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個局外人那樣去觀察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04日 13:50 新滬商

　　像一個局外人那樣去觀察

　　■ 文/吳亮 (著名文藝批評家、《上海文化》雜志主編)

　　我也許是一個有預見能力的人，但我不能預言一座城市的未來

　　今天，我完全像是個意外的闖入者。兩天前，我和本次沙龍的組織者在進賢路的一個咖啡館陽臺上曬太陽，我們以閑聊的方式討論某些有關這個城市的話題。進賢路很安靜，陽光耀眼，陽臺斜對面是陜西路，車來人往。我們處在城市的腹地，感覺非常奇妙，那天我好像談了很多，我說我是一個談話者，我不是演講者。今天來到這里，面對這么多陌生人，我有點恍惚。

　　此刻，我想起20多年前，那時我寫過不少預言將來的文章，文學，還有當代藝術。我對一些作家和畫家的預言，非常榮幸，我對他們的預言大多都被時間所證實了。現在我或許可以驕傲地說，我是一個有預見能力的人。但是，我不能對一座城市將來的發展做預言，因為我的預言多半基于對一個藝術家的認識，對一部作品的認識，這種認識能力依靠的是經驗和直覺。

　　我們知道，經驗和直覺是不能用來預言一個城市未來的。雖然在1984、1985年那會兒我曾經寫過一本關于城市的書，那時候中國的城市還在停滯中，現在拿這書出來看，書中我說的許多現象，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先后都出現了。

　　在1990年，我說作家將被遺忘，明星與偶像將取而代之。這些預見都曾經先后被證實。問題是二十年前我還是年輕人，我敢說。但如果今天再讓我預言未來，我會茫然不知所措。不僅我對將來無法把握，甚至我對今天都無法把握。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有一部小說叫《看不見的城市》，描寫馬可·波羅到中國來，見到了忽必烈。馬可·波羅在御花園內，映襯著夕陽余暉，對逐漸老邁的忽必烈講述五十五個看不見的城市。忽必烈則扮演聽眾的代言人，一面聆聽著像謎一般的描述，一面詮釋、發問、辯駁，并嘗試找出其中的類型。后來忽必烈問他五十五個城市到底是什么地方？馬可·波羅回答所有這些城市其實都是威尼斯。馬可·波羅的結論是，只有一個一個被“分割的威尼斯”，而沒有“一個威尼斯”，所以卡爾維諾稱它為“隱型城市”。同樣，我也認為不存在一個惟一的上海，卻有無數的上海，這個上海在不同人的心目當中是不一樣的，在會議討論之外，上海也許完全是另外一種面貌。

　　馬可·波羅來中國之后，陸續到中國來的都是西方傳教士。上世紀90年代末，懷舊開始了。書店里可以看到許多老上海明信片，老照片，都是無名氏拍的，傳教士、冒險家以及記者。

　　中國以外的人看中國，上海以外的人看上海，也許他們才有驚奇發現�，F在輪到我們對那些老照片驚奇了，久住一個城市是很容易沒感覺的，我也是，我對身邊的景觀變化特別麻木。

　　我今天本打算坐出租車到這個會場來，可是連續兩部車的司機都說不認識財大豪生酒店。一個天天在這座城市里轉動出租車司機不認識這座城市的道路，真是不可思議。無奈我改乘地鐵，從一號線換兩號線，再換三號線輕軌，輕軌緊挨著密集的高樓，它非常粗暴地穿越城市，把城市割裂了。我知道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一座超級大都市，每天幾百萬人在里面移動。

　　我是一個作家，或者說是一個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作家，現代化的潮流當中有一種潮流就是反現代。十九世紀以來，這種呼聲，這種感受，這種憤怒，這種不愉快、荒謬，始終沒有停止。

　　發展當然不可逆轉，但是歷史的進步仍然讓我的感受是如此不舒服。我喜歡新事物，卻又時不時夾雜著厭惡。

　　比方說，大家都很熟悉央視新大樓，建筑師庫哈斯以前是藝術評論家，荷蘭人。他可能覺得在荷蘭已經是無用武之地了，就像拉姆斯菲爾德說的，歐洲成了老歐洲，沒有活力了，于是他就到美國去了。二十一世紀初庫哈斯到中國來，他當時寫了一篇很煽情的文章——《大躍進》，用一種非常狂熱、沖動、亢奮的語言正面描述了中國發生的變化，這種正面肯定我想一定博得了中國規劃者的好感，也為他后來拿到新央視大樓設計訂單鋪平了道路。

　　以前，西方藝術家和詩人在說到紐約時沒什么好話，詹姆斯甚至把曼哈頓比喻為“一把倒置的缺齒木梳”和“一塊插滿了針的軟墊”，只有庫哈斯興奮地稱贊紐約的癲狂，把紐約的粗魯，混亂，紛雜，擁擠形容為“能量的內爆”。果然，他終于將“內爆”、“粗魯”、巨大如恐龍般的作品如愿以償地矗立在了北京，離故宮不遠的地方。北京迷宮式的，非常莫名其妙的道路，已經把這個古城弄得支離破碎，完全不像個樣子。我去北京時曾經問過司機，為什么你們司機常常要乘客帶路？我每次到北京，都得麻煩朋友接送我，因為司機幾乎全不認識路。有一次我打出租車，去年北京奧運會以后，還有一段時間限制私家車，雙單號，用朋友車不方便。我問司機為什么北京市的司機都不認識路，他回答說，老北京不愿意開出租，待遇太低，大部分開車的全都是來自懷柔和昌平的農民。

　　這種情況今天也出現在上海，上海的司機今天對我說理直氣壯地說他不認識財大豪生酒店。

　　我的感受是，在一個規劃的宏大藍圖后面，在它的底部，生活當中究竟發生了什么？有人說我關注心靈，其實我只是關注日常。我們不是生活在藍圖里，更不是生活在數據里。我們每個人都有心靈，都有感受，我們應該怎樣生活？我們統統在朝一個方向奔，但我們必須問：這種奔的代價是什么？

　　壯年上海的智慧

　　■ 文/陳釗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理解一個城市的發展就好像理解一個生物機體的發育和成熟。未來的上海是有活力的上海

　　我有意選擇了看上去跟我的經濟學背景無關的題目，其實是想傳達這樣一個意思：理解一個城市的發展就好像理解一個生物機體的發育和成熟。

　　細胞，裂變中的新生

　　今天我們談上�！皟蓚€中心”的建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就是“改變”。這表明，我們每個人都形成了對未來的憧憬。不管需要多長時間實現這樣的目標，不能否定的是一定會有大的改變。我們怎么樣形象地來描述這種改變？我首先選擇了這樣的詞：“細胞，裂變中的新生”。我們可以想想看，在一個城市里邊，最重要的細胞是由個人構成的家庭。隨著上海經濟的發展，人均GDP的提高，我想會出現幾類家庭內部新的名詞。

　　首先會大量出現“金領先生”，他們收入非常高，越來越沒有時間打理自己的錢，這樣就會催生出個人理財服務。同時，他們會越來越有才，但是他們自己又覺得需要充電，會衍生出高端培訓。同時，越來越多的人覺得自己有病，但是查不出病，因為他們工作壓力太大，往往處于亞健康狀態，這會引申出高端服務業、休閑娛樂等等的需求。上海會出現老齡化趨勢，會催生出“托老服務”。還有，家長們都認為下一代不能輸在起跑線上，于是未來對子女教育也會越來越重視……這樣的家庭變化實際上給城市帶來了很多商機。

　　這個時候企業也需要變化。我個人對中國的民營企業非�？春茫∏∩虾＿@個地方民營企業發展遠遠不夠，所以我們需要在企業層面上進行所有制的重構，民營企業應得到快速的發展。同時，企業的規模不斷地分化，大企業要不斷做大，這種大企業并不是說用政府的力量扶持起來——這不是真正的大企業。應該是在市場競爭中，通過市場行為而形成的大企業。同時，小企業也要大力發展，并且是有競爭力的小企業。從融資方面看，企業的融資渠道應該多元化，我們現在太多依賴于銀行。未來，企業的債券融資需要大大發展，相應的，就會出現本地的授受評級服務機構，這就會進一步加強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

　　你可以想象，一個城市在發展的過程中，它的細胞在不斷地發生裂變。當我們家庭和企業都在發生這些變化的時候，一定會帶來行業與職業的變異，具體是什么，我自己也說不清楚。這需要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來判斷。

　　活力，成熟的力量

　　第二個方面，我想講的是“活力，成熟的力量”。未來的上海是有活力的上海，這是在成熟中體現出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我想應當是壯年城市的創造力。它來自于哪里？一是基于知識的硬實力，比如說，應該有研發的能力。但我特別想講另一方面的軟實力，這應該是一種城市的品位、風格和文化。比如說，在需求方面，現在很多人買東西，更多的是看價錢，就是要低價。未來，我相信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偏好會越來越多樣化，個人更加注重價格之外的其他內涵。同樣，在生產方面，產品也不只是通過價格競爭走向海外市場，走向國內市場。生產者應該更多的關注產品怎樣符合人性化，符合消費者對生活質量的追求。這就會催生出工業設計，包括廣告等創意產業。

　　我們時常談到未來會展業的發展。但是，如果消費者和生產者只是關注價格，會展業就不會有生機。只有消費者的品味上去了，這個時候才真正為會展業的發展提供了消費和生產方面的基礎。這樣的文化我們是不是具備？我覺得現在來看還不是很樂觀，我們現在很可能是“有知識，沒文化”。我們今天講到海派商業文化，海派文化是什么？我們所感受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種小資情調，我覺得這不應該是海派文化的主流。未來海派文化的主流應該體現自由、開放、包容的精神。

　　相應的，經濟的發展就應該在競爭、多元和淘汰上有所體現。就像自然界一樣，物種之間應該有競爭，而且因為有變異，產生多元化的競爭。優勝劣汰，弱者會被淘汰。但是，經濟社會不應該這么殘酷，我們對一個弱者的淘汰應該是有人性關懷的淘汰。現在大家都在講大學生創業，以創業帶動就業，但是我們有沒有對失敗者的關懷機制和淘汰機制，我們對企業有，對個人沒有，也許這是未來需要的，比如說，應該建立起個人破產制度，這對鼓勵創業也是有益的。

　　對企業來講，我們現在有競爭，但是競爭不是多元化的。比如說，在競爭的時候可能對民營企業是歧視的；上海對本地的企業覺得是自己的“兒子”，對外來的企業覺得是人家的。這樣就不是多元化的競爭，甚至有時連競爭都達不到，一些行業還存在著進入壁壘，這樣的城市怎么會有活力？

　　生態，復雜中的有序

　　第三個主題詞是“生態，復雜中的有序”。隨著城市有機體的發育和成熟，城市系統將變得越來越復雜，這個有活力的壯年城市將對政府治理能力提出越來越大的挑戰。比如說，上海作為一個代表中國和世界進行交易的窗口，當我們面向海外市場的時候，我們要與海外的制度銜接，但是同時我們又有龐大的國內市場，這里就會產生制度銜接的偏差。比如說金融方面的會計、法律制度，在實際執行中不一定銜接得上。我們要建金融中心，就必須在制度上面有所準備，并且，即使形式上準備好了，也需要注意實施中是否走樣。又比如說，上海需要更多的創新能力，因而呼喚更好的知識產權保護，但中國很多地方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是不夠的。再比如，在未來十年里，經濟的同城化，特別是長三角同城化，應該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但是地方政府是從本地利益出發來進行決策的，這樣就會對經濟一體化造成嚴重的障礙。

　　治理能力的挑戰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還是治理態度的問題。經濟發展了，企業成長了，就好像孩子長大了，政府能否放手？政府能否不斷地從微觀的干預中退出？更重要的一點是，經濟成長了，“油水”也更多了，政府能不能舍棄？這些對我們的政府管理模式的轉變提出了很多層次的挑戰。隨著對政府管理和制度建設的要求不斷地提高，上海建設“兩個中心”，需要政府有大智慧。

　　我說政府需要大智慧，這里的政府不只是上海的政府。首先，中央政府也需要大智慧�，F在我們看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很多問題與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機制有關。經濟學里有一個說法叫“GDP的考核”，意思是說，地方經濟發展了，地方官就可能升遷。這樣屬地化的管理考核機制事實上和區域之間經濟的一體化有抵觸的。未來，中央政府怎么樣考核地方政府，這里就很需要大智慧。

　　上海政府也需要大智慧。在經濟較發達地區，土地利用效率更高，但是上海的土地又是稀缺的。怎么辦？是不是可能在制度上提出，中央政府允許對建設用地的指標進行跨地域的交易？

　　內地的政府更需要大智慧，市場一體化了，經濟一體化了，看上去人才往上海跑了，經濟活動往上海跑了，短期內對內地經濟的總體增長可能是相對受損的。但是，如果上海發展更強大了，有些業務可能會轉移到臨近的地區，上海城市規模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承載能力也有限，很多資源，優秀的人才，包括資金也會往內地流。長遠來看，經濟的集聚發展和區域間平衡并不是矛盾。我們是可以達到經濟的集聚增長和地區之間平衡增長之間的平衡點。

　　總之，為了配合上�！皟蓚€中心”的建設，需要中央政府、上海本地政府，以及內地其他地區的政府都在制度創新上有所作為，體現出一種大智慧。

　　國際航運發展綜合試驗區“五點政策”

　　1、對注冊在洋山保稅港區內的航運企業從事國際航運業務取得的收入，免征營業稅

　　2、對注冊在洋山保稅港區內的倉儲、物流等服務企業從事貨物運輸、倉儲、裝卸搬運業務所取得的收入，免征營業稅

　　3、允許企業開設離岸賬戶，為其境外業務提供資金結算便利

　　4、在完善相關監管制度和有效防止騙退稅措施的前提下，研究實施啟運港退稅政策，以鼓勵在洋山保稅港區發展中轉業務

　　5、探索創新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管理制度，更好地發揮洋山保稅港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