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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篇:深圳的香港元素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29日 14:26 《小康》雜志
合作篇:深圳的香港元素 羅湖口岸,人潮涌動。每一天,在連接深圳界河的53米長羅湖雙層人行橋上,有27萬人次懷揣著各自的夢想,行色匆匆地往返港深之間。 10年來,羅湖橋一直那么長,而深圳和香港的距離已然越來越近。 深圳的經濟發展,繞不開香港,也離不開香港。香港連著深圳,不僅僅是地域的問題。在經濟交往、人員交流乃至生活便利程度等等方面,恐怕沒有哪個地方像港深這樣深入、全面的一體化。 深圳:10年情深不渝 1995年,香港回歸前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兩度視察深圳。江澤民特別指示,深圳特區“要發揮好四個作用”,其中前三個是過去一直的用語,唯獨新添了一個:“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方面的促進作用”。深圳也進行了大量研究,并充滿了樂觀的預期,提出了一系列深港合作的概念和理論框架。1997年,時任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現任副市長陳應春公開呼吁“建立深港基金”;1998年,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深圳市市長李子彬在會見時任香港特首董建華時,建議深港共建“高科技產業走廊”;1999年,深圳成功舉辦首屆“高交會”之后,深圳高層多次喊話“深港共同舉辦高交會”;2001年,時任深圳市市長 對于“深港經濟合作”,過去的10年,深圳情真意切。 “兩地合作當然好,但是總要有個互利的平臺吧。”在深圳工作了兩年的香港人李先生用十分“理性”的方式看待“深港合作”。 說法很直白,可是也一語道破了“深港合作”中“深熱港冷”的玄機。 深港的問題歸根結底其實還是城市利益的問題。此前有香港輿論就認為,香港無法利用深圳的資源,而只有深圳利用香港的環境。對于香港有利的因素,都牽扯到兩地政府的原則性問題,如市民通行自由、經濟規劃、金融管制等等,因牽涉中央政府和廣東省,根本無法實施。其次,港深共建不會增加兩地已有的消費,只會吸走設在香港的機構,降低香港的地價。經濟效益也無法互通,反而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和負擔。 “深圳發展需要香港,香港已經是國際大都市了,還需要依靠深圳來發展嗎?”在討論“深港合作”的網絡論壇上,這樣的說法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聲音。 除了實力,合作最大的障礙是深港兩地認識上和工作方式上的差異,香港一直有著它自身的考慮和利益基礎。深港發展研究院秘書長張克科對此的解釋是:“以往提出的概念和口號都只是基于自身的需要,老想著我怎樣怎樣,但是沒有想過人家為什么要跟你合作。” 這一點從深港機場4年的合作談判一直未果的實例中可見一斑。 據曾經參與過深港機場合作項目的人士介紹,當時香港方面曾提出了業務整合方案,要求將所有的國際業務歸入香港機場,而所有的內地業務給深圳方面,即“深主內港主外”,香港機場與深、珠兩機場的合作以“深圳協助香港攬取往返外國的內地公民客源”為模式。這樣的要求對于已經躋身世界前50的深圳機場而言,似乎過于苛刻。 正是基于各自的利益考慮,此前的深港合作勢必只有“但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結果。 香港,滿懷未來期許 2007年2月,曾蔭權在競選提綱當中,明確提出要與深圳建立戰略伙伴關系,聯手打造世界級的國際大都會。在香港回歸十周年之際,港深兩地開通了西部通道,首次實現了“一地兩檢”的通關模式,縮短過關時間和簡化手續。隨后又開發了邊疆管理禁區,并開通新的福田口岸。2007年5月21日,香港會展中心隆重舉行簽字儀式。這是一個轉折性的信號,香港表現出了少有的主動姿態。 隨后,8月9日有香港特區政府“御用智囊”之稱的香港智經研究中心召集各路媒體,高調公布了《建構“港深都會”研究報告》,這次“港深建構大都會”的建議卻罕見地由香港方面主動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對“深港合作”的新期許。 當然,香港開始正視“深港合作”并不是簡單地為深圳的“癡情”所感動,而是基于對自身發展的重新判斷。此前,2006年,香港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談到,“香港要考慮是否會被邊緣化的問題”,引起港內持續半年的檢討:香港是否發展慢了,是否應該跟國家的規劃結合得更緊密些? 對于香港而言,今天深圳早已不是“內地的特區”這個簡單的概念,而是一個從549到4的質變。1979年,深圳GDP僅為1.96億元,香港GDP則為1075.45億港元,按當年 實際上,深圳的經濟總量已經從10年前僅占香港的1/8,發展到今天的1/3;深圳的支柱產業已經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并與香港形成良性互補;深港口岸和基礎設施合作已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實現了24小時通關和無縫化對接;深港在經貿、科技、金融、旅游、環保、教育等多個領域的合作已經取得顯著成效。 “深圳向南,香港向北”,開始有了新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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