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鋒

　　一、當前經濟運行癥結與要素價格不合理密切相關

　　當前我國投資過熱、順差過大、流動性過剩等經濟失衡問題互為因果，密切相關。投資過快增長，導致產能增加，并加快外貿出口增長，而出口增長造成貿易順差過快增長，并導致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人民幣升值帶來壓力。同時，升值預期引發熱錢流入，而熱錢流入和貿易順差導致了流動性泛濫，助長了國內房地產、股市等資產泡沫；泛濫的流動性加劇了銀行放貸壓力，而銀行放貸又進一步刺激投資增長，并導致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顯然，投資過快、順差過大、流動性過剩等當前經濟運行的癥結，已經不是單個問題，而已經成為機制性問題。

　　這一機制性問題又與我國生產要素價格偏低密切相關。從資源類要素看，根據國際

能源組織有關資料，我國工業電價水平為5.1美分／千瓦時，是日本、意大利等發達國家的62.5%，是阿根廷、韓國等發展中國家83.3%，是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資源型國家的76.9%。我國城市水價僅為國際水價的1／3。從勞動力看，我國勞動生產率相當于英國的6%，但工資僅為其4%；勞動生產率為韓國的13%，而工資為其8%；勞動生產率為印度的3倍，但工資為其2.3倍。從土地看，在一些發達地區，土地征用、土地出讓和市場交易三者的價格比已經達到1∶10∶50。一些地方政府將土地征用與出讓價格差視作“第二財政”，競相違規壓低土地價格和征地補償標準，拖欠截留征地補償費。

　　生產要素價格偏低，一方面，造成效率低下，粗放型增長得以維持。據估計，目前我國能源消耗系數比發達國家高4倍-8倍，能源的使用效率僅為30%，而發達國家的能源使用效率則為50%，我國每創造1美元國民生產總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我國平均每立方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僅為世界水平的1／5。同時，在這種要素稟賦環境下，依靠廉價要素資源就可以獲得利潤的企業，不僅喪失了技術創新的動力，而且形成了對投資和要素投入的依賴路徑。另一方面，不能反映真實生產成本。有學者估算，因為生產要素價格低估，國內企業至少不合理地節省了20%-40%的生產成本。如果這些成本充分顯現，并假設企業自身消化其中的50%，我國商品價格至少會上升10%-20%。換句話說，即使名義匯率水平不動，人民幣實際匯率將升值10%-20%。要素價格偏低，直接造成實際匯率低估，并對名義匯率構成升值壓力。

　　二、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難以解決貿易失衡

　　依靠名義匯率升值“減順差”效果甚微。理論上講，本幣升值有助于減少出口，增加進口，并使得順差減少。但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不理想。從2005年7月21日到2007年2月28日，

人民幣匯率從8.2765元／美元升至7.7321元／美元，共升值6.6%，而2006年貿易順差達到1774.6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今年1月-2月又增加396億美元，創造單月新高。日本在1985年-1990年期間，日元年均升值5.2%，但貿易順差仍達到4026億美元。可見，單純的本幣名義匯率升值，并不能有效緩解順差的過快增長。目前人民幣“緩慢升值”在不斷強化升值預期，這會使投機性流入更多，順差更大。

　　實際匯率低估對名義匯率構成升值壓力。通俗地講，名義匯率只是實際匯率的影子價格。如果實際匯率低估，名義匯率必然有升值的壓力，反之，如果實際匯率提高，名義匯率就會穩定或趨向貶值。我國實際匯率低估，一是生產率提高的因素。過去20年，我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達到6%以上，高于發達國家3%-4%的水平，更高于發展中國家1%-2%的水平。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2000年至2005年，中國的人均產出增長了63.4%，超過印度的26.9%。據國際商業組織“大企業聯合會”的研究報告，2006年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速全球第一，達9.5%，高于印度的6.9%，美國的 1.4%、歐盟的4.1%。依此看，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具有內在的動力。二是價格體制的因素。目前，我國95%以上價格已經放開，但煤、電、油、氣、水、土地等資源性商品價格，以及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仍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低于真實的市場價格。可以說，生產要素價格扭曲造成了我國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背離，使匯率難以成為調節貿易失衡的有效政策工具。

　　三、推進要素價格市場化是解決經濟失衡的關鍵

　　改進生產要素價格機制，反映真實的生產成本，實現實際匯率的價值回歸，不僅可以緩解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壓力，也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當前經濟運行的“癥結”。

　　一是減少順差。根據有關專家研究，匯率調整一般只能使貿易雙方的相對價格水平在百分之幾十的范圍內變動，而由生產要素價格差所決定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商品價格差距卻高達百分之幾千，如果匯率變動幅度10%，對生產要素價格差距的影響也就是0.1%。因此，靈活運用生產要素價格杠桿，可對貿易順差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二是促進消費。勞動者收入過低、增長緩慢是當前消費不足的直接原因。以制造業為例，我國人均工資水平僅高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相當于發達國家的3%-4%，新興工業國家的10%，即便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僅為馬來西亞的1／4，巴西和墨西哥的1／3。在一些地區，農民工工資近20年沒有變化。因此提高工資水平，有利于直接擴大消費。

　　三是調節投資。據估算，1999年以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凈資產收益率不斷攀升，從6%上升到目前的20 %左右，在全球各主要國家中也是最高的投資回報水平。投資回報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其他生產要素報酬率增長緩慢，資本得以更多分享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帶來的紅利。提高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報酬水平，也就相對降低了投資回報率，直接起到降低投資過熱的效果，對勞動、土地和資源依賴程度高的領域，效果將更為明顯。

　　四、統籌兼顧，穩步推進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

　　從目前來看，推進我國生產要素價格改革具有兩個有利條件：一是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從2003年到2006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漲幅分別為1.2%、3.9%、1.8%和1.5%；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漲幅分別為-0.1%、2.8%、0.8%和1.0%；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漲幅分別為2.3%、6.1%、4.9%和3%。與改革力度較大的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比(1994年CPI漲幅24.1%，RPI為21.7%，PPI為19.5%)，通貨膨脹率仍處于較低水平。

　　二是較高的企業利潤率。2006年，各類企業利潤保持了30.1%的增長，其中中央企業實現利潤7546.9億元，同比增長18.2%。從珠江三角洲地區實際情況看，土地、勞動力等生產成本提高后，企業仍有很大利潤空間。據德意志銀行分析，2006年我國占出口總額60%的紡織和機電產品的利潤均比2005年有所上升，其中紡織行業出口利潤率由2005年的3.5%提高到2006年的3.6%。

　　基于以上分析，將通貨膨脹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推進要素與資源價格改革有一定空間。應該看到，生產要素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面廣，涉及到企業生產、人民群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須統籌兼顧。同時生產要素價格的改革，也是一種體制和機制性的改進，不能一蹴而就，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必須穩步推進。改革面臨的突出困難和風險主要有以下方面：

　　通貨膨脹風險。生產要素價格放開，會引起下游產品價格普遍上漲，風險最終要由消費者來承擔。如果工資改革不能同步進行，對實際收入下降的擔心會造成消費萎縮。一旦通貨膨脹程度超出社會承受范圍，將對宏觀經濟運行造成嚴重沖擊，甚至可能會出現20世紀70年代席卷西方國家的滯脹現象。

　　出口競爭力下降風險。企業生產成本的全面上升，最終體現在出口商品價格的提升。如果生產要素價格與人民幣匯率升值同時出現，中國制造的優勢會大打折扣。跨國公司將把投資轉向周邊亞洲國家或者其他具備成本優勢的地區。剛剛培育起來的“世界制造基地”面臨被“抽血”的威脅。出口下滑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將浮出水面，經濟增長、稅收等都會受到極大的負面影響。

　　失業率上升風險。由于企業難以在短期內消化新增生產成本，獲利水平將會下降，容納就業的能力也會隨之降低，裁員、縮小生產規模等情況就會出現。這不僅與政府擴大就業的愿望相左，經濟蕭條的風險也會同時增大。

　　土地的實質控制權問題。土地價格市場化的根本在于土地實際控制權的歸屬，地方政府如何從相關利益中拔出身來，轉變職能，切實維護廣大農民的土地權益，確保土地價格充分體現土地資源的稀缺性，這是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的基礎。

　　壟斷行業改革的阻力。我國的水、電、氣、石油等資源的價格標準，大多由政府批準定價，沒有體現資源本身價格，也沒有體現對環境造成損失的補償。許多企業既是獲得廉價要素資源的既得利益者，也是資源定價的重要參與者。這些企業何去何從，影響到相關部門職工的切身利益，是改革成功的關鍵。

　　對這些困難和可能出現的風險，應有充分的估計，做好長期應對的準備。從生產要素價格改革的方向看，應逐步弱化政府定價職能，根據供求關系和資源稀缺程度，形成主要由市場定價的機制。

　　(作者單位：中國國際貿易學會)

　　來源：

中國經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