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溜/文

　　很少有一本雜志能像《讀書》那樣牽動著一大批讀書人熱烈的情感和不息的爭議，而那些對于《讀書》懷有深厚感情的人所心系的往往是沈昌文主持期間的《讀書》。沈從1986年起主編《讀書》整整十年，如提《讀書》必提到沈公。

　　沈公頗有名士風度，幽默風趣，溫和敦厚，從不直接臧否人物，反對直接說教。他的個人風格影響并進一步確立了《讀書》的風格。

　　沈公進入《讀書》雜志編輯部是在1980年，當時陳原為主編。陳原的主張是，文章要有思想性，但絕不能說教，而是要有可讀性。這一期間，《讀書》成為思想解放的旗幟，發(fā)表過 《讀書無禁區(qū)》、《人的太陽必然升起》等大膽尖銳的文章。

　　沈公先后擔任過編輯部主任、執(zhí)行副主編，1986年起接任主編后，《讀書》的風格相對比較平和一些，沒有像他的前任那么激進。“我從五四年后就學會了慢一步。”他說，“我既然文化水平不高，上面又沒有路子，就只有慢一步，講得不好是投機。無論哪方面我都沒有很高的要求，平安過關就可以。”

　　“慢一步”是他的處世哲學，至今有人譏之為保命哲學，相較于沖到時代最前沿直接發(fā)言，他更愿意稍慢一步，在從容自在中探討些不那么熱、實際上更為深層的問題。

　　他說，這要感謝李慎之先生，李慎之有一個非常好的觀念，叫做向后看，“改革開放后大家要了解西方、學習西方，學術界都在向前看，看看西方最近在搞什么，我們得跟上去。可是李慎之告訴我，你不要向前看，要向后看，因為我們落后，我們走的是西方走過的路，人家商品經濟已經搞了多少年了，我們才搞多少年？商品經濟引起的種種問題人家都經歷過了”。“向后看”，看似保守膽小，實則充滿智慧，暗藏機鋒。

　　在文章的選擇標準上，他延續(xù)了陳原“既有思想性又有可讀性”的主張，他說，“當年像金克木、張中行寫的文章，的確是又有思想解放的內涵，又不是說教。正統(tǒng)的、非正統(tǒng)的觀點，都不能說教。那時我們不登論文的”。

　　可讀的標準是什么呢，沈公說，“就叫臥讀，能躺在床上讀，我們沒講坐在馬桶上讀，實際上包含了這個意思，不是正襟危坐的，很可能在很嘈雜的環(huán)境中看，而且當年的《讀書》是沒有引文注釋的，適合知識分子的要求”。

　　沈公非常反感對讀者進行說教，他相信并尊重讀者的智慧。他編《讀書》的方式是：“提供有關的材料，讓讀者引起種種想像，由此產生了某種想法，如果這想法是反動的，那是他本人的，與我無關，我并沒有告訴他。我們的任務是提供information，千萬不能耳提面命，不能提著人家的耳朵說，非得這樣干不可，要不然就不革命。那干嘛呢，我們沒有這個責任這個義務。因為這個我經常受攻擊，到現(xiàn)在人家還說，你是保命吧。但我相信明眼的人看得出來，我提供的信息是有傾向性的。”

　　在文章內容上，沈公非常注重專欄、老作者和文學，開設了大量專欄介紹各國文學：有馮亦代的“西書拾錦”專欄；吳岳添的“遠眺巴黎”寫的是法國文學；李長聲的 “日知漫錄”、“東瀛孤燈”介紹日本文學和見聞；俄羅斯文學則有藍英年的“尋墓者說”。此外，詩歌有王佐良的 “讀詩隨筆”；音樂有辛豐年的“門外讀樂”、李皖的“聽者有心”；美術有尹吉男的“獨自扣門”；翻譯有董樂山的“譯余廢墨”。

　　思想方面，則有樊綱的“現(xiàn)代經濟學讀書札記”、趙一凡的 “哈佛讀書札記”，引入的新學人有錢滿素、張寬、崔之元、汪暉、樊綱和劉軍寧等人。

　　沈公主張兼收并蓄，各種觀點的文章都發(fā)。當時還沒有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這些界線，后來被稱為“新左派”的崔之元、張寬等人的文章，最早都是由沈公發(fā)在《讀書》上。

　　他還最早發(fā)出了多篇顧準的文章，直至后來結集出版。顧準的被發(fā)現(xiàn)、被關注，沈公可謂是功不可沒。

　　十年間，《讀書》的讀者從兩三萬增加到十三四萬，沈公自己卻是極其謙遜，他說編《讀書》只是“出于無能”，“靠的無非是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和無能”。他一再提到當時的種種有利條件，一是“多年不開放，忽然開放了，金克木、張中行、錢鐘書這些老知識分子憋了很久，第一次得到講話的機會，他們簡直有說不完的話，寫不完的文章”，二是“胡耀邦他們當頭的時候，經常出現(xiàn)這種情況——我們嚇得不敢說，他們就老說你們?yōu)槭裁床徽f啊，要大膽說嘛”。

　　1996年初，沈公退休，徹底交出《讀書》，從此專心“吃喝玩樂”，逍遙度日。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