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　界

　　“后三屆”企業家素描

　　中國企業家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昂笕龑谩辈环ζ渲械膬炐愦�表。

　　由于歷史上對其身份的不認可，曾經導致了這個階層在我們國家的斷層。

　　他們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和幸運兒。改革開放是他們誕生和成長的搖籃與沃土。

　　30年，他們因改革而生長、而正名、而壯大、而崛起。

　　30年，中國經濟格局的成分構成也因著他們而改變、而豐滿、而健碩。

　　在此前以及以后的相當長的時間里，他們始終會遭遇來自商業之外的眾多挑戰，并周旋于錯綜復雜的政商博弈之間。這是中國特殊的商業環境留給他們的無可回避的深刻影響。

　　商海弄潮30年

　　商海弄潮，潮起潮落，沉浮成敗。以他們中的任何一個為代表都不夠客觀和公正。于是，我們勾畫出“后三屆”的企業家群像。

　　第一代企業家

　　多少年以來，在這樣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度，從來不缺少政治家、文學家和科學家，就是沒有企業家。倘若勉強說曾經有過，那也不是以“企業家”這個名份出現，那個時候叫“資本家”。兩者在政治意義上是大不一樣的。

　　而新中國成立以后，幾乎所有的經濟問題和技術問題又都不免是個政治問題。這個國家曾經泛政治化。

　　由于人們在政治上對“經商”的難以接受和認同，幾乎沒有人會把自己與企業家聯系起來。沒錯，那時候，大多數優秀的人都不去經商，不像現在。

　　商人這個身份在政治上得到確認，是從1979年開始的。1979年，中國民營公司的合法性得到確認，但獲得完整的法律保護卻斷斷續續地經歷了20年。新事物的開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其間總有反復，有疑慮，有制約，有障礙…….

　　改革的時代，知識青年中不乏非等閑之輩，棄學棄政，投身商界。

　　恢復高考那一年，在遼寧，沈陽鐵路局當工人的馬蔚華考入吉林大學經濟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11年后他出任招商銀行總行行長；杭州出生的張征宇考上了北京工業學院，一直讀到博士畢業，1987年自創公司，后來做出第一代PDA掌上電腦“商務通”；在四川，劉永行三兄弟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數線但是因為“出身成分”不好而沒有被錄取，兄弟三個一怒之下辦起了一個小小的養殖場，20年后他們成為當時的“中國首富”。在廣州，華南工學院(1988年改名為華南理工大學)無線電班，三個年紀相近的同學很要好，最小的陳偉榮，來自廣東羅定縣，還有兩個比他大一歲多的黃宏生和李東生分別來自海南五指山和惠州。這三個人，日后分別創辦了康佳、創維和TCL三家彩電公司。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占到全國總產量的40%。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識青年都如他們般幸運。大多數人還來不及為人們所認識，卻已經消失。多年以后，依然存活者不多，于是有幸存活下來的，也就成為了今日的主角和英雄。

　　中國式敗局

　　在舊有體制下，民營經濟受到體制內的種種束縛。為了求生存，那時候，他們經常要做的事情就是破壞或繞開規則，突破束縛。80年代整個中國流行的一句口號是，“遇到綠燈搶著走，遇到紅燈繞著走”，聰明的人都在“摸著石頭過河”。

　　作家凌志軍在以中關村為樣本的新作《中國的新革命》中寫道：在那時候，政府對于進口商品，除了設置高額關稅，還構筑諸多非關稅壁壘，比如“進口許可證”和“外匯管理條例”。中關村的企業多為民間自發形成，產銷不在政府計劃之列，自然無從經由合法渠道獲得批文，所以只好另辟蹊徑，甚至采用非法手段，進口他們需要的電子產品。1990年中關村經營電子產品的企業已經超過千家，幾乎沒有人能夠保證自己不會直接或者間接地與走私者打交道。他們要么是躲避“進口許可證”，要么是偷逃海關稅款，更多的時候是兩者兼有。

　　“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對原來的法規條例進行突破，對不對？突破什么呢？就是‘違規’。你如果是完全按照過去的條條框框，你不敢越雷池一步，那肯定什么也做不成�！蹦莻�年代過來的企業家這么理解改革。

　　他們也因此而落下了“原罪”。

　　你也可以說，我們的國家曾經是一個法律意識薄弱的國家，規則、秩序混亂。但這一切是需要時間去改變的，在改變之前，越軌行為時常被視若無睹，這在當時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無疑激發了早期創業者的熱情和想像力，并且給予他們更多空間和更多利益。然而，冒險者也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戰。幸運者洗去昨日的“罪行”成為了今日之英雄，而不幸者則將獨自品嘗“大敗局”的苦楚。

　　在商業社會中，成功并且持久地成功永遠是偶然和幸運的，失敗則無所不在。于是，長于反省和總結的財經作家吳曉波及時地推出了《大敗局》，從近十年的包括

健力寶、德隆、順馳等在內的十個“敗局”中，總結了“中國式失敗”的經驗：民營企業與政商博弈中的弱勢地位，缺少對一種簡單而普適的商業邏輯的尊重，缺少對公平透明的游戲規則的遵守，缺少對符合人性的商業道德的敬畏。

　　這都是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計劃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特殊的商業環境下孕育的產物。而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來越錯綜復雜的政商博弈之中，將成為考驗中國企業家的最大挑戰。

　　那三次商潮

　　這個國家政治對經濟的影響無所不在。

　　回看歷史的每一次政策的激勵，都會掀起一陣經商潮。在改革30年中大概經歷了三次，分別發生在1984年、1987年、1993年。

　　1984年，中國經歷了第一次全民經商潮，那一年屬于珠江三角洲。全國騷動而熱切，無數胸懷野心的青年人紛紛奔赴此地。吳曉波回憶：這一年，浙江大學數學系畢業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統計局的辦公室里編寫了第一個統計系統軟件，他發誓要做中國的IBM，不久后，他將南下深圳書寫一段高亢而悲壯的生涯；同樣也是浙江大學畢業的段永平憤然離開分配單位北京電子管廠，他發誓自己以后再也不會在國營工廠里上班，因為那里“人人都覺得能干，卻什么都不干”，他也將坐著火車到珠江三角洲去了；趙新先，軍醫大學的教授帶著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筆架山下開始新的事業；在惠州，從華南理工大學畢業的李東生在一個簡陋的農機倉庫開辟自己的工廠，他與香港人合作生產錄音磁帶，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家電公司TCL。

　　“讓我們都下海吧”，彼時，經商之風已經盛行，人們不約而同地用“下�！眮砻枋觥敖浬獭薄�

　　時間來到了1987年，那一年，被稱為中國企業家年，中央5號文件中，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被徹底放開。但很快，經濟的熱潮被隨之而來的政治運動和經濟整頓打斷。

　　更激動人心的季節在1992年到來了。那一年春天，鄧小平異乎尋常的南巡旋風席卷整個中國，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動，同樣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敏銳的人們嗅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機，全國彌漫的都是發財的欲望和沖動。

　　這一次的經商潮對中國官員的沖擊最大，他們也開始躁動起來，紛紛投身商海。按照國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計，這一年辭官下海者有12萬人，沒辭官卻又投身商業的人超過了1000萬！另外還有大約數以百萬計的教師、學生和科技人員在經商。

　　沒有人會忘記這激動人心的季節。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到來。而“過熱”和“宏觀調控”，那是之后的事。

　　但民營經濟真正的春天是在1998年才到來的。1997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憲法修正案，以最高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非公有經濟的地位：非公有經濟不僅僅是“補充”，而且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并承諾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對各類企業予以保護、監督和管理。這是黨對既定政治理論和經濟理論做出的重大修正。

　　在市場領域，政治的色彩越來越淡。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比例不斷提升。至此，中國企業家真正開始形成了一個新的階層。此后，他們在

中國經濟的舞臺上長袖善舞，各領風騷。他們因此積累了財富，也擁有了更多的話語權。

　　未來是海歸的天下

　　越來越多的優秀的年輕人在自己的人生規劃中選擇了經商。張維迎說，這個社會最優秀的人在做什么就決定了這個社會的進步程度。是的，在著名的中關村，中國最優秀的年輕人在那里將自己的技術投入市場轉化成了財富。

　　王志東、王文京、李彥宏、鄧中翰、周云帆、張朝陽、丁磊……他們正在書寫著數字化時代的財富神話。

　　這些人當中，相當一部分是“海歸”。他們從國外帶回了資金、技術、現代管理制度和商業模式，還有全新的理念。他們大多聰明、年輕、有知識、有眼光，有遠見，并且富有熱情和野心勃勃。

　　跟前輩們不一樣，他們沒有舊體制的束縛，并且他們的國家正在努力完善自己實現與國際接軌。他們不一定處于一個更有利于創業的年代，但他們處于一個充滿了機遇、可能和想象力的時代。他們正在努力擺脫“中國制造”，向“中國創新”進軍。

　　“海歸潮”正在興起，并遠沒有結束。2002年，成為“海歸潮”的第一個高峰年。從2002年春天到2003年秋天這18個月里，有16510個留學生來到中關村訪問，其中有3800人留了下來，比過去20年的“海歸”加在一起還要多。他們每天注冊兩家公司，把留學生企業總數增加到1785家。

　　凌志軍說，在21世紀開始的幾年，是海歸拯救了處于互聯網寒冬的中關村。這也是我們國家的幸運。他信誓旦旦地斷言：未來三五十年，中國一定是海歸的天下，各行各業的杰出人物都將是海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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