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喬/文

　　如果不是因為《財經》雜志，也許很多人根本不會注意到張志雄是何許人。雖然他從1991年起就進入上海證券交易所，算來也是摸爬滾打多年的證券老記，但相信一直到2000年10月以前，他基本上還只是個證券圈內的活躍人物。

　　回想1998年《財經》雜志在創刊后不久，即力推張志雄撰寫的有關證券市場發展歷程的反思文章，曾多少有點讓外人不以為然，甚至因此懷疑雜志主編胡舒立的視野和圈子不過如此。等到那篇引起巨大轟動的《基金黑幕》在2000年10月的《財經》雜志上刊出后，張志雄的名聲和胡舒立的眼光都明顯放大。

　　可以說，正是《財經》雜志和《基金黑幕》直接摧生出了《放量-中國股市一變親歷記》一書的面世。通讀下來，基本上可將此書收錄的文章視為張志雄在過去10年中國股市發展歷程中的所見、所為、所感、所思。

　　張志雄并非系出名校的財經專業高才生，25歲進入上證所時也還談不上對證券市場有如何理性的認識。因此對他求知與探索的熱情的全部回報，均來自紛擾的現實。他一度將耳聞目睹的證券市場種種內情記在心上，卻遲遲不能落成文字。在證券媒體與市場利益相關者的博奕中，他也曾利用別人或被人利用。

　　不過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放量》一書序言中所寫，張志雄終究還是‘一個好學深思、從善如流的人’，‘一旦認識到真理之所在’，他有勇氣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挺身‘揭開黑幕，張揚正道’。

　　雖然張志雄在上海證券報一干數年，后轉戰電視，參與創辦上海有線電視臺新聞財經頻道，現掛著《財經時報》副總編輯的名頭，但卻很難將他歸入所謂的‘財經名記’行列。在對重大財經事件的敏銳捕捉與國際化視野上，他顯然不及已成大氣候的財經名記如胡舒立者；而在對最新微觀財經報道的細致追蹤與記述鋪陳上，他似乎也不能歸入新生代財經名記如劉洲偉之流。

　　因此體現在《放量》一書中的文字，更像是一個游離于財經記者與學者之間的混雜物。對《基金行為研究報告》進行解析時，他超乎尋常的理性像一把冷冰冰的手術刀；而在記述中國上市公司及其CEO們的印象并進行反思時，他事無巨細的鋪陳又多少帶著些財經狗仔隊的氣息。

　　就這樣由著性子寫下來，有點歷史文化的痕跡，有點史家鉤陳的感嘆，有點現實狂亂的刺激，還有點哲學宿命的思辨，混雜在一起。這大約就是自言喜歡寫財經‘思想新聞’或財經事件分析評論的張志雄所擅長的文體，是一個臉色蠟黃的家伙，在深夜里皺著眉、雙目炯炯地盯著電腦屏幕，在煙熏火燎中敲打出的成千上萬的文字。

　　于是不難理解為什么《放量》全書所收錄的文章多少顯得有點另類。張志雄似乎并不刻意于對每一個重大財經事件記述和剖析，但他文字所及卻往往命中要害，主題均關乎在中國特殊的環境下發展證券市場所必須解決的結構性問題，比如證券市場的規范發展、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建立實施、機構投資者的培育監管等等。

　　這就決定了《放量》在閱讀上的沉重感。在炎炎烈日籠罩下，即使是最應當關注這些重大財經問題的人群，顯然也難在匆匆忙忙的日程中沉下心來細讀張志雄的敘述與思索。因此，除了像吳敬璉先生這樣冷靜而熱心的學者，《放量》一書的知音也許會遠低于其銷量。

　　在充滿著短期利益誘惑的國內財經圈里，張志雄自認為比較清醒。他相信自己永遠也不會爆發出像莊家呂梁那種不顧一切的瘋狂，他希望在避讓有度中能讓‘大家有口飯吃吃’。他為此付出的代價，讀者可以從《放量》一書中他對國內證券市場一個個關鍵問題的追索與反思中得以感同身受。而如此痛苦的蛻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正是中國證券市場從嘗試走向狂熱，從混亂趨于規范過程的一個縮影。

　　可能是對經歷這一蛻變后的自信與如釋重負，張志雄不時會為自己的認識比較超前而得意。好不容易獲得了主動的話語權，可以把想說的話都說出來，他沒有理由繼續在名利場中放縱自己。

　　在一個終于可以靜下心來讀書的夜晚，《放量》應當是那些有興趣了解中國證券市場發展歷程者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