濃厚。對“殼資源”的炒作，也成為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的重災區。更為重要的是，對供給的過度監管和干預，特別是試圖將供給與市場行情掛鉤的行為，給市場參與者發送了一個錯誤的信號，覺得政府有意、并且有能力調控市場行情，導致市場參與者將更大的精力用于揣測、評估政府的行為和政策，而不是評估企業的基本面，使市場呈現明顯的政策市特征。

　　四是扭曲了并購重組動機。成熟市場的并購重組，一般是圍繞改善治理結構、提高管理效率、整合市場(橫向或縱向)、資源共享、資源互補等價值創造活動進行。而中國目前的并購重組，絕大部分是圍繞殼資源進行的，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規避對融資的管制，本質上是一種價值的轉移，真正創造價值的市場化并購重組少之又少。

　　五是扭曲了中介機構的行為。對融資的過度監管導致融資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很多企業基本面之外的因素，這會誘使中介機構將較多精力投入到這些不可控的因素上，削弱其甄別能力。同時，由于審核結果的不確定性，使得中介機構傾向于大量上報企業，并與企業合謀有選擇地披露信息，以滿足監管機構的審核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導致了市場的有效供給不足，那就是中國目前特殊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

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所有股份變成可流通，當股價遠高于其內在價值時，所有股東都應當有動力賣出股份，增加市場供給，然而，由于中國資本市場國有股份仍占多數，國有股的買賣仍受到嚴格的管制，特別是國有股份的所有者處于虛置狀態，無法對市場做出快速的反應，這也導致市場的有效供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