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袁蓉君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將中國政府的長期外幣債券評級從“A2”上調至“A1”，這是穆迪第五高的評級；標準普爾評級公司確認了中國的“A”長期政府評級和“A-1”短期政府評級，并將政府評級展望由穩定調整為正面。

　　7月26日，國際兩大著名信用評級公司均宣布調整中國的評級結果。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將中國政府的長期外幣債券評級從“A2”上調至“A1”，這是穆迪第五高的評級。標準普爾評級公司當天確認了中國的“A”長期政府評級和“A-1”短期政府評級，并將政府評級展望由穩定調整為正面。花旗集團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當天告訴記者，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評級的上調反映了他們對中國經濟的長期信心。評級上調有助于中國企業走出去，同時，對中國企業引入海外戰略投資者也有一定幫助。

　　當天穆迪還上調了港澳地區的政府評級，香港政府的外幣及本幣債券評級由“Aa3”調高至“Aa2”，澳門的外幣及本幣政府發行人評級由“A1”調高至“Aa3”。

　　據悉，今年中國對破產法、

房地產法和勞工法的改革是促使標準普爾調整中國政府評級展望的主要原因。“這些改革應能對中國取得接近10%的單位數字增長有所支持。此外也應有助于提高投資效益，從而減低經濟增長可能出現不正常波動的風險。”標準普爾信用分析師陳錦榮如是表示。而穆迪上調中國政府長期外幣債券評級的理由則是中國在國際收支方面的雄厚實力、有利的政府債務趨勢以及經濟改革持續取得進展。

　　沈明高認為，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評級的上調反映了他們對中國經濟的長期信心。“政府評級是與經濟緊密相關的，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增長從去年以來一直保持在11%以上，而且我們認為這種快速增長趨勢還能保持一段時間。不僅如此，今年上半年政府財政收入快速增長了30%，使國力大大增強。”

　　今年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繼續增長，目前已超過1.3萬億美元。而政府和國有銀行的外債則相對很小。穆迪高級副總裁Tom Byrne表示：“中國在國際收支方面極為雄厚的實力防止了外部沖擊，并使政府有時間擴大和深化結構改革”。他認為，盡管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但中國出口行業的表現“不可思議”，此外加入世貿組織和外商投資均提高了出口的競爭力，使中國在全球排名中升至第三大出口國。穆迪預計中國的國際收支對國內外的壓力將保持靈活性。

　　除上調長期外幣債券評級外，穆迪還向中國政府的長期本幣債務授予“A1”的評級，中國的外幣和本幣銀行存款以及外幣和本幣債券的國家上限均從“A2”上調至“A1”。上述評級和上限的展望均為“穩定”。

　　Tom Byrne表示，授予中國政府本幣債務的新評級反映了中國在財政表現和控制政府債務方面取得的顯著進步。國家收入迅速增長，并有望從10年前不足GDP的10%達到2007年GDP的20%。“中國的預算赤字非常低，政府債務趨勢向好，近年來中國政府的債務比率已有所下降，低于評級為‘A’的國家的中值，這為未來可能的財政或有債務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此外，外幣債務在總債務中的占比處于評級為‘A’的國家中的最低區間，從而降低了政府財政相對于外部沖擊的脆弱性。”Tom Byrne說。

　　穆迪當天發表聲明稱，公司已注意到中國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在內在財務實力和監管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盡管不良貸款和未確認的減值資產仍處于較高水平，但金融行業內的或有財政負債已低于此前的預期。迄今，向銀行體系注資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為財政部和政府機構所持有的上市國有商業銀行股份的價值所彌補。Byrne表示：“上述領域的持續進步將減少金融行業的或有負債。國有銀行擁有凈國外資產的現狀最終會減輕可能以銀行業為途徑的外部沖擊對政府財政的影響。”

　　穆迪認為，雖然快速的增長并未造成收支差額或財政失衡，且通貨膨脹適度，但主要由收支差額資金流入推動的國內流動資金的管理不僅對國內貨幣政策，同時也對

匯率政策構成挑戰。

　　Byrne稱：“金融或經濟波動不太可能破壞中國政府的信用可靠程度。未來對中國評級的上調將取決于宏觀經濟穩定性的可持續性，這將需要治理和機構實力持續改善的支持。”他表示，雖然中國與美國及歐盟的貿易摩擦有所增加，口頭沖突在升級，但共同的國家利益可能將阻止嚴重的裂痕產生。

　　在談到評級上調對中國的影響時，沈明高表示，因為評級越高發債成本越低，中國政府評級上調將有助于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或融資活動。同時，鑒于評級上調后海外投資者購買的成本會升高，對中國企業引入海外戰略投資者也有一定幫助。

　　由于財政收入穩定增長，目前中國政府到海外發債的規模并不大。沈明高認為，在

人民幣升值、中國信用評級不斷提高的背景下，中國多發一些外幣債券、多借外債是比較合算的。“目前政府應適度舉債，在國內外發債都可以，盡量加快社保、醫保體系的建設，增加老百姓的消費安全感。”他說，雖然政府現在做這些事看上去可能對目前的經濟沒有什么影響，但對未來發展的正面影響是巨大的，政府花錢要有前瞻性。“不能等到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消費成為制約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以后再加快對社保、醫保體系建設的投資。”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