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嚴

　　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越低，用于消費的資金相對越少，用于投資的資金相對越充足

　　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連續升值，順差增長勢頭不減反增，投資-消費分配關系失衡是至關重要的原因

　　貿易順差過大、信貸投放過多、投資增長過快(又稱“三過”)，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三個問題。調整出口退稅力度、增發中央銀行票據、限制部分投資項目上馬，此類措施具有較強的針對性，能夠在短期抑制問題的惡化。

　　然而從長期看，僅靠“堵”的手段難以解決“三過”背后的深層次矛盾。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于本月16日、17日舉行的第91次全體會議上，作出了“造成‘三過’的根源是國民收入分配存在問題”的重要判斷，有助于相關政策由“堵”轉“疏”，動態地消化“三過”，進而推動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職工工資占GDP比重下降

　　政府、企業與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是宏觀收入分配領域最重要的考察點。從《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通過的1993年以來，我國財政增收的平均速度在20%左右，遠高于GDP的年增長率。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略高于10%的水平，上升到2006年的18%。如果再將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納入統計，政府在宏觀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會超過30%。

　　國有企業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以來，以營業收入和利潤為權重指標的企業景氣指數保持在130%~150%的高位。盡管直接統計企業總利潤和總收入比較困難，但景氣指數這一調查數據已經能夠從側面反映企業分配地位的改善。

　　伴隨著GDP的增長和企業的持續景氣，居民收入也實現了較快增長，2006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超過2.1萬元，自1993年以來年均名義增長率超過15%。然而，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卻不斷下降，已經由改革初期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15%，迅速下降到2005年的10.8%。2006年雖然回升到11%以上，主要是由于

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帶來了積極影響。如果剔除這一不可比因素，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會進一步下降。

　　盡管職工工資并不是居民的全部收入，卻是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最主要部分。居民收入中的大部分是用于消費的；企業收入中的絕大部分是用于擴大再生產的；在財政對社會事業和社會保障投入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收入中的大部分也是用于投資的。因此我們看到，職工工資占GDP比重的下降與消費率的下降是一致的。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越低，用于消費的資金相對越少，用于投資的資金相對越充足。目前的投資增長過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宏觀分配格局向居民部門傾斜不夠而造成的。

　　居民收入差距

　　與投資率的惡性循環

　　在宏觀分配層次，居民部門的地位決定著投資的增速以及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在居民內部，不僅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導致投資率上升，而且投資的過快增長反過來又加劇了收入差距的擴大。這一惡性循環已經在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產生，需要我們探究其形成機理，以尋求破解之道。

　　根據凱恩斯的消費理論，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是遞減的。這就意味著，收入越高的人，其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例就越低，用于投資的比重就越高。當收入差距擴大時，富人相對越富有，窮人相對越貧窮。富人增收快，資金充足，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效應的作用下，他們會將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投資。窮人的消費欲望較強、消費傾向較高，卻苦于沒有資金支持。這樣，收入差距擴大就會帶來投資的快速增長和投資率的提高。

　　一般來講，轉軌國家的資本要素的效率提高速度遠快于勞動要素的效率提高速度，在各種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下，如果對勞動收入的保護和促進機制不完善，很容易造成資本性收入增長快于勞動收入增長。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6年前三季度居民收支數據為例，農民現金收入中，比重最大的人均出售農產品收入僅增長了5.6%，而農民財產性收入實現了同比24.5%的高速增長。城鎮的情況十分類似：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屬于勞動性收入范疇的工薪收入比2005年同期增長12.4%；而屬于資本性收入的經營凈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分別增長了19.6%和27.7%。

　　由上述數據不難推知，投資率的提高會給資本要素稟賦占優的富裕階層帶來更快的收入增長，從而加劇收入差距的擴大，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又會使投資率提升……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之勢不減輕，投資率上升和投資增長過快的局面就很難扭轉。

　　投資-消費分配關系

　　與信貸和順差

　　國民收入在投資和消費之間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信貸投放的變化。投資的快速增長引致了各個生產環節的信貸需求。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表明，信貸的增長是保證經濟增長的客觀需要。我國仍是一個投資驅動型經濟體，投資的過快增長一定要求信貸也以相當的速度增長。信貸投放過多實質上是投資增長過快的必然結果。

　　過高的投資率，也可稱之為投資-消費分配關系失衡，其上游是宏觀收入分配與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局面，其下游不僅有信貸投放過多的問題，還會產生貿易收支的失衡。

　　持續不斷的中外貿易摩擦可能已經使很多人相信，貿易順差是個

匯率問題。似乎人民幣只要持續地升值，就能逐漸實現貿易平衡。其實，儲蓄率過高、消費內需不足才是貿易失衡的癥結所在。根據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數據，日本、韓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時，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在30%左右，我國要高出10個百分點。不斷上升的投資率表明，投資需求的活躍程度甚于消費需求。投資超常規增長，消費發展卻比較滯后，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只有流向境外。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連續升值，順差增長勢頭不減反增，投資-消費分配關系失衡是至關重要的原因。

　　調整收入分配格局

　　破解“三過”之道，關鍵環節在于投資-消費關系的調整，深層次的問題是宏觀分配格局和居民收入分配關系的理順。

　　筆者認為，徹底解決“三過”問題，需要更多地采用“疏”的思路，從戰略上考慮需要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應調整宏觀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致力于提高勞動者報酬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第二，政府應采取“多予”策略，在再分配領域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第三，高度重視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建立健全低收入群體增收的長效保障機制。

　　我們希望看到，政府能夠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迎來“三過”問題的解決。我們更希望看到，“三過”問題的破解使得收入分配理順、改革發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各個方面的經濟社會和諧程度普遍提升。(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縮小收入差距政策研究”課題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博士)插圖/蘇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