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化 界

　　人文精神的堅守者

　　40年前，一場以“文化”為名的大革命徹底打碎了中國5000年的文明與傳統。然而，砸碎一個舊世界，卻并未建立起一個新世界。這一歷程，伴隨著無數人的精神迷失。

　　從十年創痛中蹣跚走出的“后三屆”學子們，由此更為深切地體會到什么是精神的廢墟、思想的重建、文化的堅守。即便彷徨、悲涼卻也難以褪去其根固的理想主義：心憂天下、匹夫有責。

　　所以，他們在70年代書寫出反思歷史的“傷痕文學”；在80年代初展開了 “人道主義與異化”大討論；在90年代可重新掀起“人文精神”大討論，直至21世紀重拾傳統，帶動國學熱的思潮……

　　人生幾經沉浮，一次次從輕信到幻滅的生活體驗，使“后三屆”對社會現象有了清醒而堅定的判別能力。

　　“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注重學術；在官學與私學之間，弘揚私學；在俗文化與雅文化之間，堅持雅文化。”

　　一代知識分子在理性的選擇中，實現著對人文精神的自覺堅守。

　　陳平原：走過歷史的蒼涼

　　“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么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心墳，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戀。”

　　——魯迅《墳》

　　若干年后，已成為一代文學史大師的北大教授陳平原追憶悠悠逝水流年，常用魯迅《墳》中的這句話自比：“埋葬過去、但不無留戀”，人生即是在這種不斷的清理與反省中達成自我蛻變，直至成為今天的這個“新我”。

　　“人非草木，不會無情，我們還會懷念自己的過去，還會紀念我們走過的路，包括艱辛，包括歡樂。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墳的話，你不會長進。”

　　其實，這不只是他，也是一代歷經文革、上山下鄉運動的77、78級學子的典型人生歷程。

　　青澀年代

　　1969年秋冬之際，陳平原到了潮州老家。跟別的知青有點不一樣，他們是下鄉，陳平原則是回鄉。

　　他還記得第一天出工的情景。一大隊人帶著鋤頭，挑著肥料，到離住處三四公里外的田里去，中間要翻過一個山嶺。年僅15歲的陳平原得到隊長特殊照顧，被要求“只管給人家扛鋤頭就好了”。他扛著兩把鋤頭，走了三公里，累得就不行了。

　　一年后，鄉親們安排他去教小學。陳平原形容那時的自己特別像阿城筆下的孩子王。

　　“我需要耐心地告訴那些孩子，在上課的40分鐘內，不能隨地小便，不要去廁所。我經常會碰到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情：有時候正在上課，突然就有孩子舉起手來：‘老師，我要尿尿’，‘老師，我尿褲子啦’”。

　　這段經歷讓后來的陳平原頗為得意，因為，他可能是北大唯一一個“這輩子從小學一直教到博士班”的學者。

　　然而，彼時的他并不能體會到這樣的心情。困苦生活中不知路在何方的苦悶，緊緊纏繞著陳平原的整個少年時期，構成他日后 “慘淡人生”記憶中最黑色的部分。不難理解，這位鄉村教師渴望走出閉塞山溝溝、去看看外面世界的心情，是怎樣的迫切。

　　8年后，他等來了改變命運的機會。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不久，陳平原收到中山大學中文系的錄取通知書，人生新的一頁真正打開。

　　這是1978年，正好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大學里開始接受各種各樣的學說和思想，什么都是新鮮的。但是作為恢復高考后招收的前兩屆大學生，“七七、七八級”學子有它的光榮，也有它的苦惱，圖書教材、課程設置、學術氛圍等，大都不如人意。

　　后人很難想象，當時中文系學生學了一年的文藝理論課程，竟是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中心，同學不滿，可教師的辯解也很有力：誰說毛澤東文藝思想不是文藝理論？

　　陳平原自嘲：幸虧還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方才足以彌補“文革”剛結束大學校園里百廢待舉的缺陷。

　　至今，他仍記得代表他們這一代學子大學風貌的典型片段：半夜里到書店門口排長隊等待《安娜·卡列尼娜》、大白天在鬧市區高聲叫賣自己編印的文學刊物《紅豆》、吃狗肉煲時為約翰克里斯多夫的命運爭得“臉紅耳赤”……

　　這些片斷雖則苦澀，卻也彌足珍貴。它是一代人思想解放的印記。那段時間有了重印經典，中文系學生都開始拼命讀十九世紀西方文學名著。陳平原笑稱，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羅曼·羅蘭小說，“三種不同性質的東西，攪和在一起”，構成了他的思想啟蒙。

　　和他一樣，無數學子從“文革”陰影中走出來，都經歷了一個清洗歷史垃圾，“上吐下瀉再重新進補”的思想重建過程。

　　重構“文學史”

　　1983年深秋，即將碩士畢業的陳平原跨長江過黃河，目的是為后來進京工作探路。當時聯系的單位是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他進燕園拜會黃子平，被勸知“一定得見見老錢(錢理群)”。

　　他們在錢理群那間十平米的小屋里聊了一個下午。臨別時陳平原呈上自己剛完成的《論蘇曼殊、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當晚十點多，讀過文章后，老錢就急匆匆跑到勺園，找黃子平商量如何勸陳平原轉投北大。

　　事后，老錢真的說服王瑤先生出面，要求北大破例接納陳平原這位中山大學的畢業生。功虧一簣后，王先生毅然決定把他收為自己的第一個也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個博士研究生。

　　讀博士的時候，陳平原每周到王瑤先生家里去一兩次，跟王先生聊天。王先生是喝茶抽煙的，總說自己經過幾十年“水深火熱”(指抽煙喝茶)的煎熬，“顛倒黑白”(指牙齒變黑，頭發變白)，終于成了這樣一個學者。陳平原也就這樣在王先生煙霧繚繞的“熏陶”下度過了三年。

　　王瑤先生經常也會讓他去找其他的老師，比如說吳組緗、林庚、季鎮淮，但是也沒有課程，只是私下聊天。所以，無論是在碩士階段還是博士階段，陳平原都沒有受過系統課程訓練，卻充分享受了自由選擇、思考和閱讀的讀書生活，這也奠定了他后來注重學術趣味、不拘一格的治學風格。

　　陳平原正式拜在王瑤門下念書后，錢理群就成了陳平原的師兄。陳初入燕園時，人地生疏，錢、黃兩家就成了他們的主要聊天場所。開始是兩人兩人聊，后來發展到三人一起聊，且越聊越專業化，居然聊出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命題來。

　　當時正值1985年前后，整個學術界走過最初的“撥亂反正”，開始思考一些深層問題，京城文化界掀起一股文化熱，全國性“創新座談會”由之召開，年輕學者成為主角。會上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在日常聊天的基礎上聯合作了一個關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報告，陳平原被推為代表發言，反響很好。

　　不久，《讀書》編輯部在這個報告基礎上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為題，連發了6期，陳平原一時在學術界名聲大噪。三人談話方式強調“思想的草稿”，是一種新的嘗試；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在文學史論述中打通了此前追隨政治史的近代、現代與當代文學分野，用“現代化敘事”取代了此前一直沿用的階級斗爭敘事框架，順應了當時的學術潮流。到今天為止，“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基本上被學界廣為接受。

　　學之大者

　　記者面前的陳平原是一個溫潤儒雅的學者，給人神閑氣定的感覺。所謂人如其名，一些師友尊稱他為平原君。他自己曾多次在不同的演講和文章中提及他的博導王瑤先生對他的告誡——有才華是好事，橫溢就可惜了。

　　一位學生這樣描述：“平原先生說話時語輕意深，大氣而又平淡；儒雅是學者，隨意卻像學生，形是樸厚書生，神是淡泊君子；雖然貌不驚人，但很是迷人。”

　　在他身上，有著很多讀書人所傾慕的軼事，包括早年與導師王瑤教授的“小魚隨大魚覓食”的經典師生范式；也包括他與夫人夏曉虹教授夫唱婦隨的經典夫妻模式。陳平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喜好天馬行空獨來獨往于學術的天地中，在京城學術界有“獨行俠”之稱。

　　他在《小說史：理論與實踐》的小引中寫道：“編學術集刊，我強調‘有情懷的專業研究’；寫學術隨筆，則希望是‘有專業背景的揮灑才情’”。

　　多年來，他一直保持著學術著述和散文隨筆兩種文體的嚴格區分，自認在專業治學基礎上，有些人生感慨和社會思考能通過小品文字略為宣泄，借此保持一種人間情懷。

　　也因此，陳平原把很多目光投入到北大精神和大學教育上。北大百年校慶期間，他編了《北大舊事》，寫了《老北大的故事》，將北大和北大精神，借助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現出來，很符合大眾閱讀口味，一時引領了出版時尚。

　　這幾年，談論大學的書籍，紛紛從硬邦邦的論說與數字，轉向生氣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他的“開風氣”之作，不無關系；以致現在各大學編校慶讀物，都會格外關注“大師”的表彰，以及“大學故事”的講述。

　　從78級大學生一路走來，陳平原從未離開大學，目睹三十年學院滄海桑田巨變，也自有百般滋味在心頭。他總結他們這代人是“一生而歷兩世”，每走一步都戰戰兢兢，如屢薄冰，“意識到自己在治學方面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總有一種歷史的蒼涼感。”

　　八十年代有一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他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回過頭來看，他們這代人是幸福的，因為歷經各種苦難，深知人世維艱，所以對社會和人生也就有了特別通達的理解。

　　陳平原訪談

　　我是個低調的理想主義者

　　《小康》：看你1978年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氣象新》，有恍若隔世之感，那是一段怎樣的記憶？

　　陳平原：我們自己總結是：生在紅旗下，長在三年“自然災害”中，該讀書了，碰到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鄉，等到結婚的時候，又碰到獨生子女政策，各種各樣的辛酸苦辣，我們都經歷過來了……

　　跟我們的長輩很多在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酷打擊或迫害相比，五十年代生人還是比較順利的，但絕大多數也都曾經有過心靈的創傷，體會到人生的冷暖，在這種寂寞人生的苦難中逐漸成長起來。所以，這些人的心理素質比較好，抗打擊能力比較強。

　　我們的成長過程是伴隨著這個國家的命運一路走來，一步步跟著這個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當然，我們也參予到推動這個時代變化的努力中。

　　《小康》：有人認為上山下鄉對國家是災難，但對個人是因禍得福，它使得你們這代人躲過了小學、中學、大學的現代格式化教育過程。對此你回過頭來看又是怎樣感受?

　　陳平原：這是后世追認的。人生不能重新假定和設計。但是我反對這種說法。因為文化大革命包括上山下鄉中的痛苦，那時候日常生活中對未來的迷惘和絕望是很多后面的人無法領會的。

　　我之前在鄉下8年，后來人可以想象說有了這8年的社會經驗我以后的人生會怎么怎么樣。但是有多少人熬不過這8年？77年考試的時候多少人沒上來？按照那年的錄取比例，一個人上來了，二十幾個人沒上來。多少人根本就沒有熬過文化大革命，在鄉村里自殺了，或者日后沒有考上大學，一輩子幾乎就荒廢了。

　　《小康》：如果沒考上大學的人會是怎樣的命運？

　　陳平原：文化大革命的中學生，如果后來沒能上大學，你可以想象，回城以后，第一件事是在大城市的邊緣搭一個小棚子，然后就開始做一些零雜工。因為你沒有技術，沒有學問，將來提干你輪不倒，經商你沒本錢，只能提早下崗。即使沒下崗，現在也該退休了。

　　我們是幸運兒。盡管我承認我也很努力過，但我承認很多靠的是機遇。有了上大學這個機遇，你后面走得很順。我也在不斷地彌補，不斷地糾正，不斷地使自己走得順一點，但是我知道“四人幫”迫害的時光是補不回來的。

　　《小康》：學習的熱情、理想主義的氣質、心懷天下的責任感，這是否可以說是七七、七八級的普遍精神特質？

　　陳平原：相對來說，我屬于低調的理想主義。高調的理想主義和低調的理想主義不一樣。我們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也是一種理想主義。像胡適所說的，“只要耕耘，必有收獲”，或者“只求耕耘，不問收獲”，這些都是低調的理想主義。你還看得見，有那種氣質或者追求在后面，但是對于收獲本身，并不抱特別大的期望。

　　《小康》：這種低調的理想主義骨子里是一種悲觀？

　　陳平原：不是悲觀主義。過去宣傳“小車不倒只管推”，現在我反過來說，只要你我肯推，小車可能就不倒。中國的獨輪車，是很難掌握平衡的，你要是停下來，它可能就倒了。所以，只要你肯推的話，它就能夠一直往前。盡管歪歪扭扭，但還是往前。

　　所以，有時候他們說得特別特別悲觀，但問題是我們還必須生活。如果把中國想象得一無是處的話，比如說環境不好、人心不好、道德不好，國家形象有問題，政治體制也有瑕疵……我們怎么辦？我知道這些問題都是真實存在的，所謂“直面慘淡的人生”，就是這個意思。

　　首先要相信中國這輛小車，只要不倒，就能往前，一點一點改革，或者說改進。我相信絕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希望這個小車不倒的，只不過采取什么樣的方法、用什么樣的途徑來維持它不倒，而且還要往前，這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小康》：人文學越來越不能夠像當年那樣影響當下社會，您認為原因出在何處？人文學是回到了它本該有的位置還是日漸式微？

　　陳平原：相對那個時代，現在人文學的地位確實是今非昔比。但現代化本身要求合理化、科程化，講求工作效率和實用理性等，這些都會導致傳統的人文地位下降。罵也好，感嘆也好，時代已經走到這一步，回不去的。人文學者很容易懷念起當年的談笑風生、指揮若定，現在那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人文學者在堅持自己的價值立場和學術觀念的同時，必須努力理解這個時代，調整好自家心態以及工作策略。

　　老鬼：血色的浪漫

　　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30年來社會的進步，思想觀念的進步，也就沒有今天的作家老鬼。前30年的他，大多數時間都在動蕩和坎坷中渡過，從1977年到現在的30年，則是他命運巨大轉折后自我價值實現的30年，也因為如此，我們今天才能讀到《血色黃昏》、《母親楊沫》這樣震撼人心的著作。

　　我特別想回北京

　　我在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待了八年，其中有差不多五年挨整，后來改變處理，把敵我矛盾改為人民內部矛盾。 這時我就特別想回北京，可是非常難。鄧小平主持工作的時候，有一批知青從兵團回了北京。我父親一個老戰友，他幫忙把我調到大同當工人。1976年，我拿到了到大同的調動手續。路過北京的時候我就想，如果能留在北京，我就不去大同了。可是，這時遇到了批判右傾翻案風，回北京已經沒有希望了。因為在家沒事兒干，我就偷偷地寫《血色黃昏》，父母不愿意讓我寫，為此，我跟他們產生了一些矛盾，春節剛過，我就被趕到了大同。

　　到大同以后，我打開枕頭一看，發現《血色黃昏》的稿子丟了。這時，我已經寫了十多萬字，就趕緊寫信跟我爸爸要稿子，我怕他給我銷毀了，所以在信里說“如果銷毀，一切后果由你負責”。為此，我爸爸說我過河拆橋，威脅他，剛開始求他調到北京的時候對他很客氣，一看調到北京沒有希望了就露出了真相，跟我斷絕了關系。他還讓他那個老戰友不要對我太好。一開始，我以為就我爸爸跟我斷絕關系，就給我媽媽(著名作家楊沫)寫信，我想她的心應該軟一點，希望能夠把稿子給我。沒想到我媽也給我來封信，字很大，寫得很簡單，內容就是跟我斷絕一切來往。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剛到大同，父母就和我斷絕來往，我想不通。所以后來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對我媽耿耿于懷。當時正好發生了“四五”事件，我在大同舉目無親，前途一片渺茫，想回北京也沒門，心上人作為工農兵學員在大連上外語學院，所以情緒特別灰。

　　1977年秋天，得知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后，我特別激動，覺得自己可以試一試，有希望回到北京了。這次機會無論如何不能錯過。這時，我已經開始值夜班做保衛工作，所以白天有時間復習功課。當時我主要是復習數學，語文就看了些《語文知識》之類的。但我不擔心——這些年來，寫日記和上訴書已經把文筆練出來了。

　　一邊寫高考作文一邊流淚

　　1977年12月6日上午9點，我坐在大同市第10中學教室，參加高考。我特別激動，真沒想到30歲的人了，還能人模狗樣地進高考考場。四周的考生，都是胡子拉茬、干過一段時間工作或上山下鄉的人，歲數比較大，北京的不少。

　　當我坐在這間普普通通的中學教室里，小課桌的右上角放著有我相片的準考證時，昏昏然就如同一個內蒙的土老帽兒坐在聯合國安理會大皮椅子上一樣激動萬分。我多年挨整受壓，把心整得灰極了。表面上似乎很高傲，不愛理人，不愛親近領導，但骨子里極自卑，總覺得自己比別人壞，比別人丑，比別人低賤。當了這么些年反革命，好像一直浸在大糞坑里的臭肉，怎么洗，怎么抹香水，毛孔里也有臭味兒。

　　過去在內蒙，從1970年開始，兵團就開始選送工農兵學員，1971年，我們連就走了好幾個。每年這個時候，我們連一百多名知青都暗地里較勁，希望自己能被選上。但是，走的大都是表現好，跟領導關系好的人，多是排長、班長。怎么也輪不上我這號的摘帽兒反革命，我自知沒有希望，只有羨慕的份。因此，在考場心情難以平靜。

　　當年的高考是各省自己命題。山西語文高考的作文題是：《知心話兒獻給華主席》。我覺得，這太對我的感覺了！過去被專政多年，飽嘗了各種辛酸和凌辱，現在，骯臟污臭的馬車夫也上了考場，有望進大學校門，有多少知心話想跟人說說呀，父母不理我，孤狼一個，把憋在心里的話跟華主席說一說，正好啊！

　　我的文路是先講自己能參加高考非常激動，再交待原因，講挨整經歷，最后結尾：感謝黨中央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

　　之前，八年勞改生活已經寫了兩遍：第一稿父親給偷走了，在工廠又寫了第二稿。對于文章的大概結構，主要情節了如指掌。所以，我一開筆就沒停，從開始寫到考試結束，整整兩個小時時間里，手都在寫，一氣呵成。

　　寫這篇高考作文也是出了一口氣。我邊寫邊流淚。過去的創傷又全撕開了，一股山呼海嘯般的激情包圍了我。1970年夏天，大大小小的批斗會，直到現在還心有余悸。被撅著屁股，深彎著腰的丑態，把最隱蔽的地方給人展覽；在烏拉斯泰林場讓一天津人打成獨眼龍，兔子一般落荒而逃，丟盡了尚武男子的尊嚴；還有那次學習批林彪的中央文件時，被當眾轟出蒙古包，躲進山上一石頭坑的恥辱，仍舊隱隱作疼……

　　我的右胳膊硬得像木頭棒子，三個手指頭緊緊攥著鋼筆如同攥一把大斧頭，拼命地寫，掄圓了砍。邪了門了，那鋼筆尖竟受得了！筆尖與桌子相碰發出當當響聲，很快引起了監考老師的注意。他警覺地走過來，以為我要發神經病，用劈樹的勁頭寫字。我努力低著頭，不愿意讓這老師看見我熱淚縱橫。可這老師開始不斷地站到我身邊，觀察我的考卷，一站就站好半天。這就像大便時，有人站旁邊觀察你拉一樣，我感到特別扭。他可能是好奇，想知道我何以如此激動。但是，這多影響考生的情緒呀！我又沒作弊，你盯我這么緊干啥？所以很膩歪這位監考老師總站在我身旁……我赤裸出自己的傷口，不是給你觀賞的，是為了說說當了多年壞蛋的苦水，是為了打動閱卷老師的心，多給幾分兒。可是又沒法轟他走，心一橫，暗暗鼓舞自己：沒關系，你看吧，此時此刻，就是脫光了腚給人看也不能退縮，拼了！這是用筆桿子在和考卷摔跤……千萬不能輸！

　　我全身肌肉繃得跟石頭般的硬，感覺一生的命運就在此一舉。勝了能回北京，能上北大，能找好工作，能躋身干部行列，能找個好老婆，敗了就在這兒窩著吧，連個農村的女孩都不要你。流淚是到此為止，這輩子總不順，老打敗仗，這次一定要出頭！

　　剛剛寫完最后一個字，老師已開始一張張收卷子了，我根本來不及從頭到尾再檢查一遍就交了卷，里面肯定有不少錯別字。試卷被我的筆尖扎了不少小窟窿，那張倒霉的桌子也被戳了數不清的小坑兒。我的兩手指頭攥鋼筆攥出了兩道青色的印痕。

　　事后聽說，大同市有一個老高三的北京女生在考場上激動得當場神經錯亂，瘋了。難怪那位監考老師總在我身旁轉悠。看我撲簌簌老流淚，自然擔心我神經出問題。

　　當天考完后，我回到工廠宿舍，把頭一蒙，倒在床上，燈也不開，在黑暗中靜靜躺著，一動不動。屋里爐子滅了，很冷，而我渾身卻發燒發燙……這場考試，等于和人摔了兩小時跤，精疲力竭，全身的肌肉極累。第二天，我又打起精神，考了一上午。腦子高度緊張，絞盡腦汁解數學題，但不像前一天那么激動了，情緒穩定了很多。

　　事隔一個多月后的一天，在進城的公共汽車上，我聽見幾個青年人聊天，說這次高考，有一個北京知青寫的作文特別感人，判卷的老師看了，沒有不掉淚的。我的心哆嗦了一下，本能地感覺這人絕對是我，我自信我的文章從頭到尾翻滾著一股熾熱的感情激流，雖不干凈漂亮，但實實在在，兇猛暴烈，肯定會震動判卷老師的神經。這時，我心里就有底了，感覺自己有戲。一有閑暇，我就繼續寫《血色黃昏》。

　　收到通知書后三天三夜睡不著覺

　　1978年2月3日，我收到了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北大到山西招生的哲學系教師王守常要了我，他覺得我歲數大，不能再拖了。他歲數和我差不多，我到北大以后我們成了好朋友。本來我想上中文系，但當年北大在山西不招這個專業，所以，我被錄取到新聞系。

　　收到通知書后，我在礦機廠的單身宿舍小屋里激動得三天三夜睡不著覺，一點也不夸張，真是三天三夜。我神經太脆弱，有點兒事刺激就睡不著。啊，夢寐以求的心上人有希望得到了，工人這個卑微的找不著對象的身份可以改變了，朝思暮盼想回而回不去的北京有希望回去了！我放縱自己沉浸在無邊無際的幻想中……全身燥熱，徹夜難眠。

　　讓我激動的另外一個原因在于，考上北京大學是人生中第一個完全靠自己力量打勝的一大仗。從小父母就罵我：“你不聽大人話，沒好下場！”這次考上北大，說明不聽他們的話，照樣會有好下場。聽他們的話，循規蹈矩，是當不了反革命，但也絕寫不出感人淚下的作文。 父母并不永遠正確！沒有父母幫助也能成功。這次高考勝利，大大增強了自己的自信心：我也是有一點點力量的，能摔倒人生路上的龐大對手。

　　因為我考上了北大，我媽不久就給我來信，讓我回家去了。臨行前我們幾個北京知青在一起喝了一頓。此時，我的《血色黃昏》初稿也快完成了。我在家過完了春節，就直接從家里進了北大。高考對我命運的改變太大了。我從一個偏僻的小城市到了北京，從被父母驅逐出門外到又被接納，我愛戀多年的心上人的姐姐很理解我，她把我寫的《血色黃昏》給妹妹看，心上人看了以后非常感動，1978年春節她是回北京過的，還到了我家。在北大就學期間，我們一直有聯系。畢業后，她分回了北京。后來，因為思想分歧較大，我們最終還是沒能走到一起。

　　進北大我就跟做夢一樣。我不是個好學生，當時教材挺沒勁，我也沒多大興趣，功課方面我不太用心，只求及格就行。期間我又跟家里鬧翻了，和父母斷絕了關系。我心里憋得慌，我自己的經歷，擱在別人身上可能過去就過去了。可是，我老是想出這口氣了，于是全心修改《血色黃昏》。中國青年出版社當時準備出版這本書，為此，我們班的女生一人分一摞，幫我抄稿子。遺憾的是，這本書在我上北大期間未能出版，一直到1987年底才由中國工人出版社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