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必須有相應的變革。從貨幣政策方面來說，最根本的就是逐步取消對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限額控制，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擴大公開市場業務，實現貨幣政策調控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的轉變，讓市場在貨幣政策調控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取消對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限額控制、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和擴大公開市場業務為標志，我國貨幣政策調控基本實現了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的轉變，市場開始在貨幣供應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這是一次重大的制度變遷，它將對我國的金融改革和發展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

　　堅持貨幣政策目標

　　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變革首先表現在，面對復雜的經濟環境，貨幣政策始終堅持“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的目標，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貨幣政策的穩健性原則。

　　一般來講，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基本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這也曾經是許多國家的貨幣政策目標。然而，這四大目標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除充分就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目標一致外，其他目標之間都存在矛盾。由于對目標間沖突協調的難度的看法不同，各國中央銀行也就有不同的貨幣政策目標。

　　1993年以前，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是雙重的，即“穩定貨幣，發展經濟”。1993年，國務院明確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自此，中國人民銀行一直為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而努力。1994年，通貨膨脹率達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零售物價指數達到21.7%，消費物價指數達到24.1%。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銀行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有效地治理了通貨膨脹，并于1996年實現了經濟“軟著陸”。從1998年起，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了物價水平持續走低的現象，到1999年12月份，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已經連續27個月和21個月負增長。為抑制通貨緊縮趨勢，中國人民銀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支持經濟增長。從2000年上半年起，經濟形勢出現了重大轉機，社會需求全面回升，不僅抑制了通貨緊縮，而且取得了經濟低通脹、高增長的初步效果。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與此同時，經濟運行中體制性和結構性的矛盾也日漸突出，長期積累的金融風險開始暴露。這就決定了在新的形勢下中央銀行必須進一步提高調控技巧，同時做好防范金融風險、防范通貨膨脹、防止通貨緊縮等工作。

　　建立健全中介目標體系

　　貨幣政策目標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來實現的。從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到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之間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有必要及時了解政策工具是否得力，這就需要借助于中介目標的設置。所謂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指中央銀行設置的可供觀測和調整的指標，是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可傳導性金融變量，主要包括基礎貨幣、貨幣供應量和利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機制變革的一個重要標志，主要表現在：取消了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限額控制；建立了以基礎貨幣為操作目標、貨幣供應量為效果目標的中介目標體系；公開市場業務成為中央銀行吞吐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重大進展。

　　改變基礎貨幣的供應渠道。基礎貨幣是流通中的現金和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的總和，是銀行體系創造存款貨幣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先后發生了三次變化：第一，再貸款。1984—1993年，對國有商業銀行的再貸款曾是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中國人民銀行由此提供的基礎貨幣約占基礎貨幣增量的80%以上。近年來，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98年和1999年該比例分別下降到24%和-9%。再貸款規模的縮小，既與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充足有關，也是貨幣政策主動調整的結果。調整的原因主要是再貸款與實際經濟活動較少直接聯系，并帶有一定的信貸分配色彩。第二，外匯占款。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之后，外匯占款一度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1994年外匯占款增加額在基礎貨幣增加額中的占比高達78%，1997年后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1998年和1999年其比重分別下降到13%和28%。實際上，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目標約束下，外匯占款不可能成為中央銀行主動調控基礎貨幣的工具。第三，公開市場業務。1999年，中國基礎貨幣的主要供應渠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公開市場操作成為中央銀行吞吐基礎貨幣的主渠道。全年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凈投放基礎貨幣1920億元，占全年基礎貨幣投放的52%。2000年，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和債券回購市場累計成交額為2.3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2.2倍。公開市場業務的發展，增強了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有效性，中央銀行可以根據經濟形勢和金融市場價格的變化，靈活調整證券買賣的規模和方向。

　　基礎貨幣供應渠道從再貸款到公開市場業務的變化，不僅意味著貨幣政策工具本身的變化，更意味著貨幣政策調控機制從計劃到市場的變化。它使金融市場在對基礎貨幣和貨幣供應量的調節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

　　科學確定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目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沒有明確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而一直使用信貸計劃和現金計劃。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開始公布M0(流通中的現金)、M1(狹義貨幣)和M2(廣義貨幣)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指標。從此，科學確定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目標，就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一項重要任務。

　　就近兩年貨幣政策執行情況看，不僅貨幣供應量增長基本達到預期目標，而且貨幣流動性(M1／M2)也有所增強。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受金融改革深化和居民貨幣收入增長等因素的影響，貨幣流動性曾一度呈逐漸減弱的趨勢，1999年5月末下降到34.53%，為1996年以來的最低點。從理論上講，中央銀行調整流動性有兩種辦法：一是提高M2的增長率，以帶動M1的增長；二是在維持M2增長率相對穩定的前提下，提高M1的增長率，使M1增長率略高于M2增長率，促進儲蓄向消費和投資轉化。中國人民銀行采用了第二種方法，通過降低利率、征收利息稅等途徑，增加現金投放，分流儲蓄存款。從1999年7月起，貨幣流動性開始逐月增強，2000年末達到39.48%，為近年來最高點。

　　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近年來，中央銀行不僅通過降低利率，擴大了國內需求，而且通過調整利率水平，尤其是放開貨幣市場利率，擴大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為利率市場化鋪平了道路。積極穩妥地推進利率改革，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體系，是中國人民銀行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從總體上看，我國利率改革已在三個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第一，放開金融市場利率。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是從放開對貨幣市場的利率管制開始的。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首先放開了對同業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實現了同業拆借利率市場化。此后又相繼放開了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和票據貼現利率。第二，培育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的前提是中央銀行具備控制存貸款利率的能力，這就要求由金融市場來充當貨幣政策傳導的中介。從1997年起，中國人民銀行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同業拆借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目前這兩個市場的日成交量達到100億元左右。第三，逐步擴大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1998年以來，對中小企業和縣以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已經擴大到30%，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幅度擴大到50%。

　　自1996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已連續七次降低利率，不僅累計減少企業利息支出2500多億元，也為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創造了條件。根據國際經驗，利率市場化的順序一般為“先調整、后放開”，即首先使利率盡可能充分地彈性化。因為發展中國家的資金一般比較匱乏，利率市場化的初始效果是抬高利率水平，進而會抑制投資。因此，利率市場化進程大都從降低利率開始，然后逐漸向市場利率靠攏。這樣，可以避免放開管制后利率水平的過快上升。

　　改革貨幣政策工具

　　在現代銀行制度下，中央銀行能夠用以支配、影響經濟運行的貨幣政策工具通常可分為兩大類：一般性政策工具與選擇性政策工具。前者的特點是經常使用且能影響整體經濟的信用和貨幣狀況，主要包括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和存款準備金；后者則有選擇地影響特殊經濟領域中的信用和貨幣狀況，主要包括信貸政策等。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工具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改革、再貼現政策的完善、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迅速發展和信貸政策的重大調整。

　　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存款準備金制度是指中央銀行依法通過調整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比率，改變貨幣乘數，影響貨幣供應量的一種政策手段。在我國，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始于1984年，最初的動機是集中資金。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對這一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將法定準備金賬戶和備付金賬戶合并為法定準備金賬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由13%下調到8%；同時，降低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將以前法定存款準備金年利率7.56%和備付金年利率7.02%統一降低到5.22%。1999年，又將存款準備金率由8%下調到6%。通過這些改革，基本理順了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資金關系，有利于進一步發揮存款準備金制度的作用。

　　完善再貼現政策。再貼現政策是指中央銀行通過直接調整或制訂對合格票據的貼現利率，影響市場利率以及貨幣市場需求，調節貨幣供應量的一種政策手段。自1986年中國人民銀行正式開辦對商業銀行的票據再貼現業務以來，票據市場已發展成為貨幣政策操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00年，中央銀行再貼現率余額達到了1258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1.52倍。商業銀行承兌票據量和貼現量則分別超過了6700億元人民幣和6300億元人民幣。由于再貼現業務以真實票據為基礎，而真實票據是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貨幣創造與經濟活動的一致性。同時，再貼現業務還有利于中央銀行通過選擇票據種類、實行差別貼現率來實現結構調整的政策意圖，這對于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支持重點行業和中小企業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發展公開市場業務。公開市場業務是指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買進或賣出有價證券，用以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的一種政策手段。1996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試辦債券公開市場業務，以財政部當年發行的短期國債作為交易工具，公開市場業務正式啟動。接著又相繼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同業拆借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1998年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凈投放基礎貨幣700多億元，占全年基礎貨幣投放的21%。1999年公開市場業務進一步擴大，中央銀行通過該渠道投放基礎貨幣的增加額為1920億元，占全年基礎貨幣投放的52%。

　　調整信貸政策。信貸政策屬于選擇性的貨幣政策工具，能夠影響商業銀行資金運用的方向。近年來，我國信貸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信貸投向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一，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根據這一精神，中國人民銀行出臺了有關加強和改進對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政策，通過間接信用指導，推動銀行業進一步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支持力度。第二，支持發展消費信貸業務。近年來，中國人民銀行出臺了《汽車消費信貸管理辦法》、《個人住宅貸款管理辦法》等，積極推動消費信貸業務的發展。各商業銀行相繼推出個人住房貸款、汽車貸款和教育助學貸款等業務。信貸政策的這兩大變化，正在并將繼續對我國經濟增長新格局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

　　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改革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標→最終目標”的間接傳導機制和“中央銀行→金融機構(金融市場)→企業和居民戶→國民收入”的間接傳導體系。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貨幣政策自身還無法完全解決貨幣政策傳導的效率問題。

　　從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中可以看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實際上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即金融領域和實體經濟領域。當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調整基礎貨幣時，首先改變的是金融領域的貨幣供應量和利率，然后影響商業銀行的放款行為和金融市場的融資條件，并通過它們的變動影響到實體經濟領域，即引起企業和居民資產結構的調整以及投資和消費的變化，從而改變整個社會的產出和價格。因此，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效率不僅取決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市場化取向，而且取決于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的市場化行為，即它們必須對市場信號作出理性的反應。如果它們不能完全按照市場準則運行，即不能對市場信號包括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信號做出理性反應，那么，中央銀行就不可能通過對貨幣信貸條件的調節來實現其政策目標，貨幣政策傳導過程就會受到梗阻，貨幣政策效果就會被減弱。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完善程度取決于國有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進程。

　　實際上，貨幣政策是一個總量政策、需求政策，而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所存在的卻主要是體制問題、結構問題。這一現象表明，要真正建立和完善以市場為基礎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不僅要積極完善市場化的政策工具本身，更要積極創造能使這些政策工具有效發揮作用的條件和環境。在這方面，我們還任重道遠。王宇《人民日報》(2001年05月22日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