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梁治理：于成龍墓地修復背后——于墓沉浮三百載 保護開發利中求

　　王儒林治下的山西因多名官員涉貪腐被查而亟需整頓吏治，而于成龍則被康熙帝贊為“天下廉吏第一”。位于山西西部的橫泉村因為兩位高官跨越時空出現在同一則新聞里而為外界所關注。

　　時代周報記者 張蕊 發自山西方山縣

　　位于山西西部的橫泉村因為兩位高官跨越時空出現在同一則新聞里而為外界所關注。

　　前者是履新山西省委書記不久的王儒林，后者是清代官至兩江總督的于成龍。

　　他們的關聯點，除了表象的橫泉村，還因為整頓吏治。

　　王儒林治下的山西因多名官員涉貪腐被查而亟需整頓吏治，而于成龍則被康熙帝贊為“天下廉吏第一”，他的為官哲學于今仍有裨益。

　　也正因如此，作為于成龍的故鄉與安息地，隸屬于呂梁的橫泉村圍繞“廉潔”二字的所有作為或不作為，其深意已超出了它所轄制的范圍。

　　“我們不能讓‘天下廉吏第一’的墓地總是處于被嚴重破壞和一片荒蕪的狀態中，這件事我們不做，我們將愧對‘天下廉吏第一’故里的榮稱，將愧對吏者之師于公的在天之靈。”王儒林的這番話，聽著有意者，自然不僅僅是橫泉村的人。

　　話里深意，既映射了橫泉、呂梁乃至山西過往的政商生態，也透露了王儒林為政的主基調。

　　呂梁的政治新常態

　　方山縣位于山西省西部，呂梁山中段。 2013年，方山縣轄4鎮7鄉，面積1434.1平方千米，人口11.7萬。方山縣城并不大，整個縣城僅有一家公立賓館，其余都是民居改建而成的小旅館。

　　2013年，方山縣地區生產總值完成27.2億元，財政總收入完成9.4億元（同年，僅北京通州區的財政收入就達到了52.8億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達到15910元、3340元。作為革命老區，整個呂梁是亦是全國貧困區。

　　盡管如此，山西的腐敗案件多與呂梁有關。在新上任的省委書記王儒林看來，“呂梁的嚴重腐敗問題對山西、對呂梁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在現代山西官場，一直流行一句話：“在呂梁，要和錢戰斗。”這片方圓21143平方公里的土地，曾經歷了中國煤炭市場的大起大落。

　　在原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聶春玉被宣布接受調查的次日，呂梁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一位與會者曾告訴媒體，市委書記高衛東在會上講到：這一次中紀委到呂梁，要查買官賣官。

　　這一切，都發生在一代廉吏于成龍的故鄉。

　　正因為如此，王儒林此次調研呂梁，正是想研究如何在呂梁、在山西落實習總書記的一項重要指示。

　　2013年，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

　　將反腐與倡廉結合，成為了當初王儒林視察呂梁的一個重要任務，使呂梁黨員干部適應政治“新常態”，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用反腐敗斗爭的新成效，推動各項工作。

　　9月17日，王儒林前往橫泉村于成龍墓地調研時了解到，于成龍的墓地曾兩次被損毀。王儒林當即要求，要盡快修復于成龍墓地和故居。他強調：“我看，呂梁如果早幾年重視這項工作，也許就不會有那么多領導干部被押進監獄，身陷囹圄！”

　　康熙十九年（1680），于成龍任兩江總督，他告誡官員勿搜刮民膏以饋送上官，并且發布了《嚴禁饋送檄》。他還在大堂上張貼對聯：“累萬盈千盡是朝庭正賦，倘有侵欺，誰替你披枷帶索；一絲半粒無非百姓膏脂，不加珍惜怎曉得男盜女娼。”

　　據橫泉村村委會主任白小平向時代周報記者回憶，王儒林調研時，于成龍的墓地上面還種滿了莊稼，大家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王儒林離開后第二天早上8點，方山縣縣長田寶平和峪口鎮的領導就趕到了橫泉村。田寶平去橫泉村的目的就是要求村里盡快修復于成龍的墓地。“縣里的意思是，先簡單地修復下，不要讓去參觀的人連站的地方都沒有。”白小平說。當天上午10點左右，村里召集的普通百姓，就開始動工。

　　按照原來的規劃，通往墓地的路，設計的是八米寬，“鋪一條青磚路，兩邊種些樹，施工后發現這個寬度不夠，就擴展到了15米，兩邊各種了四排樹。

　　“至于于成龍的墓地的具體位置，誰也說不準。”白小平說，為此，村里找到早年參與挖過于成龍墓的老人，在莊家地里指了一個大概的位置，村施工隊就開工了。

　　“幾天后，挖掘機將被埋在土里半米多高的瓷碗挖出來了，這些碗一摞一摞很有序地倒扣在一起，碗里面盛滿了白灰和松香，最底層的那摞碗下面，壓著一個塑料袋子，里面是頭骨、肋骨、上下肢等骨頭。”

　　聽說挖出了骸骨，一些參與過當年挖墓的村里老人都趕到現場，確認這些骨頭是于成龍骸骨。挖掘人員當時就通知了方山縣文物局，但因為縣文物局的考古技術欠缺無法鑒定，于是大家只得先將這些骸骨原封不動地埋起來，等山西省文物部門統一鑒定后，再做如何保護的決定。

　　之前停留在紙上的廉政工程

　　實際上，在1947年，于成龍的幕曾被挖開過一次。1947年，橫泉村的貧苦農民，為了發展生產，籌措資金，提出了挖掘于成龍墓的主張。農歷三月，由橫泉村村長劉金長、農會主席郝東清負責，組織全村精壯勞力，對于成龍墓進行了挖掘。

　　溯至下葬，于成龍在家鄉已安寢263年。

　　墓內所取之物，經過清點，金頂和玉器被賣給當時的峪口區貿易局大眾商店，由此換回棉花800余斤，以每戶5斤，每口人1斤，全部分給村民。另外每家還分得珍珠7顆，瓷碗5個。而這些并非當時發展生產所需的勞動工具。

　　之后的67年間，于墓屢遭破壞，甚至逐漸被人們遺忘，直至王儒林的到來。

　　盡管修復工程在9月18日開始動工，但10月16日，時代周報記者在橫泉村得知，目前墓地修復工作已經暫停，何時復工尚無時間表。對于停工，白小平的解釋是因為挖到了骸骨，村里不知道怎么辦。

　　72歲的郝寶山長期居住在于成龍墓地旁，他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停工是因為有呂梁市一級的領導批評縣領導，稱修復于成龍墓地的工程動工太草率。“但縣里先動工，就是為了能夠推動相關的項目。”

　　2011年方山政府工作報告中曾寫到：按照“大旅游、大產業”的發展思路，大手筆策劃，大視野經營，“成立于成龍文化研究會、北武當山道教文化研究會，組織專人挖掘、研究、宣傳，唱紅于成龍，打響北武當，真正使于成龍、北武當成為給養后人的寶貴資源和資本。”

　　而在方山縣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這么一句話——加快于成龍廉政教育基地建設，盡早開館迎賓。該縣同年的生產總值不足30億，但在這份報告中，確定了2013年方山縣總投資300億元的70個重點項目。預計投資1.6億元的廉政文化園，只是方山縣15年旅游規劃中的一個項目。

　　這一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高林清。2009年，高林清以民營企業家的身份著手開始修建于成龍廉政文化園。盡管支持這一工程的地方領導很多，但據高林清的朋友表示，這些領導的口頭支持并沒有給高林清帶來幫助。

　　于成龍故里來堡村原村主任佐證了這一說法：當時領導支持，是想從高那里撈一些好處，后來發現沒錢，就都不關注了。

　　一個人的廉政園

　　墓園和廉政文化園兩項工程的曲折發展，有點像呂梁官場生態的縮影。

　　在王儒林沒去于成龍墓地調研之前，并沒有領導特別關注過這名廉吏的墓地，對于橫泉這個有2000多人、以玉米、土豆等農作物為生，人均收入僅為2000元的村莊來說，通過于成龍的墓地發展旅游業更像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誰能想到這些呢？”白小平說，幾年前，高林清曾經和他提出過要出錢修復于成龍墓地，做成廉政文化園的一個配套設施，“可能是資金的緣故，最終并沒有實施。”言語間，白小平還是頗為遺憾。

　　而白小平所稱的資金，正是呂梁官商之間微妙的紐帶，也是在呂梁辦事升官的敲門磚。

　　“和錢戰斗，基本就是被錢砸趴下，和用錢把別人砸趴下。”一位呂梁紀檢委的前常委如此回應。

　　官場的腐敗映襯著這個貧困老區的落寞，呂梁是國家14個集中連片特困區之一，去年貧困人口75萬，占全省四分之一，13個縣有10個是貧困縣，其中6個國貧縣，3個省貧縣，1個插花貧困縣。

　　在王儒林隨機走訪的調研中，蔡家崖村群眾向他強烈反映吃水問題。該村有231戶700多口人，受煤礦開采等原因影響，水源受到嚴重污染，直到現在村民吃的還是被嚴重污染的水。此外，該村還有村民向他反映的住房問題。王儒林在座談會上說：“我們跟著他到山坡上看了他家的窯洞，確實非常擁擠，而且兒子女兒都已經長大成年，還擠在一個炕上，實在是困難、為難。正在他家看，他家鄰居也反映，她娘家院子里的倉房倒了，他們想重建，結果干部不讓。”

　　而時代周報記者發現，即便是距離方山縣城25公里的于成龍的故里來堡村，在設置了公交站牌的情況下，數個小時內，未曾有公共汽車通過。

　　無怪乎呂梁市紀委書記張穩科建議，希望將聶春玉、杜善學兩位落馬高官的丑聞在廉政文化園中展示，以警醒后人。今年6月19日落馬的杜善學，官至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長，曾任呂梁市委書記。

　　從2009年至今，高林清往廉政文化園的投資差不多已經3000多萬，2012年，資金就已經開始緊張，高林清賣了房，抵押了車，賣了自己的石料場和苗圃，全部的錢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化園的建設當中。

　　根據高林清的規劃，于成龍廉政文化園共占地580余畝，由于氏家族陵園區、中華廉政文化博物館區、方山民俗街區、廉政教育培訓區、于成龍故居區和農業生態體驗區六個區域組成，規劃建筑面積2萬平方米，“當時請專家做規劃的時候都花了十幾萬。”高林清的一位朋友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高總現在都在租房子住。”這名朋友說，現在高林清幾乎可以說是什么都沒有了，今年2月，難以為繼的高林清萌發了要無償轉讓廉政文化園的念頭。

　　轉讓的內容包括廉政文化園建設的所有成果、凈資產和政府債權以及3000多件高林清自己收集的和于成龍有關的文物資料等。

　　消息發出后，聯系高林清的個人和企業并不在少數，但篩選后，高林清并沒有發現太合適的人選。因為這個事情，高林清還曾經給縣里的某個領導專門做匯報，“當時我想，如果有7家企業或者更多企業愿意來做這個事情，那縣里也許能幫忙把把關，看哪一家企業更合適一些。”但縣里領導的意思表達卻讓高林清有些失望—這是企業行為，縣里就不參加了。

　　但本次王儒林調研考察呂梁后，在一次座談會曾談及高林清的事跡：“幾年前，有位民間人士，他把自己辦企業賺到的錢投到這里，錢不夠，甚至住房也賣了，目前，他的投入已經難以為繼。今年年初的時候，他就在網上公開無償轉讓他所開發的項目，可見他不是為了盈利。我們一個民間人士，有這樣的見識，這一點就值得充分肯定。”

　　正是王儒林的批示不僅引起當地政府的重視，也讓高林清看到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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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成龍小傳

　　時代周報記者 張子宇 發自廣州

　　“屑糠雜米為粥，與同仆共吃”，“日食粗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這是歷史書中記載的，被稱為清代第一廉吏的于成龍的生活習慣。

　　嚴格意義上說，于成龍算得上是一名遺民。于成龍出生在明朝時的山西永寧。明崇禎十二年（1639）時他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副榜貢生，本來可以成為一名明朝的官員，但他考慮到父親年事已高，沒有任官就職。沒有成為明朝的官員也算是一種幸運，否則作為官員，在明清革代之際，要面臨一個站隊的問題。為明朝殉難，就沒有了后來的廉吏于成龍，投降清朝，私德就有了污點。

　　明朝時26歲的于成龍沒有當官，然后他做了18年老百姓。直到清朝的順治十八年（1661）， 于成龍首度出仕, 任廣西羅城知縣。“某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念, 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之后的他，官運亨通，先后任四川合州知州, 湖北黃州同知、武昌知府、黃州知府、江防道員, 福建按察使、布政使, 直隸巡撫。

　　另外，于成龍長于詞訟、斷獄方面，常微服私訪，先后處理地方上的疑案、懸案，使許多錯案得到平反，獲得了“于青天”的美名。以至于在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第卷九第二篇叫做“于中丞”，記述了兩件于成龍破案的故事。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于成龍迎來了他仕途的頂點。他升任兩江總督，轄著江蘇、浙江地區，是清朝最富裕的省份及主要賦稅來源。據悉于出任兩江總督的消息傳出，南京布價急速上漲，“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驅從，至有驚恐喘臥不能出戶者……奸人猾胥各鳥獸竄”。

　　于成龍得到這樣的重任，其實與康熙朝的政治理念有關。康熙是滿清入關后才即位的，這個時候，作為滿清奪取天下主力的八旗鐵騎已經開始出現明顯的腐化。原來樸素、彪悍的游牧民族特性迅速被漢族的農業文明所同化。各地的奢侈之風日益盛行，歷史記載的一些肥缺較大的官員（如河道大臣）及豪商（如揚州的鹽商）等個人生活的奢靡講究。許多細節，從康熙朝出身的曹雪芹的《紅樓夢》里就可以看到。

　　這些現象引發了高層統治者特別是康熙的擔憂，一方面，康熙對漢族文化采取了警惕的情緒，康熙一朝文字獄此起彼伏，同時告誡滿洲子弟要保持漁獵的生活作風；另一方面，開始提倡節儉，這種情況下，于成龍受到重用，而上任兩江總督明顯就是要他來剎住天下最富裕省份的奢靡之風。

　　在兩江總督任上做了三年，江浙一帶“官吏望風改操，社會風氣為之一變。貪墨之吏率相解印遠遁，強豪猾胥紛紛徙居境外，官僚顯貴削減輿從，婚嫁不用音樂。朱雀、雨花等舊時歌舞游樂之地, 門庭冷落, 寂如僧舍。江南俗尚侈麗, 至是人人爭穿布衣, 布價竟因之驟貴。”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龍死于兩江總督的任上。歷史記載替他辦后事的官員看到寢室“皆見床頭敝司中惟綈袍一套。堂后瓦甕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無不慟哭失聲。”“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至者日數萬人。下至萊庸負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康熙感嘆道：“居官如于成龍者有幾？”稱其為“天下廉吏第一”。

　　從歷史上看，于成龍受到推崇和贊賞，人們也不應該用今天的標準要求古人，但從今日的經濟觀點來看，江南地區本來就是中國商品經濟最發達、最富庶的地區，抱著節儉的農本思想卻取締了供求關系中的需求一方，壓抑了工商業的發展，這未必是有利于整體經濟的。

　　有趣的是，幾乎在同時，鄰國日本正在進行一場奢侈和節儉的斗爭。幕府將軍德川吉宗推崇節儉，而地方大諸侯尾張的德川宗春則主張政府應該帶頭花錢享受，這樣才能讓商業繁榮，增加稅收。雙方各種斗法，一時蔚為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