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　界

　　政界的中堅力量

　　2007年9月13日，國家預防腐敗局正式成立。此前剛剛履新的監察部部長馬馬文(女)兼任國家預防腐敗局首任局長。馬馬文為南開大學歷史系78級學生。

　　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可以肯定，“后三屆”這批30年前的大學生目前遍布中國政壇的各個領域。他們要么主政一方省市，要么領銜某個部門，成為中共黨政隊伍的中堅力量。

　　2006年12月初，79級北大畢業、經過20年西藏基層歷練的胡春華也履新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

　　至此，中國干部的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越上一個新臺階。

　　這是一個不可復制的群體。他們基本與共和國同齡，大體出生在1947～1955年，在紅旗下與新中國一起成長。作為一個整體，他們不僅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也有一些相似的集體性格。

　　主政中國未來的這些人的特色，也將是中國將來改革的特色。

　　政壇的“西政現象”

　　“西政”(西南政法大學的簡稱)，一個地處內陸重慶的政法院校，曾經名不見經傳，也沒有悠久的歷史。但這都不重要，歷史在1978年恢復高考之后被改寫。

　　那一年，它以全國重點大學的身份成為當時全國四所政法院校中唯一恢復

高考招生的一所。那一年，全國法律專業招生人數729人，其中西南政法學院招了將近一半。這些人成為了日后的大法官、大律師、大檢察官、大學者……還有政治家。

　　從那一年開始，這里成了培養中國法學人才的搖籃，全國一半以上的大法官、大檢察官、大學者、大律師從這里走出去，也有人走向政壇，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因此成就了著名的“西政現象”。

　　在重慶，美麗的歌樂山下，那所著名的法學院校，在我們國家的法學史上，書寫下了最不可替代的一段。

　　中國法學界對西南政法大學始終有著一種特別的情感，一方面，因為這所院校對中國法學界做出了特別的貢獻，這里是培養中國法學人才的搖籃，全國一半以上的大法官、大檢察官、大學者、大律師從這里走出去；另一方面，這里出去的人帶有一種特別的西南氣質，北京大學著名刑法學教授陳興良在為西南79級邱興隆教授的博士論文《關于懲罰的哲學---刑罰根據論》所作序中稱，“我對西南政法大學情有獨鐘……，似乎歌樂山有一種仙氣，從歌樂山走出的學生都有一種成仙得道的感覺”。

　　“西政有一種仙氣”的說法不脛而走，并傳開來。深處幽境，故西政人修得不與世爭、不以浮躁、潛心學問的品性。

　　崛起的“78級”

　　如果說西政是中國法學史上最不可替代的，那么西政78級又是其中最絢爛的一段。他們的貢獻已經不僅僅限于司法界，其中一部分已經走出司法界，開始主政一方，成為政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初秋的陽光透明如水，從窗戶恬然投進陳澤憲堆滿資料的辦公室。陳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中心主任，西南政法大學(以下簡稱西政)78級學生。

　　夏勇，陳澤憲西政同學，“下海”前，一度也在北京沙灘北街的社科院法學所工作，從副研究員到研究員，最后成為法學所所長。

　　當年的老同學稱夏勇“下海”，并不是說夏經商了，而是說夏進入了中南海——2005年6月初，夏勇在社科院法學所所長任上被任命為國家保密局局長。

　　夏勇，并不是西政78級惟一的省部領導。

　　周強 湖南省省長，省委副書記

　　張穹 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

　　李連寧 全國人大副秘書長

　　朱孝清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大檢察官

　　黃松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張鳴起 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紀檢組組長

　　胡澤君 廣東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原國家司法部副部長

　　江必新 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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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澤憲在接受《小康》采訪時，一口氣數出來的西政78級省部級官員就有10多個。

　　何以出現西政78級現象？

　　無疑，78級西政人遇上了最好的歷史機遇，與此同時，西政得天獨厚的師資優勢也為他們提供了最好的條件。

　　文革十年，中國的法學教育幾乎空白，政法系統出現了人才的斷層。到了1978年的時候，西南政法學院率先恢復招生，據說西政重新恢復招生的報告正好還是鄧小平管教育的時候親自批的。

　　更幸運的是，雖然十年沒有招生，但西政的師資力量卻奇跡般地保留了下來，原校的90%教師留校繼續任教。當時，那里匯集了全國最頂級的法學專家，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西政的法學師資力量都是其他法學院校所望塵莫及的。

　　等到1978年，高考恢復，西政迎來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招生。根據司法部教育司統計資料顯示，1978年，全國法律專業招生人數是729人，其中西南政法學院招了將近一半，364人。此外還有62名師資班的學員。

　　“西政78級共400多個學生，分為10個小班。現在學界加律師加商界的大概占了1/2，另外1/2基本上都是公務員。我在9班，和張鳴起、朱孝清是同班同學。張鳴起當了4年黨支書，當年10個班中，他是為數極少的4年連任的黨支書。朱孝清考入大學前是民辦教師。考入大學后，他是400多名學生中惟一一名連續4年每門功課都拿優秀的學生。這讓很多人很是‘吃醋’。”同為西政78級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在接受《小康》采訪時介紹。

　　同是西政78級的司法部司法鑒定管理局局長霍憲丹回憶：那十年中間的人才一下聚集到一起了，不同的年齡段，不同的社會閱歷，不同的知識背景，不同的愛好，大家在一起共同學習法律，在思想上，性格上，在人生經驗上發生交匯和碰撞，這樣反而有利于大家對法律的理解。

　　那時候，有了社會歷練并經歷了憂患而比較成熟的他們已經開始利用自己的人生積累，思考當時國家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譬如，中國如何發展？怎么發展？他們“一邊走在泥濘的小道上，一邊談著對世事驚世駭俗的看法。”

　　整整憋了10年的老師就像鉚足了勁的發動機，高速運轉起來。而在工廠，在農村，在部隊荒廢了大好青春的學生，也玩命地學，誓要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那時候大家都是比著來。”

　　西政78級潛心學習，幾乎不受外面的影響。多少年后，不與世爭、不以浮躁、潛心學問，也就成了西政人標志性的氣質。

　　同時，他們特別務實、簡樸，甘于物質的淡泊。這些品質一直延續到后來的人生當中。

　　2000年左右，一位西政校友去當時朱孝清在浙江杭州的家中，看望他和他妻子。發現他們家的家具還都是結婚時他夫人的陪嫁——就是那種很老式的家具。吃飯也只有兩三個菜，還都是最簡單的家常菜。“那時朱孝清已經是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了。不單朱孝清是這樣，我觀察很多78級的官員都是這樣。他們那一批人真的很務實儉樸，對物質上的要求不高。”那位西政校友這樣評述。

　　畢業后，國家開始了民主與法制的歷程。改革開放需要大批法學人才去建立健全法律體系，以打破以人治國、權力過分集中的局面。同時，規范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間的經濟活動。

　　但那時候，國家百廢待舉，司法界人才奇缺，這無疑給了他們最好的機會。他們各自走上不同的崗位，推動著中國司法改革的進程，同時也創造著個人職業生涯的輝煌。

　　30年后，“中國的司法狀況，比之30年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中國司法隊伍的素質有了提高。國內的高等教育培養了大量司法后備人才。作為司法準入條件的國家司法考試，成為‘神州第一考’。現在打擊犯罪，也講程序權利，也需要證據、證人。”賀衛方說。

　　而隨著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推進，法治在我們國家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因為市場經濟的本質即是法治經濟。于是，不僅僅在司法界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在政界，法律人才也得到了重用。

　　法學背景的官員特色

　　2005年6月7日，夏勇被任命為國家保密局局長。由專門研究人權問題的著名法學家來擔任該職，被認為是一個恰當的選擇。

　　“夏勇對人權保障有深刻的思考，他知道怎么去把握保密與放開之間的尺度，他比別人更明白保障公民知情權的重要性。現在有機會讓他逐步把他的法律理想付諸實踐，無論對他個人還是整個國家都是獲益良多的。”一位與夏勇私交甚篤的朋友接受《小康》采訪時這么說。

　　很快，人們感覺到了這位新任局長對保密制度的推動作用。

　　同年9月12日，國家保密局、民政部聯合宣布對因自然災害導致的死亡人員總數及相關資料解密，原《民政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范圍的規定》中的對于“因自然災害導致的逃荒、要飯、死亡的人數總和以及相關情況進行保密”的規定予以廢止。

　　那是夏勇主持國家保密局的第一項公開舉措。此后的解密工作一直在做，保密范圍逐漸縮小。人們的知情權得到了進一步的保障。

　　“夏勇的才華遠不止于法學方面。他有深厚的國學底蘊，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身上兼有楚文化的灑脫、開放和超越意識，又有儒家文化的節制和兼濟天下的情懷。” 夏勇是湖北荊州人，生在楚文化的發源地。

　　在《中國民權哲學》自序中，夏勇說，“當時，無論在中國的貧困鄉村，還是在歐洲的繁華都市，每每從我心底油然涌起的沖動，就是‘想做事’。”他說的“當時”，那已經是十多年前。

　　“他一直就是一個負有強烈責任感的人，無論在朝在野，都是‘家，國，天下。’”在那位朋友眼中，夏勇是比較完美的一個人，不同于一般官僚的做派，他低調、嚴謹、做實事。

　　在夏勇之后，他的同班同學周強也主政湖南，成為了最年輕的省長。

　　獲委任后，周強發表了任職講話，承諾推行某些政策；承諾將解決群眾關心的就業、就醫、就學等實際問題；承諾多為群眾辦實事，多考慮群眾的利益；承諾加強勤政廉政建設，提高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強化行政責任，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建設務實高效、廉潔高效的責任政府，如此等等。

　　一位湘商說，周強很務實，也很開放。上任以來，確實為湖南老百姓做了不少實事，尤其在經濟方面。這位湘商舉例說，周強一直在凝聚全國湘商的力量，以他們的力量來促進湖南的發展。

　　2007年1月10日，首屆異地在湘商會和湖南異地商會會長年會在長沙舉行。時任代省長的周強親自出席會議并作重要講話。湘商得到如此重視，這在史上還是第一次。

　　不止于此，在他的主持下，首屆湘商大會也得以順利召開。此舉對于展示湘商形象，擴大招商引資；促進湘商崛起，為湖南加快富民強省進程、推進新型工業化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

　　如他們的同窗陳澤憲所言，擁有法學背景的人走上政壇，這絕不是壞事。“西方法學背景從政的人士是相當多的。我國一段時間以來一直以理工背景的官員居多，這是當時社會建設的需要。更多法學背景的官員的出現，則是社會進一步改革發展的需要。”

　　2007年9月上旬，《小康》記者接觸了目前身份為公務員的部分西政78級學生。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朱孝清 ，忙；全國人大副秘書長李連寧很忙，“一直到10月中旬，都會非常忙”；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紀檢組組長張鳴起很忙很忙，“和李毅中類似，幾乎每一場礦難事故，他都要親赴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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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治”時代，我們將迎來一個法律人才的時代。

　　徐偉新：思考的力量

　　大膽思考、富有浪漫主義的理想和激情，秉承著憂國憂民、報效國家的優秀傳統，那是經歷20世紀偉大變革的77“后三屆”知識階層所特有的品質。

　　在馳名中外的皇家園林——頤和園北側，有一處地方，風景綺麗，被稱為“馬列公園”。那個地方就是中共的最高學府——中共中央黨校，它也像頤和園一樣引人注目，并不因為它是權力部門——盡管它是中共中央重要部門之一，而是因為它被人稱作是“中共血庫”：培養中共高、中級干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人才的地方。

　　多少年來，我們以為那是一個教條的、僵化的地方。后來，徐偉新告訴我們不是，嚴謹是原則，但中央黨校也是開放的、包容的、活躍的……

　　她從里面迎了出來，帶著生動、燦爛的笑容，瞇起來的雙眼像新月。她有精致的裝容，她的笑容里還有一種力量，能消除特殊環境下產生的拘謹。很快發現，她的思考比她的笑容更有力量。

　　中央黨校那個特殊的講壇

　　1990年，徐偉新走上了中央黨校的講壇，此后，再也沒有離開過。對于一個試圖以學資政的思想者來說，沒有哪個地方比這里更有效和直接。思想活躍、開放，并滿懷理想和熱情的徐偉新在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

　　1991年的時候，她跟學員們講“資本主義不是沒有計劃，社會主義也需要搞市場經濟。”這樣的觀點在當時簡直有點石破天驚，有學員還因此跟她發生沖突，說她這一套不對，是在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

　　“這個地方不動槍不動炮，但也是硝煙彌漫，充滿火藥味。”剛上講壇不久的徐偉新就已經感覺到了。

　　也有很多人覺得她講得很有道理。而到鄧小平南巡談話，全國上下思想解放，那已是一年以后的事情。那個時候她感覺到了中央黨校的魅力：“這個講壇對于引導中國官員，引導中國社會的政治精英，牽引中國這艘航船的走向，舉足輕重。”

　　后來，她當上了進修部主任，要面對的是省部班、地廳班、縣委書記班——中國決策架構中三個最主要層次的官員，“他們是中國的引導者，為世界和中國所關注。他們的所思所想，他們的決策，將直接關系到中國的發展和未來。官員們來這里學習之前，已經擁有大量的經驗和知識背景，每個人都大浪濤沙走到這一步，經過多種歷練，腦子里已經裝了很多固有的東西。相比課堂上傳授的東西，他們更愿意相信自己。他們提出的問題可能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這種課堂的應變，對教授是很大的挑戰。”有一段時間，她坦言，確實很怕官員提問，“理論總是死板的，而實踐是生動的。你用不變的東西去應萬變，最終尷尬的是自己。”她始終在思考一個問題，“該以什么樣的態度和理念走進他們這么一批人？”

　　2005年，國家重點決定培養一批年輕的女政治家，于是，在全國選拔了15名50歲以下，正局級、博士以上的女官員赴哈佛大學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培訓。徐偉新成為了重點培養的其中一員。

　　在哈佛，她深受啟發。“對于成人教育，哈佛有一套自己的東西。它給你理論的框架，也給你基本的知識，還有一些基本分析工具和方法，然后，給你案例，讓你自由探討。這個時候，每個人的知識、經驗、經歷就發揮作用。不同的國情，不同的社會制度，甚至不同的宗教背景下觀點五花八門，非常讓人受啟發。”

　　“最后是什么？沒有結論。以前我們總要給點東西，但在那里沒有結論。” 徐偉新覺得哈佛那一套對于中國的官員培訓挺適用，于是她將其引入到中央黨校的課堂中來。“我們要有開放的心態，把世界上所有好的東西引進過來，而且這種引進不是靜止的，而是源源不斷地、開放地，把一切優秀的東西引進到中央黨校的教學里來。”

　　她說，必須以學員為本，絕不能用那些陳詞濫調，一些規矩去束縛他們。“我們要做的是給他一把打開社會之謎的鑰匙，讓他拿著這個方法，去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學員說她給中央黨校形象加分不少。她理解中的以及努力塑造中的中央黨校形象是嚴謹的、實事求是的，是生動活潑的、健康的、文明的，開放的、與時俱進的，絕不是教條的、堅固的。

　　“所以，她笑得很生動，很燦爛，也是自然的。”學員們都這么說她。

　　這個地方對整個中國社會未來的影響不言而喻。“怎么走？怎么干？堅持什么？反對什么？選擇什么？放棄什么？都將發生直接的影響。”

　　在進修部，每個學期來學員以后，徐偉新跟他們都會有一個見面會，并給他們做一個講話。從那時起她就一直說，“我們的干部要解決兩大問題：一個是執政信念問題，一個是執政能力問題。這兩個問題若都解決了，那就都解決了。” 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

　　尤其是“上海社保案”之后，徐偉新更堅定了她的看法。那次事件對她震動很大，在她的觀念里，上海是不會出事的。上海的收入那么高，上海的領導干部修養那么好，能力那么強，怎么可能會出事呢？結果還真出事了，而且還不是個人。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知識不夠？能力不夠？還是對中國的實際理解不夠？對世界的理解不夠？“全部不是，是信仰發生問題了。”

　　改革開放后，通過各種學習，官員的能力越來越高。但信念問題若不解決，遲早要出問題。徐偉新不無擔憂。

　　像他們那一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她說希望能以學資政，為黨治國安邦理政，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這是一件非常榮幸的事情。因為我們的思想，同中國的進步和發展融為一體，我們的所思所想，我們的一些建樹，直接就構成中國發展的動力。我們的智慧，就融入了我們民族的智慧、黨的智慧，所以是挺有成就感的。”

　　那個年代給予她最深刻的東西就是大膽思考

　　大膽思考、富有浪漫主義的理想和激情，秉承著憂國憂民、報效國家的優秀傳統，那是經歷20世紀偉大變革的中國知識階層所特有的品質。

　　徐偉新說，在77年、78年那樣一個變動的年代上大學，經歷了思想解放運動，給予她最深刻的東西就是大膽思考。后來，她將這四個字引入自己的職業生涯，并受益終身。

　　“1976年粉碎四人幫，我們國家正處于徘徊期，中國何去何從？不知道。”那是一個充滿困惑的年代。這樣的困惑來自偉人的去世，老人家不在了，這個地球還能照樣轉嗎？對于上世紀已經迷信慣了的那一代人來說，他們覺得中國的天就要塌下來了，“不知道該怎么辦。當時中國有很多的問題，究竟怎么看，不知道。”

　　那是一種巨大的思考的動力。1978年考上大學的徐偉新決定讀遍圖書館的書來尋找答案。但很快發現根本讀不完，那么多的書怎么讀得完呢。那就有選擇地讀，在幾類書中，她感覺到馬列最讓人信服，“特別是《資本論》太厲害了，鐵一樣的邏輯，無懈可擊。”一本《資本論》徹底把她征服，而且她覺得馬列確實管用。以至于在她后來的的職業選擇中，也將研究馬列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

　　任何人考慮現實問題，都不能夠擺脫歷史。中國從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這么一個歷史進程，強大的封建思想的慣性，以及后來對馬列的教條化，所有這些東西，都嚴重束縛著中國人的頭腦，卻又不能給活生生的現實給出答案和出路，困惑由此而來。

　　“那個時候就感覺到，要擺脫束縛，去大膽思考。”思考什么呢？

　　先是思考世界。特別是后來改革開放以后，打開了窗戶，打開了大門，看世界目瞪口呆。“原來這個世界是這樣，生活還可以這樣，人們的流動還可以這樣，人們還可以去自由地選擇職業，完全不同，我們怎么可以讓自己的思想禁錮在那個教條里面呢”？那個時候，終于知道這個世界未來的走向，不光是偉人去思考的東西，每一個公民，每一個有思想的人，都應該去思考。

　　再就是思考中國。“中國2000多年的停滯以及后來的落后和屈辱，然后又被新的個人迷信所統治，中國的問題到底在哪里？路應該怎么走？”

　　還有一個就是思考自己。“思考我們的人生，我們該如何行動，以及在這樣一個變動的世界潮流中，在一個變動的轉型國家中，我們如何來定位自己？”

　　如果自己的定位想不清楚，世界和中國的問題不可能想清楚，三者一以貫之。“只有把個人榮辱，同整個國家的存亡聯系起來，你的思考才是有價值的，思考才可能是深厚的。”

　　劉德福的這一生

　　徐偉新的想法在他們那一代人身上極具代表性，尤其在她先生劉德福身上。這幾乎就是他這短暫一生的寫照。

　　他們是山東師范大學政治系的同學，因為思想的相悅走到了一起。畢業后，他們倆結了婚。之后，徐偉新到中山大學讀研究生。一年后，劉德福追隨而至。迎著改革開放之風，在那個前沿陣地，他們有機會盡快去了解世界，來幫助自身進行思考，甚至來改變他們已有的一些觀念。徐偉新說，那三年時光，讓他們受益終身。此后，兩人始終能以一個開放的態度和放眼世界的眼光來思考問題，正是得益于此。

　　再后來，他們倆回到了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只有在那里，對于中國的思考，才能更深刻，對中國未來的影響，才會更直接。”徐偉新說。

　　思考是一個起點，劉德福先生的《思考中國》正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后來的東西都由此而來。“我們兩口子這些年來一直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探索，不斷地耕耘，就是希望通過思考來回答一些問題。”

　　思考也是一個川流不息的流淌的河流，于是又有了一度為黨的高級官員必讀的《落日的輝煌》，也有了后來的《中國大勢》。

　　劉德福生前曾長期在中南海工作，由于身份的特殊性，要保持思想的獨立、自由和活躍不太容易。但為萬世開太平的那樣一種歷史責任感，一直驅動著他去思考，并不懈地追求。有時候還表現出他天性里那種不顧一切的使命感。

　　“他在那個地方講出去的東西，外界都很關注。他太有思想了。也因此差點離開那個地方，后來領導把他保住了，” 徐偉新從不掩飾對劉德福的贊賞和敬佩，敬佩他強大的思想張力，同時又擔心思想的超前和活躍會給他帶來麻煩。

　　在這一點上，徐偉新顯得更理性些，她知道要掌握尺度，并有節制，懂得循序漸進。

　　她說，大膽思考很不容易，有很多的壓力，甚至會涉及到個人的發展。她始終強調，在思考世界和中國的同時，必須思考自己的定位。如果對自己的定位考慮清楚，就不會為一時的煙云、榮辱所動，能夠堅持自己的信仰和觀點。

　　雖然很難，但他們倆人一直沒有放棄宏大的思考，劉德福也為此窮盡了畢生的精力。

　　在生命的最后，劉德福留下了《中國大勢》。那是他在病榻上完成的40萬言的書稿。2004年5月6日，他寫下了該書的結語，7月20日離我們而去。在彌留之際所思所想的依然是國家的興旺大業、民族的復興大業。

　　《中國大勢》是他耗盡畢生精力對整個社會全方位思考的結論。在《中國大勢》里，他系統有力地提出了自己對當代中國發展大勢的認識和對策，并指出實現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人治社會到法治社會、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從一元社會到多元社會的“四大”根本轉變，是中國擺脫落后、跟上世界發展潮流的歷史必由之路，我們必須樹立堅定不移的長期的奮斗到底的決心。

　　徐偉新在后序里說，德福的思想是厚重而有時間張力的，也許過幾年再來讀，會更易接受。三年以后，她說，“現在看來都對的。”

　　她對他始終是最理解的，他們稟性相似，趣味相投，在思想、生活和事業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就像是一對“神仙眷侶”。于是，就連上天也嫉妒了。

　　即便留下了巨大的寶貴的思想財富，但劉德福的英年早逝，給她給世人也給整個國家都留下了太多的遺憾。

　　朋友為劉德福送上挽聯：生于思，歿于思，天公飛雨，思也無涯；人為真，理為真，英年作證，真亦永存。

　　這是劉德福一生的寫照，影射的卻是經歷那一年代的整整一代人。

　　張悅：堅定推動水務改革的務實派

　　“他們的歷練，決定了他們沒有天之驕子的驕傲，也不會好高騖遠，他們有很好的適應和容納能力。他們對于中國國情的認識，決定了他們的改革不會脫離中國實際”。張悅如此評價“后三屆”。

　　“我是建設部城建司的張悅。你們上報的材料太不詳細。你們自來水廠的供水量是多少？現在因爆管停水，影響了多少居民用水？你們采取了什么措施？水車(向斷水居民供水)能不能送到？你們馬上讓自來水廠的負責人給我打電話。”

　　2007年9月12日上午8點過后，張悅面色嚴肅地坐在三里河路9號建設部的辦公室里，不停地打電話——9月11日，陜西馮家山水庫引水工程取水管道發生爆管，由此造成寶雞市區部分地區停水。

　　還是不放心。又通過各種方式找到馮家山自來水廠總經理的電話，溝通了解爆管搶修工作以及寶雞居民生活用水情況。

　　打完電話，終于舒一口氣。

　　張悅也是中國為數眾多的77級、78級公務員中的一員，畢業于江蘇大學。他同時還是中國為數不多的經國務院批準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官員。他娓娓道來自己從77年考上大學到現在做建設部城建司副司長的近30年光陰——

　　“我老家在江蘇如皋農村，上面還有一個姐姐。1974年從江蘇如皋中學畢業，正好如皋電機廠招工，就成了一個工人。做過油漆工，裝配工、車工、刨工。這期間并不奢望能夠考上大學——那時考大學還要推薦、還要講出身。1977年恢復高考，不需要推薦了，母親要我參加高考。因為當時的政策是父母身邊可以留一個子女，姐姐下鄉了，母親希望我能考上大學出去，然后姐姐能夠回如皋。”

　　“高考志愿填哪個學校都有些懵懂。工廠刨工師傅正好是鎮江農機學院76屆工農兵大學生。他說那個學校不錯。我就考了。當時同一個工廠有20多個人一起參加高考。只有我一個人考上了。”

　　“當時志愿填的專業是農業自動化。可能和國家要大力發展工業的思路有關，一年后，學校把專業調整為工業自動化。最終分配到天津中國市政工程華北設計研究院工作。剛畢業那會兒，國家百廢待興，城市化建設剛剛開始，人才匱乏，給了我們很多獨擋一面的機會。人也就鍛煉出來了”。

　　張悅認為77、78級應該算是有中國特色的知識分子。他們的人生歷練中有中國最基層民眾的本性烙印。同時，他們又接受了正規的現代高等教育。他們的最大特點是務實。文革十年，他們大多遭遇坎坷，歷經浩劫，大學畢業后，格外珍惜可以做事的機會。其次，他們很親和。他們的歷練，決定了他們沒有天之驕子的驕傲，也不會好高騖遠，他們有很好的適應和容納能力。

　　他在天津待了整整20年。從設計天津全國第一個216萬噸的污水處理廠開始，一直到后來總共參與設計了全國200多個城市的污水處理廠。在設計研究院歷任工程師、所長助理、副所長、所長、副院長，1997年 兼任院總工程師，成為中國五大設計院里年齡最小的總工程師。2001年10月調建設部。在建設部直接管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城市給排水。

　　到建設部后，張作為建設部工作組負責人處理了哈爾濱停水事件、無錫水源污染事件等飲用水安全應急事件。他說，每天都感到責任重大，因為飲水安全直接關系到民生。

　　“改革改了這么多年，現在有些人又不大同意改革了。外資一參股(中國水務)，就有一些人激動得不行。我看這也是問題。政府的責任是什么？一是保證城市飲用水安全，有水供應，同時水質達標，二是保證水價既反映水作為稀缺資源的價值，同時保障百姓喝水的人權，讓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水。中國的自來水廠最初是事業單位，企業領導直接由地方政府領導任命。你想當自來水供水出現問題的時候，地方領導是有動力去保護的是消費者，還是自來水廠？人都是他任命的，地方領導當然站在自來水廠的一邊。”

　　“現在城市自來水廠，雖然不是事業單位了，但很多還是國有企業。政府是城市供水的最終責任主體。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要把一切事情都自己辦下來。水務改革有利于引入資金，完成水網改造，促進競爭，降低成本，同時提高效益。外資進入城市水業不用害怕，只要不控股就行。當然更重要的是，政府不能放棄自己的監管責任。”

　　像他們那一代人那樣，張悅一直以其務實的作風，積極推動城市水業市場化改革。

　　在分析目前77、78級身在政府部門做具體工作的公務員情況時，張悅的看法是這樣的：“當這批知識精英走向政府各個部門后，有改革的動力。他們自己就是恢復高考這一社會變革的直接受益者。內心深處他們認同和支持改革。其次，他們在農村當過農民，在工廠做過工人，體會過基層生活的疾苦，知道基層民生處境的艱難。他們理解改善基層民眾生活環境以及民主權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時這些年來，改革也一直是中央高層的政策，而這批人能夠很好地理解和執行改革的種種政策。他們對于中國國情的認識，決定了他們的改革不會脫離中國實際。將來的官員也許會有更好的知識結構，而很多海外

留學歸來者，也都有了全球化的視野，這也許是中國將來改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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