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文雅 北京報道

　　孫教授是一位84歲的園林規劃師。年紀越大，他心中積累的困惑就越多。 “古話說四十而不惑，我是早過了兩個四十了，結果是越活越惑。”他說。

　　最近，孫教授又遇到了樁惑事。他給某個城市的公園做景觀規劃，提出了 “田園城市”的理念。因為該城市是亞熱帶氣候下的一個 “花果之鄉”，有品種繁多的果樹和經濟林。孫教授就向該市的規劃主管部門建議，不必學隔壁城市那樣，把地征了夷平，花高價從國外進口高檔草皮鋪上，又選栽上修剪費工的造型樹木和刺繡花壇。只要種上當地盛產的木本油料、干果、果樹等樹木，以經濟林來代替風景林，在園林綠地的水面種上蓮花，養上魚，一個既美觀、又生態環保，還有經濟效益的公園就建好了。

　　不料當地的規劃部門負責人直言不諱地告訴孫教授，他們覺得他的方案太 “土”了。一工作人員在和他討論時則說： “都種農村的花草樹木，那咱這城市和農村的風景還有啥區別？城市公園有了齊整的草坪、花壇和行道樹，裝上噴泉，擺上雕塑，那多洋氣。”

　　在鋪天蓋地的反對聲下，這個方案沒有實施。孫教授說他心頭痛得直發緊。 “造這么個公園，動不動砸上幾千萬，每年還都往里賠錢，財政寬裕也就罷了，可這個農業區還真不是那么有錢。”

　　讓孫教授感到痛心不已的事情，在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規劃師看來卻覺得理所當然。28歲的規劃師小丁說： “建大廣場，裝亮燈，鋪闊草坪，這些都是非常容易出政績的工程，比招商引資、提高GDP來得立竿見影。既然是一個走捷徑的好機會，政府官員當然不能放過了。”

　　孫教授所說的 “田園城市”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的一個古人。提出 “田園城市”的鼻祖叫霍華德，是一個英國爵士。

　　霍華德時代的19世紀末歐洲，正面臨著嚴重的城市問題，尤以英國為甚。工業革命的巨大力量吸引了大量的勞動力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環境的不斷惡化，導致了城市的無限膨脹。城市的基礎建設趕不上城市發展，城市居民生活環境兩極分化十分嚴重，貧民窟與華宅美屋共存，城市地價呈畸形發展，人口分布極不合理。1580年，倫敦首次發布禁止建新房的法令。1593、1607、1625年重申禁令，其結果是更大規模的亂建，英國還先后制定了 “衛生法” (1866年)和關于大眾建筑的法規 (1875年)，但是城市的狀況在十九世紀的最后幾十年里，依然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

　　歐洲各國都希望找到非政治改革的方法，所以各種關于城市問題的研究和試驗因此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霍華德寫出了 《明日的田園城市》一書，提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疏散人口，也就是增強鄉村對人的吸引力，建立一個新型的城鎮模式，用一系列小型的、精心規劃的市鎮群來取代大都會，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

　　《明日的田園城市》首次發表于1898年，此后在英國就曾再版過六次，被奉為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院長助理周榕認為， “‘田園城市’是一個大的系統，包括物質形態、經濟運行、社會改革三個層面，從中國現在的狀況來看，實施起來挺困難的。”

　　周榕認為，霍華德提出的 “田園城市”設想雖然美好，但是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地方。目前，英國的“田園式”新城都普遍存在一個問題，就是長期活力不足。這個設想只有縮減城市規模才有可能實行，但是在中國，僅以經濟形態來說就不太可能，中國目前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集聚效應還不夠。如果在大城市的周邊，有可能實現像順義那樣的高端居住區。但是一不小心也可能成為臥城。

　　政治形態上來看，也很難把城鄉融為一體。中國的土地權屬是雙軌制。而 “田園城市”要城鄉一體化才能實現。 “重慶現在在搞城鄉一體化綜合配套體制改革，不過，初衷是城市用地不足，要從集體用地上想點辦法。城市建設用地要觸底，田園城市注定要損失大量農田。”

　　而從風貌上來看，中國大部分鄉村的景象也和田園風情相去甚遠。由于人多地少，沒有大片保存完好的草原、森林，一年還要耕種好幾季作物，加上播種施肥噴藥收割，因此也很難達到審美意義上的 “田園”標準。

　　“不過，在綠化隔離帶多種些經濟作物，倒是個有趣的思路，這樣可避免市內大量屋頂制造的熱島效應。我挺反對大量種草的。”周榕說，今年荷蘭建筑協會 (NAI)的展覽主題就是 “可食性建筑”，展前主辦方還特意詢問他中國國內有沒有在進行這方面的嘗試， “我到處問了問，目前還真沒有。”不過，對于像北京這樣的北方城市而言，由于長達五個月的枯草期，種植小麥等季節性作物并不合適，可以適當選種適合當地氣候的大型經濟類喬木。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