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信陽年初的一道“禁酒令”成效顯著。該市領導接受記者采訪時不無自豪地透露，上半年統計，全市招待費中，僅酒的開支就比去年同期節約了4300萬元，“基本相當于一個小縣的財政收入，可以建一個工廠，建四五十所小學。這是不得了的事情。”不僅如此，“禁酒令”還帶來了該市處級以上干部身體狀況的“改善”，甚至與當地經濟發展也扯上了關系。然而，這則報道讓人感到疑惑大于欣喜，總覺得未免有些夸張。

　　公職人員在工作日不能喝酒，應屬常識之列，是基本行為準則。用公款喝酒，更有違紀之嫌。如果到了需要上級以“禁令”方式加以整治，需要派出督導組明察暗訪的地步，可見已經成風，不剎不行了。剎歪風是為了糾正錯誤，改正了是好事，但也就是做對了而已，何以沾沾自喜？

　　再說，僅僅是“中午禁酒”，僅僅是半年時間，僅僅是明確的公款消費，就省下了4300萬元，那么，倒回去推算，禁酒之前喝掉了多少公款？這半年沒有省下來的酒錢是多少？沒有進入“公款”的其他隱性開支又是多少？這些恐怕是許多人更關心的問題。

　　說“省下了4300萬元能夠建工廠、蓋學校”，那是算出來的，而且還可以算出能供多少孩子上學、夠多少困難群眾吃飯、可買多少東西等等。但不要忘了，這筆錢本來就不是用來供官員們喝酒的，省下來是應該的，怎么能說“我(官員)省下來就可以為你(百姓)”如何如何呢？

　　說“禁酒令”帶來了干部身體狀況的“改善”，還言之鑿鑿舉例為證：“今年該市處級以上干部體檢，患與酒有關疾病的人數比去年減少了50%”。且不說這樣的統計是否科學，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就是那些干部本身，恐怕也不愿或不敢認同這個結論。認同了，豈不等于承認是喝“公款酒”喝出了一身毛病？

　　至于當地經濟發展，無論多么有成就，也不該與“禁酒令”扯上聯系。推動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怎么也輪不上拿“喝不喝酒”來說事。說了，反而貽笑大方。

　　或許有人會說，局外人冷眼看禁令，不能設身處地考慮問題。那么，當地一位也屬于公職人員的教師的說法應該有實際意義吧？他說，“‘禁酒令’對我們來說只是一種督促，對官員們才是一種約束，不過這種約束也可能變通，把公款吃喝的酒局移到晚上或者周末。”(見《新京報》)這倒是值得當地領導警惕的問題，應該查一查有多少人把原來準備中午喝的酒挪到了晚上或非工作日去喝了？僅僅“中午禁酒”怕是不夠了。

　　以禁令的方式約束干部行為，不僅表明某種不正之風成了“氣候”，而且表明某些干部已經缺乏自律意識。自律的缺失才需要他律的介入。如同身體免疫力下降才需要用藥，需要手術一樣，還是自身強壯起來更能夠抵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