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支持Flash
|
|
|
中國經濟未來10年:創造一個全新游戲的可能和挑戰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31日 02:46 第一財經日報
徐以升 李攻 是討論當前的宏觀經濟問題,還是討論中國未來十年發展的問題,在這兩個選題之中,“中國經濟50人論壇”田橫島年會選擇了后者。 之所以確定討論未來十年中國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論壇成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指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階段,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面臨的挑戰也前所未有,這時候需要更多地從長期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我們感覺到,中國近期的問題,本質上都是長期問題。比如說貿易順差問題,高儲蓄問題等,最后都有很多長期原因,如果長期的問題討論不清楚,可能近期的問題也沒有辦法解決,或者說解決的角度、思路會出現偏差。”劉鶴說。 論壇成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指出,對未來十年作一個評估、認識、判斷、預測、選擇,這些都非常重要,意義深遠。 石小敏:財稅改革引領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 不管是未來5年、10年還是20年,從改革的角度,最大的瓶頸是什么?我覺得是政府轉型。要從一個集中建設型的政府,向一個公共服務型的政府轉型。公共服務的內容,比較集中的、熱點的是在這么幾個方面,比如醫療、教育、住房、社保、環保等。 現代化的政府治理結構跟現代化的稅制、現代化的財政分配結構是相連的。現在對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的教育補貼、種糧補助,形成了一個“鄉財縣管”的趨勢,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要鞏固縣這一級財政。發達地區已經自然形成了“強縣擴權”的行動。公共服務上的基本責任應該落到這一級,但是這首先要改革財稅體制,充實縣級財政。 現在中國油氣資源、煤炭石油等資源稅增收的水準不到發達國家一般水平的1/10,而資源稅基本上都是地方的。 土地增值稅、物業稅、資源稅,這三種稅,我大致估計是每年一萬億到兩萬億元,如果在縣一級,縣主要的工作就不是再搞企業、搞開發區了,而是主要搞教育、搞醫療、搞治安、搞環保。 跟稅制改革結合,這也是事權上的突破。以這個問題為起點,中央地方各級事權慢慢有一個合理化的完善過程。 此外,還要加快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這個基礎設施就是“公民信息”或者“公民號碼”管理體系,類似于美國的社會保險號碼管理體系。沒有社會管理的基礎工程,很難談到社會化管理。 有了這個體系,公共服務,比如教育直補等就可以直接補到學生身上。我們國家人最多,又密集,利用這套系統是最好的。 范恒山:以體制創新解決經濟社會深層次問題 我認為主要的是五個問題。 一是經濟發展與道德提升問題。 市場化不斷提高,人的道德觀念和素質應不斷提高,但是至少在我們這個階段還很不足,我覺得道德的底線在下移。舉幾個現象,比如說富人群體對窮人群體的漠視,比如潛規則的運行,這些都是道德底線下滑的很重要的現象。 如果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持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道德的不可持續,好的道德不可持續。如果道德底線先下滑,就不能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力量。所以我們不光注意經濟社會發展提升的問題,也要注意道德水準的提升問題,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一個重大問題。 二是城鎮化的進程與土地約束問題。 中國現在的土地越來越少,我們期待著在2010年保持18億畝,現在已經不再局限于2010年了,到2020年也要保持18億畝的紅線。從節約土地的角度講,我們可以研究城市的發展、農村土地資源的整合、跨國經濟帶來的土地資源的跨國配置等,還有對土地制度,以及涉及土地集約、節約相關問題的研究。需要我們從整體上研究土地跟城市化進展的綜合平衡關系。 三是行政主導經濟的區域發展問題。 我們發現,經濟發展速度非常快,現代化程度在提高,但是區域差距在不斷擴大。為什么擴大?原因就是地方行政的主導,導致了經濟資源和經濟要素不可能在更大的范圍內進行配置,部門調控在區域中也左右為難。 四是利益關系日益復雜化條件下的社會和諧問題。 我調研以后,深感越走在前面的地方,利益關系越復雜。比如說東莞,面臨著內外體制的矛盾,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城市人和農村人的矛盾,有戶口的和沒戶口的矛盾,結果又涉及富人和窮人的矛盾,又涉及干部和群眾的矛盾,使得那個地方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有高智慧、高水平,所以對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帶來了挑戰,這些問題不研究,恐怕也難以促進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五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與體制創新問題。 我們今天面臨的無論是淺層次的問題,還是深層次的問題,背后都有體制問題。或者這么說,淺層次的背后是深層次的問題,深層次問題的背后,主要是體制問題。但是體制問題很難被解決,現在有兩個情況非常明顯:一是改革的動力似乎越來越薄弱;二是改革的阻力似乎越來越強大。在這種情況下,以體制創新來解決經濟社會中的深層問題和淺層問題,顯得十分必要又十分艱難。怎么突破這個瓶頸,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本報攝影記者/吳軍 李揚:公平收入分配應成為宏觀調控的核心 研究發現,居民儲蓄是下降的,企業儲蓄是上升的,政府儲蓄則是急劇上升。下一步的任務,而且是個長期任務很明確,應當公平收入分配,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體現公平收入的目標 宏觀調控應該有一個科學、統一的框架。目前大家說高投資,高出口,但如果把這跟國內的儲蓄過剩聯系在一起,可能就不高。所以我覺得應當重申宏觀經濟平衡的基本等式,儲蓄等于投資加出口。在儲蓄率不能有效降低的情況下,如果降低投資率和降低出口,是不現實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宏觀調控的統一框架應當穩定地建立,不然的話對形勢判斷可能就會有問題,另外采取的措施可能會損害國民經濟的有序增長。 通過對高儲蓄問題的研究,我們認為公平收入分配應當成為宏觀調控的核心。提出這個問題是對高儲蓄率研究得出的,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分辨國民經濟部門中究竟哪個部門在儲蓄,然后才能有的放矢。 研究發現,居民儲蓄是下降的,企業儲蓄是上升的,政府儲蓄則是急劇上升。從1992年到2003年,居民儲蓄率從22.6%降到了18.1%,儲蓄率下降無非是兩個原因:一是國民收入占比下降;二是儲蓄傾向下降。其實這些年來,居民儲蓄傾向有所上升,因此這個問題歸結為,居民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比重在下降。 這里有比較強有力的數據支撐。從1992年到2003年,企業儲蓄從11.5%上升到17%。有分析說,中國企業這幾年效益在提高,其實有三個原因:一是勞動力工資成本太低,二是資金成本低,三是大量的壟斷。 政府儲蓄方面,到2001年一直是比較平穩、有點波動的上升,但2002年之后,劇烈上升,稅收增收幅度這幾年越來越大。政府儲蓄上升,同樣可以從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來看。 如果是這樣,那么下一步的任務,而且是個長期任務就很明確,應當公平收入分配,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體現公平收入的目標。 具體措施有很多,第一是要注意提高收入,不只是農民工,還有一般的就業者。二是向公共財政轉型,增加各種社會福利支出,增加社會消費。 易綱:牢牢掌握中國金融基礎設施 未來十年的中國需要什么呢?需要我們創造一個游戲,人家來玩。到現在為止的歷史,都是人家創造游戲,我們去玩 我想談兩個問題。一是關于人均GDP 3000美元陷阱的問題。我的認識是,從3000美元到1萬美元的騰飛、跳躍,根據各國的觀察、歷史經驗,這時可能是一個轉機。我想解釋的是,從3000美元怎么到1萬美元的?這其中一半是靠以提高質量為主要內容的價值創造,另一半是靠價值的重新評估。 價值重估,這里指的還不是匯率,價值評估主要是概念和意念。 現在看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韓國這些地方,人均GDP已經到達或接近1萬美元了,你看看它的住房,比如我到一些首爾大學的教授家里,他住的也就是三室一廳。從3000美元到1萬美元,絕不是說住房擴大了兩倍,所有的物質消耗都擴大了多少多少,只不過房子物業管理更加舒適、更加安全,環境比較好,特別主要的是,法制方面也就是產權保護好,房子交易的成本降低。所有這些,產權保護的提高,環境的改善,包括治安環境、自然環境、空氣環境、水環境的改善,都會大幅度提升價值。 如果中國經濟要起飛成功的話,重要的是依法治國、產權保護、治理環境,使得交易成本降低,使得大家的預期和穩定性提高,這就會使得全世界對中國的商品、人力、不動產的價值進行重新評估。 重新評估的核心是全世界對中國的概念、印象。要靠我們的法制不斷建設,中國經濟的穩定,給全世界一個穩定的預期。穩定的預期就導致全世界對你的重新評估,中國的東西就越來越值錢,這個轉軌要比較平穩。 二是要牢牢掌握中國的金融基礎設施。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在演講中提到“剪羊毛”、“貨幣戰爭”(編者注:《貨幣戰爭》一書認為,很長時間以來,英美的金融集團,通過有意識地制造,通過金融的放租和收租,有意識地制造經濟繁榮或者衰退,通過這種方式來獲得巨額利潤,即所謂的“剪羊毛”),很給人啟發,讓人警惕,我們要防止這種可能性的發生。但是我覺得對這種可能性發生的最好回答,就是中國人要牢牢掌握金融基礎設施。 什么是金融基礎設施?就是金融清算系統、交易系統、托管系統、征信系統、信息系統等,這是金融基礎設施。凡是股權都是在交易所登記,債權要么在兩個交易所登記,要么在國家債權登記中心登記。誰買的債,都是很清楚的。 另外,總體來講中國將來的成功,未來十年的中國需要什么呢?需要我們創造一個游戲,人家來玩。到現在為止的歷史,都是人家創造游戲,我們去玩,所以游戲規則是人家制訂的,我們要國際化,就得遵照這些規則。但我們有一個機會,就是中國經濟發展了以后,中國的金融市場,人民幣的威信在提高,在這個時候,首先金融基礎設施在中國人手里,另外對基礎設施的政策法規的主導權,在中國人手里。這時候,就可以說我們在制訂游戲規則,在創造游戲了。 這其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開放,你如果創造一個游戲人家不來玩,我們不會成功,也不會有鑄幣稅。(以上文章根據各位演講人在論壇上的演講整理,有刪節,標題為編者加,均未經本人審閱。)
【發表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