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京 朱漢清/文

　　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從頂峰跌入深淵。失業劇增，物價飛漲，經濟陷入了“滯脹”。圍繞著如何擺脫困境，在政府和國會內部，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1984年，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里根政府財政部助理部長，自詡“不崇拜任何偶像”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雷·羅伯茨，出版了《供應學派革命：華盛頓決策內幕》一書，披露了“共和黨權勢集團”與供應學派就經濟政策爭論的內幕。

　　人們通常認為，西方經濟出現“滯脹”，赤字預算罪不可赦。長期以來，美國政府把凱恩斯主義奉為國策，希望通過需求管理，拉動經濟增長。可這種需求管理，就像給經濟注入興奮劑，雖能立竿見影，但卻損害了肌體的健康，耗盡了體內的能量。在度過了50—60年代黃金般的歲月后，需求的火車頭，再也拉不動經濟這沉重的列車了。面對累積下來的赤字，政府無能為力，只好借債度日。結果，央行被迫大量發行鈔票，引起通貨膨脹。為平抑物價，美聯儲又不得不關緊貨幣閘門。通貨緊縮，利率上升，隨之經濟衰退，失業增加。因此朝野內外，一致要求削減赤字。但怎么個削法，各派卻意見不一。共和黨認為，政府應通過增加稅收，以彌補財政虧空。而供給學派則主張，先放水養魚，用減稅刺激經濟，待到蛋糕做大之后，赤字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于是，爭論的焦點，就集中在減稅和增稅上。

　　大權在握的共和黨人，既然自我標榜為凱恩斯主義者，對凱恩斯的政策主張，當然不會一無所知。但為了防止供給學派新人爭寵，便千方百計，阻撓減稅。他們鼓吹，赤字當頭，再行減稅，只會雪上加霜。況且，減稅對經濟的拉動，較之政府支出，相差甚遠。比方說，財政打100億美元的盤子，一是用于減稅；一是用于政府支出，效果就截然不同。若把錢交給政府，政府會將100億美元悉數用出，因此政府開支的乘數作用大。而如果用之于減稅，對需求的刺激，就遠沒有政府開支來得有效。因為儲蓄存在著“漏斗”效應，人們有了收入，受節儉心理的驅使，總不愿把錢花光用盡，而會將一部分儲蓄起來。這樣，減稅100億美元，可能只有50億用于消費。要達到與政府支出相同的效果，得拿出200億美元減稅。200億對100億，誰優誰劣，不言自明。所以，他們建議政府，先增加稅收，再把這些錢用于公共支出，從而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最終降低赤字。

　　對于增稅，盡管權貴們分析得頭頭是道，但在羅伯茨看來，卻是一著臭棋，因為他們忽略了一個關鍵因素：供給。的確，表面上看，政府開支乘數比減稅大，政府開支所擴大的需求，足以彌補高稅收擠出的消費。但實際上，高稅收不僅減少消費，而且抑制了投資。對企業征收重稅，投資者無利可圖，自是不愿擴大生產。對個人征收重稅，人們起早貪黑，倘所得收入還不如吃政府救濟，誰也不會去勞動，于是勞動供給也就成了問題。同時，高稅收還會減少儲蓄，銀行無錢可貸，投資必然萎縮。這種勞動、儲蓄和投資上的損失，政府開支無論如何也彌補不了。他提醒人們，不要單從消費角度看待減稅，應更多地從供給方面去考慮問題。

　　羅伯茨還認為，增稅并不一定增收，以增稅降低赤字，只能是癡人說夢。因為稅收不僅與稅率相關，更受稅基左右。稅基小了，稅率再高也是枉然。比方說，一個木匠，一天能掙100美元，假定稅率為10%，則可得到90美元的純收入。如果他的房子需要油漆，雇一個漆匠一天要80美元，進出相抵，還能賺上10美元，他會毫不猶豫地過一把當雇主的癮。這樣，政府的稅收，總共就有18美元。若是政府把稅率提高到25%，木匠就要另做打算了。因為他交上稅金后，就只剩下75美元，請個漆匠，還要倒貼5美元，這時候，木匠的選擇，是既不去給別人干活，也不請漆匠，而是自己操起油漆刷子。結果，征稅的對象沒了，政府的稅收，就成了竹籃打水。用經濟學行話說，就是高邊際稅率引發非市場行為。羅伯茨還引用了費爾德斯坦的一項研究成果，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即邊際稅率為30%時，將會有100萬人主動辭職。因為此時勞心費力，還不如去領失業救濟金。這樣，一方面納稅的少了100萬人，另一方面吃救濟的又多了100萬人。所以，在羅伯茨眼里，以增稅緩解赤字，無異于以鹽水止渴。越渴越喝，越喝越渴。

　　羅伯茨特地為減稅加了注腳：供給學派的減稅，指的是削減邊際稅率，即對新增收入減稅。以前，凱恩斯主義者講減稅，強調的是平均稅率，他們認為，稅收是通過改變可支配收入，進而改變總需求來影響經濟的。而供給學派強調邊際稅率，是因為他們相信，稅收是通過改變對工作、儲蓄、投資和承擔風險的刺激，來對經濟產生作用。羅伯茨把這一區別，看成是兩派在政策上的分水嶺，是“供應學派革命”的實質所在。

　　羅伯茨在導言中寫到，杰克·肯普是第一個供應學派的政治家，羅納德·里根是第一個信奉供應學派的總統。的確，供應學派和里根休戚相關，命運與共。里根能夠登上總統寶座，得益于一批供應學派的幕僚。但也正是有了里根，才使供應學派能一顯身手，聲名遠播。但供應學派并不等同于里根經濟學。羅伯茨認為，里根經濟學一開始就是一種妥協，是供應學派經濟學、貨幣主義和傳統的共和黨預算平衡政策的混合物。因此，里根政府的政策，總是忽左忽右。1981年，美國通過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減稅法案，而一年后，仍然是這個政府，又調轉頭來，推行了一次“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增稅”。對此，羅伯茨感慨萬千。“原則常常屈從于政治”。“顧問和官員一旦進入政府，就卷入了運用政策杠桿向上爬、在新聞界拋頭露面的權利之爭”。“決策者們不是用原則，而是用權利解決問題，這就導致了經濟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