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一時期，有關民營銀行的命運與前景的話題格外引人關注。其直接起因是長城金融研究所開展的一系列研討和實踐活動，由于從經濟學界到有關政策的制訂者和監管層不同程度的介入或反應，加之浙江泰隆城市信用社等機構既有的探索行動，很快成為媒體追蹤的對象。

　　《財經時報》早在上個月中即對民間金融的現狀和發展問題作出了報道。今天再次刊出一組文章，以期從不同的角度，更加客觀、冷靜地反映各個方面的看法。

　　開放民營金融是中國金融改革的題中之義，也是業內外矚目之事。本報將對此事作進一步的跟蹤報道。

　　浙江臺州泰隆城市信用社董事長王鈞上個月非常忙，幾乎每天都有記者打電話約采訪。更讓他不敢怠慢的是當地人民銀行的人也不斷來找，因為幾家媒體都報道說“泰隆城市信用社要轉為泰隆城市商業銀行。”人行問：“我們怎么不知道這事情？”

　　王鈞自己則感覺“有些被動”。因為迄今為止，他同時擔任總經理的泰隆城市信用社能否實現“轉制”，還沒有得到人行的批準；其一夜間聲名大噪的主要原因，是參加了長城金融研究所的一個課題。這個課題的核心內容是研究如何在中國開放民營金融問題。泰隆成為惟一的“有一定基礎的試點單位”。

　　泰隆與“臺溫模式”

　　長城金融研究所成立于今年7月，所長徐滇慶為學者身份，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及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同時應邀作為顧問的還有國內經濟界頗有影響的一批專家學者。他們的共同興趣是關于開放民營金融問題的研究。11月初的一個周末，長城金融研究所在北京大學首次面對公眾，“開放民營金融研討會”開得氣氛熱烈，并立即引起海內外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

　　據徐滇慶介紹，這個課題所選擇的幾個試點，是根據國內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選擇的。徐認為中國的民營經濟發展至今可概括為三大模式：一是“蘇南模式”，是以鄉鎮企業發展為主；二是“溫州模式”，以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為主；三是“珠江三角洲模式”，是以中外合資企業為主。此外，圍繞著“西部開發”的概念，西安正在成為一個經濟發展的樞紐地區；東北地區國有經濟比重大，能否建立民營銀行也需要試點。最終，以浙江臺州、江蘇江陰、廣東廣州、陜西西安、遼寧沈陽五地為開放民營金融試點的課題計劃很快就通過了。其中，位于臺州的泰隆城市信用社的發展被認為相對成熟，時下也最引人關注。

　　泰隆城信社成立于1993年6月28日，注冊資本為2750萬元，員工目前已達300多人。在泰隆的股東中，個人股東有29人，持股21.9%；民營企業股東6家，持股78.1%。王鈞是最大的個人股東，持股比例接近10%，而且他此外再無其他產業投資。

　　前幾年泰隆并不為外界熟知，也許正因如此，其業務發展較少受到干擾而穩步上升。臺州的路橋區總人口不過38萬，在泰隆開戶存款者已達10萬戶，申請貸款的個體戶、私營小企業主將近1萬戶。到今年6月底，泰隆城信社的存款余額達13.99億元，貸款余額7.5億元，存、貸總額分別占當地金融機構存貸總額的19.3%和17.9%，均超過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當地的分支機構。更值得重視的是，泰隆城市信用社一直保持良好的信貸資產質量，貸款逾期率控制在2.5%以下。

　　根據泰隆的統計，他們90%以上的貸款投向是個體和私營企業。而王鈞非常清楚，臺州、溫州地區發達的民營經濟是支持此類城信社壯大的根本。目前，臺州市大型企業不到10家，中型企業約50家，民營及股份制小企業高達8.7萬家，小企業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92%。而溫州的個體工商戶超過20萬戶，民營企業的產出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96%。相形之下，在臺州、溫州地區，國有商業銀行網點一般一個縣只有一兩家，很難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正是在這種市場環境下，城市信用社大部分搞得有聲有色，商譽與經營成績都被普遍認同。

　　泰隆經歷的考驗并非僅僅來自市場競爭方面。從1992年起，各地掀起了一輪“城市信用社熱”，1994年一年北京就有130個單位申辦成立。而一些城信社由于管理控制出現“家族化”，違規經營嚴重，管理混亂，信貸資產質量低劣，并形成金融風險隱患。1995年開始，一些城市信用社多次出現支付困難。當年，國家在清理、整頓和規范的基礎上，根據《城市合作銀行管理規定》的要求，開始加快組建城市合作銀行。最近人民銀行又要求把城郊地區的城信社并入農村信用合作社。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清理過后，浙江溫州、臺州等地的一些城市信用社因為業績好而被保留了下來。

　　“民字號”入股實際上，王鈞并沒有嚴格考據過“民營金融”詞義的確切界定，他只是不希望被炒得熱度太高。

　　應該說，對于金融機構來說，“民”字并不是一個陌生的字眼；近來經濟學家努力爭取向民間投資開放金融業的說法，也并非如有些媒體炒作的屬于什么創新。民營金融一直在監管者的眼皮下存活著。

　　1995年，當時中國人民銀行的發言人曾專門發表過一次談話，指出我國的銀行體系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同時也將發展一批以公有股為主、允許小量居民入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但是不允許成立私人銀行。這位發言人表示，當時剛剛獲得批準籌建的中國民生銀行就是一家主要由民營企業合股組成的股份制銀行，其中也允許有一定的個人股份，但不是私人銀行。

　　發軔于建國初期的農村信用社的基本特征是由社員入股組成，實行社員民主管理，主要為社員提供金融服務。根據《農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規定》的明確規定，單個社員的最高持股比例不得超過該農村信用社股本金總額的2%，而且所有社員必須以貨幣資金入股。

　　相比較之下，據權威部門提供的數字，城市信用社在1995年整頓前已發展到5000多個，目前全國留存2000個左右。按照有關規定，城信社的股東構成比較寬松，個人、個體工商戶都可以入股，但個人入股的最大比例不能超過10%。

　　另據調查，城市合作銀行的股本主要由地方企業、個體工商戶、城市居民和地方財政入股資金構成。其中，地方財政為最大股東，其入股比例不得超過股本總額的30%。此后，有大量的城信社隨著金融體制改革被并入城市商業銀行，很多城市信用社的股東也由此成為城市合作銀行的大股東。不過隨著歷史的推移，城市合作銀行進一步改制為城市商業銀行，新加入的股東不再被允許戴上“民”字，原有的“民”字號股東被作為歷史遺留問題而接受下來。

　　至于目前國內十大股份制商業銀行，也有一些戴著“民”字頭的企業入股。如中國民生銀行此次上市之前的總股本中，73.6%是民營企業或者股份制企業。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在90年代初期，全國3000多家城信社和30000多家農信社中，有相當一部分被個人所“承包”。這些承包者或者是某個信用社的“頭頭兒”，或者是地方上幾大銀行的干部。但從1996年起，一些地方出現了多起經營者卷款外逃事件；加上一些農村基金會、互助會、錢莊等民間金融組織經營不善，多次發生擠兌事件，“民字號”金融開始被監管當局嚴加看管。

　　到底該不該放開然而，專家、學者們已經坐不住了。長城金融研究所將這把火重新點燃起來。

　　徐滇慶教授著重分析了當前向民營企業開放金融領域的四大理由：首先，民營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情況比較熟悉，取得信息的成本比較低，運作比較靈活，能夠彌補大銀行留下來的“死角”，給中小企業開辟新的融資渠道；其次，相當多的地方農民籌資困難，而民營金融機構有條件擔負起這一任務；第三，民營金融機構的建立必然會促進金融市場的公平競爭，促進國有金融機構的改革；第四，建立一些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民營金融機構，將有助于金融業參與國際競爭，以緩和加入WTO后外資對國內金融業的沖擊。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樊綱的觀點是，過去20年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和市場競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和它們帶來的競爭機制。但是，過去我們積極在制造業發展民營經濟、引入市場競爭的同時，卻忽視了在金融市場上發展民營經濟和市場競爭，致使在金融領域仍是國有企業、國有銀行處于壟斷地位，競爭嚴重不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部長陳錫文研究員表示，在一些發達地區，完全可以搞地方股份制商業銀行，用來扶持中小企業客戶。

　　理由很充分，也有說服力，但問題的復雜程度顯然決定了另一些意見。他們主要來自金融政策的制訂和監管方面。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直接表述了他的擔心：民營企業為什么如此熱衷于創辦銀行，目的很明確，就是自己可以從中得到貸款。

　　人民銀行貨幣委員會委員秘書長的易綱則以學者身份提出問題：“職業操守如何保證？”過去地方上很多金融機構實際上已經是“民有民營”，但是后來出現了很多卷款潛逃的案例，監管部門對此放心不下。易綱引據了銘刻在美國洛克菲勒大廈上的一段話，意思是說，“要把正直與賺錢結合起來”。他認為，如果民營企業家能夠做到這一點，就能夠消除金融監管當局對他們的不信任。

　　諸方觀點相持不下，現實的選擇又將如何？徐滇慶繼而反復強調，在還沒有政策允許的前提下，目前還只是對泰隆等信用社進行轉制為“浙江泰隆銀行”的試點研究；另一家民營企業沈陽環宇企業集團也在計劃成為沈陽瑞豐銀行的主要發起股東。此外，上海社科院和復旦[微博]、浙大、西安交大、中山、東北財大等高校將分別對5個試點地區對口負責，長城金融研究所也派出了相關的研究小組。

　　時下，倒是不少媒體已經將上個月長城金融研究所的會議看作一個信號。有評論說：“壁壘森嚴的金融業隨著WTO步伐的逼近，已經露出松動的跡象”。消息不脛而走，但實質性的進展仍有待時日。(特約記者李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