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的發展是在溫州模式沒有固化的時候，一旦被固化并奉為經典，溫州似乎就失去了當年那一股子勁

　　◎文／ 鄭宇民

　　在直到最近的較長一個時期里，由于溫州模式被正式認同，溫州人反而失去了來自外部擠壓而產生的動力機制，加上創新空間客觀上的縮小，溫州開始徘徊了，經濟增幅在浙江省排倒數第三。這也標志著，溫州開始進入先發易、后難繼的階段，事實上面臨一個拐點，一個再次跨越的新起點。

　　溫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設“三個溫州”(和諧溫州、實力溫州、活力溫州)、實施“第三次跨越”適逢其時。這個跨越本質上就是跨越已經取得的成績，跨越形成的模式，跨越已經為廣大溫州人民所熟悉的產業結構，跨越全球經濟第二波梯度轉移—溫州沒有抓住機遇的缺憾，跨越本土經濟高度聚集引發高度擁擠的危險期。

　　“第三次跨越”計劃的確激動人心，同時也意味著溫州必須越過面臨的五道坎。

　　首先是從原有的發展觀上超越。溫州原有的發展觀是沖破舊有體制的敢闖敢冒式的發展，人睡我醒，人無我有。而現在是眾人皆醒，當政策資源、體制資源等第一次資源都到了極限的時候，你還等著要政策、要土地、要體制，那么結果只是給你帶來埋怨和遺憾。溫州市委建設“三個溫州”的構想就是

科學發展觀落實在溫州的最好體現，溫州市委是舉旗人，企業家一定要全力統一到大戰略上去，不要自以為是，要以溫州大局為是。簡單突破已難有作為，應該尋找新的資源，開辟新的空間，從體制突破轉移到智力突破，從點位突破轉移到結構突破。這樣才能找到新的資源、新的增長點和發展機會。

　　二是從既定的經濟模式上超越。溫州模式在各個時期都有其特殊貢獻，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現在產業本土附著力差，產業構架缺乏穩定性，加上政府的無為而治，這就導致了一個矛盾的局面：藏富于民，到處是溫州人的天下；另一方面，溫州本地產業卻面臨空心化。所以，溫州必須及時解決生產要素漂移和附著力差兩個問題，這也是溫州模式升級的一個關鍵。為什么漂移？因為太輕了。溫州既要堅持輕工業傳統優勢，還要“增重”，大力發展石化臨港重型工業。溫州過去創造了小商品大市場的奇跡，今天還要創造小區域大空間、小資源大產業、小政府大服務的奇跡。

　　三是從單向開放觀上超越。溫州模式有一個開放觀的缺陷，就是單向開放，他們走出溫州，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做生意的溫州人達幾百萬，成功者不計其數，但那只是溫州人經濟，而不是溫州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為這其中的很多錢只是財，而沒有進行投資，沒有轉化為本土產業，這是開放而不是完整的開放。開放的主要標志是引進來，外來要素在一個地區占有一定比例，并對當地的經濟結構發生一定影響的時候才可以說是開放。因此，溫州的開放應有兩個取向：一是外向為主的溫州人經濟，有獲取資源與市場為目的的開放，努力實現本土產業與下游市場的對接、本土產業與上游資源的對接；二是以內引外的合璧型開放，推動優勢企業與國際優勢企業在技術品牌市場研發方面的合作，以縮短本土傳統產業提升的周期。

　　四是從地方文化上超越。航海文化、熟人經濟、關系社會，是造成溫州經濟內生性、漂移性的主要根源。溫州企業家要把根留住，要建立社會責任為核心的企業家價值體系，企業不單是經濟組織，更是社會組織、地方組織。把“三個溫州”發展好應該成為溫州企業家的歸宿。

　　五是超越原有的施政模式。溫州原有模式中有政府的無為而治，其實溫州各級政府一直都非常辛苦。現在關注溫州經濟，強調本土經濟，都是強調在新形勢下如何再造發展空間，再增生產要素，再造產業結構。政府干什么？政府好比造林人，讓大鳥小鳥老鳥新鳥還有外來的鳥在溫州自由自在的棲息和飛翔，那才是政府的事情。這其實就是要政府更有效地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如果說市場化的過程依靠完整的市場主體的搏擊就能完成，那么要素的集聚需要更多的是政府的有為。溫州模式新一輪經驗就在政府服務、企業和諧生態的營建上。

　　(作者系浙江省工商局局長，中國區域經濟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