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看來，其實企業缺的不是人，而是‘匹配成功率’。”黃京說，需要的人招不到，而能招到的人又不需要。順德金紫中介服務部負責人黃小強說：“現在外來工中‘90后’已經成為主力，他們都想一工作就到管理類崗位，但文化水平不夠。沒有技術，又不愿意做普工，即使上了生產線，也可能做兩三天就走人了。”

　　張穎琺說，在順德的家具行業，這樣的情況很普遍。因為順德幾乎所有的家具廠都是中小企業，現在工人返工了，不過年紀都比較大，新生代的外來工越來越少。從今年開始都招不到年輕的工人，家具行業需要搬運工，需要體力更好的年輕人，這類型的普工很難招。

　　據他了解，目前的情況還在可控范圍內，缺工并沒有影響到企業的效率。“‘缺工200萬’的說法比較夸張。如果按照一個外來工人均月產值1.5萬元算的話，缺工200萬，意味著廣東僅一個月就損失很大。”

　　分流 全國分流趨勢明顯

　　珠三角：全國分流 

　　長三角：夠本漲薪

　　從外來工流動的情況看，黃京為珠三角感到擔憂，“沒有前幾年那么興旺了。今年到長三角、內地、西部去的人越來越多，全國各地的經濟圈都在興起，分流了不少務工人員。廣東企業開出來的條件已經沒有絕對的吸引力了。”

　　務工人員從珠三角向長三角流動，是一個客觀存在的趨勢。黃京分析認為；“東莞不少企業都是做外單的貼牌生產，賺取的只是加工費。它們只能賺取微利，大多沒有議價能力。這種模式的利益鏈條是‘貿易公司——物流公司——企業——民工’，被夾在中間的企業們很尷尬。而長三角的很多企業都是本土型企業，自營自銷，自主品牌，上端沒有其他鏈條來瓜分利潤，他們有能力給外來工漲工資。”

　　事實上，目前鞋業加工的利潤只有6%~7%。俗話說，“東莞堵車，世界缺貨”，東莞雖然是“世界工廠”的核心地區，但它薄利多銷，利潤并不高。

　　此外，長三角的工廠的管理可能更人性化，“他們的生活區和工作區是分開的，下班時間可以自己安排。珠三角的很多工廠上下班都在一個地方，讓人沒有放松感。”

　　在張穎琺看來，招工難，行業本身應該反思。“企業面臨著轉型，我們都看到了這點。以前，佛山的陶瓷企業，占地多、污染大，產生的效益遠遠低于對這個地方的破壞，所以要轉走。我們(家具行業)將來也可能會轉移或升級。”

　　隨著家具行業推進工業化生產方式，對工人數量的要求必然會下降，這是將來產業升級的一個方向。現在家具業還需要大量的搬運工人，將來如果改用叉車，就只需要叉車司機。在德國，一個50人的工廠，和我們這里一個300人的工廠，產能差不多。只是在國內，還沒有人愿意花這個本錢去做。“一輛叉車的價格大約在8萬~10萬元，大家可能覺得這個投入太大。”

　　“現在看來，其實現在企業缺的不是人，而是匹配成功率。當然，這還不至于影響產業的發展。

　　黃京說，珠三角的企業要把勞動力吸引過來，首先要完善自我。新一代求職者，以“80后”、“90后”居多，應該尊重他們。從就業群體來看，技校、中專、大專學歷的畢業生是求職群體的大多數，對他們來說，工作辛苦不辛苦是次要的，開心不開心是主要的。每個企業都應該提升企業文化，讓員工有歸屬感。其次，適當地提高薪酬福利。依據行政級別，東莞屬于三線城市，所以薪酬標準一直比較低，與它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對等。

　　專家視點

　　勞動力供給總量未減

　　21歲至30歲勞動力短缺

　　女性剩余勞動力非常少

　　珠三角出現“用工荒”，“劉易斯拐點”到來的說法又開始出現。“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從過剩到短缺的轉折點(詳見“名詞解釋”)。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白南生并不這么認為，他說：“中國目前耕地的總面積不到20億畝，人均耕地面積約為1.4畝。而現在農村勞動力約6億多人。按上世紀90年代初的技術標準，每個農業勞動力可耕種20畝的土地，據此，我國農村僅需1億人左右的勞動力，勞動力供應充足的事實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改變。”

　　國家發改委中小城鎮改革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宇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從2004年開始，國內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但從統計數據看，勞動力供給總量并沒減少。這其實是勞動力供給的機制出了問題。

　　從數據上看，2005年，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在1.15億人左右，總量上仍然具有“無限供給”的可能。但從年齡結構來看，40歲以下可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有6500萬人，占56.8%，其中，21～30歲的只有700多萬人，僅占6.3%。這表明，我國勞動力供求形勢今后將面臨總量過剩和結構性短缺的雙重矛盾。

　　從性別分布看，外出務工人員中女性約占1/3，即6800萬左右。紡織業、制鞋業、玩具制造、服裝加工、電子裝配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對女工，尤其是18～25歲的年輕女工需求最大，而農村18~25歲這一年齡段內的女性勞動力已經基本轉移進城。25～30歲的鄉村女性勞動力又受到生育周期和家庭因素的影響，轉移能力受到限制 。農村實際能轉移出去的女性剩余勞動力非常有限，這就加劇了城鎮非農產業女工短缺的現象。

　　何宇鵬指出，中國勞動力成本全面上升，使長期以來產業賴以生存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喪失。有人認為珠三角人口紅利時代即將終結，其實可以充分利用產業升級與轉移的契機。

　　目前，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已經開始，規模正在逐步加大。如果能夠制定鼓勵政策，促使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勞動力大省流動，既可促進東部地區的產業升級，又可解決中西部地區的就業問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從而繼續保持中國經濟發展的勞動力競爭優勢。

　　近來的工資迅速上漲并不意味著勞動力的供求發生了巨變，因為這里有很多其他因素在發揮作用，這幾年主要是由于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這個幅度的提高當然也反映了勞動力供求均衡的一種長期變化。

　　但它不是短期巨變，政府提高最低工資的決策，可能包含了政府的其他目標，而不完全是勞動力供求平衡的反映。比如說：政府的人文關懷。比如說：有些地方政府利用這種手段推進當地產業結構的調整，把一部分效益比較差，占地比較多的企業“轟”走，所謂騰籠換鳥。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能把這種工資的上漲歸因于勞動力供求在短期內發生巨變。

　　十年用工轉變

　　在黃京看來，過去的10年時間里，企業和外來工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時間上來看，2001年～2003年是一個階段，2004年～2007年是一個階段，2007 年～2009年是另一個階段。

　　地位轉換 2003年以前，廠方占主導地位。民工要想進工廠，得費很大的勁。有的外來工找工作時還需額外交幾百元的公關費。

　　“以前進富士康，要交100～200元介紹費，最多時甚至要交500～600元。2003～2006年雙方處于相對均衡狀態。2007～2009年，工人進入強勢階段。工廠招一個人，得倒付介紹費。

　　工資變化 2001年，工人工資為600～700元/月，基數低，增速快。現在1600～2000元/月，漲了一倍多。

　　維權意識 2001～2008年，買社保逐漸成為一種常態。民工的維權意識也逐漸加強。

　　開工時間 2001年，年初四開工，初八、初十生產就已轟轟烈烈。現在，初六開工，初十才有找工作的氣氛，大年十五才正式進入招工狀態。

　　服務方式 以前，告訴民工工廠地址，讓他們自己去找；現在，企業派車接送。

　　工作流動性 “50后”、“60后”民工以年為單位，“80后”、“90后”以月為單位。

　　工人心態 “80后”工人，維權意識強。賺錢并非唯一目的，他們注重休息，個性張揚，流動性強。他們懂得維護自己的權益，會報警、告工廠、找記者。1970～1985年出生的，比較肯干、不能吃苦。1960年以前出生的，最能吃苦耐勞。

　　人才市場 2003年以前，一過完年人才市場就“人擠人”，現在要冷清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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