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不動，硬縮只能出事。”他說，比如華潤有一大塊紡織業務，但并非其所長，很多人建議華潤擇機退出，但就擇不了這機，一個紡織廠，人很多，華潤拿在手里，地方政府放心、職工放心，華潤想把企業賣給民營企業，首先地方政府不干，地方政府和職工都反對，“如果兩者想法一致的話，你想想能出什么事兒？最后地方政府能挑動著職工上街。”

　　民營企業建龍集團對通化鋼鐵的整合或許是鏡鑒。2009年，建龍集團在整合接收過程中，遭遇企業職工及家屬的強烈抵制，直接導致建龍重組通化鋼鐵被永久性終止。

　　據說，幾年前國資委曾經操作過中海油集團股權多元化，方案都已經做好了，準備引入戰略投資者，但遭到了相關部委反對，“真正有壟斷資源、壟斷利潤的企業，它寧可去上市，讓大家都成為投資者，而如果把好處給一個民營企業，那不是說法很多嗎？”那位與國資委高層相熟的人士說。最近，中石化混合所有制的嘗試，也顯示出這樣的顧慮，僅僅是油品銷售這種非壟斷業務，對民營資本的開放也只達到30%。

　　其實，對于國有企業究竟應該布局和控制哪些行業，無論部委高官、知名學者還是央企高管都難有定論，就連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王志鋼“很長時間以來也說不清楚，搞不明白”。

　　他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去法國考察，設法聯系到了法國前總統辦公室主任，他是一位很知名的經濟學家，王志鋼就把上面那個問題拋了出來。老頭跟他說，如果這個國家比較安定，周邊環境比較平靜，沒有戰爭、沒有矛盾，任何一個產業都不要國家去管。如果有點兒矛盾，可能就多管一點兒，如果矛盾多，周邊戰爭又多的話，可能就管得更多一點兒。

　　“他說完之后我茅塞頓開，立馬就明白了，真的。”王志鋼說。

　　央企攻堅

　　2013年，國資委管理的央企實現利潤1.3萬億，其中兩組數據卻讓人不那么樂觀：2013年1-11月利潤增量超過50億元的央企只有11戶，占央企總數的一成，有的企業還連續虧損。而在“市值縮水榜”前100家企業中，央企38家，市值累計凈蒸發1.3萬億元。

　　難怪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去年年底在央企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工作會議上表示，將加強企業的考核力度，嚴格處治考核不達標、長期虧損、安全生產不達標等“不在狀態”的央企。

　　過去十年，央企取得了突飛猛進發展，經歷了一輪興衰交替，在做強做大，甚至做虧之后，如何進一步往前走、突破體制的障礙，成為擺在眾多一把手面前的難題。

　　“央企之前做大做強推得有點快、有點糙，又趕上金融危機，出現很多新問題。”王志鋼說，2011年他到央企調研與負責人聊天時，已經明顯感到他們的激情在消退，不少企業變得四平八穩，“有點到頭了”的感覺，不知道往哪走。

　　尤其是，央企很多深層次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很多改革只進行到一半，比如內部大鍋飯現象很難打破；資源配置缺乏市場化過程，現代企業制度沒建起來……

　　“央企最輝煌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了。”上述與國資委高層相熟的人士向本刊感嘆，央企近幾年不斷成為輿論指責的對象，被認為借助壟斷資源掌握了巨大財富，卻沒有將這些財富還給百姓，而諸如虧損、貪污腐敗、政企不分等問題就更多。

　　作為對這些指責的回應，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2020年前將央企上繳紅利的比例由10%-15%提至30%。

　　提高紅利上繳比例僅僅是一個細節。新一輪國資改革明確提出管資本、實行混合所有制，意在通過市場化方式改造央企。過去，相對封閉的央企在不改變管理方式和股權結構的情況下，做過大量的市場化嘗試，但監管者們發現這種一廂情愿的市場化難以推進。

　　一位熟悉李榮融的人士向本刊舉了一個例子。一直以來，國有企業內部大鍋飯很難打破，市場化能進能出，但老職工很難兼容這種市場化，還會造成社會風險。前幾年國資委拼命想辦法，最后弄出了一個辦法就是勞務派遣。

　　“老人我保證你退休，但以后進來的人咱們市場化，就有了所謂勞務派遣工，大家都覺得這個辦法比較好，但勞務派遣工這兩年做不下去了，《勞動合同法》要求對員工同工同酬，把勞務派遣工這種形式徹底否掉了。”他說。

　　據說，國資委為此與相關部門反復交涉，解釋為什么這樣做，但仍沒有打動對方。在國資委看來，體制改革的過程中，總有個新舊體制重疊的時候，唯一的辦法，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就是雙軌制，這是改革過程中很難避免的一種過渡形態。

　　“李榮融在國資委的時候，他的司機就是勞務派遣工，機關的司機脾氣都比較大，他用不了這樣的人，覺得派遣工好用。”他告訴《中國企業家》。

　　除了勞務派遣，國資委的另一個嘗試是市場化招聘。這些年，國資委共從市場上選聘了200多人，單李榮融任上就搞過8次公開招聘。雖說總體上不錯，但也有不少困擾，由于沒有給一些不合適的人預留退出通道，很容易陷入原有困境，在發現一些聘任的高管不能帶隊伍或不稱職之后，并不能輕易讓他走。

　　對此，國資委企業改組局副局長秦永法總結了三個擔心：市場化來的能不能市場化走？市場化來的能不能拿市場化的待遇？能不能有一個市場化的評價機制？

　　這一輪改革明確提出并系統推行混合所有制后，央企將有機會突破體制的壁壘。王志鋼說，過去國有企業員工只能進不能出，職位只能升不能降，未來如果民營資本合起來比國有資本股份還大，出了岔子就不能再去找政府，而是按照市場規則來。

　　當然，并不是所有央企都適合混合所有制，這就需要分類管理。對央企進行分類，既是國資委未來監管的需要，更是推行混合所有制過程中必須考慮的因素，這方面的爭論也最為激烈。

　　2013年初，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政軍主持完成了國資委委托的國有企業分類研究課題，他起初設想的是將央企分成4類：公共類、特定功能類、有戰略意義的商業競爭類、一般性的商業競爭類，后來調整為3類：公共類、特定功能類、商業競爭類。

　　對此，課題組一位專家打了個形象的比喻：國企改革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和市場規則兩條路向前，現在有個大閘門把這條路堵住了，摁住這個大閘門的有各種利益團體，分類管理就像一個炸彈，把這個閘門炸出一個缺口，公共類、特定功能類的留在這兒，商業競爭類的推出去。

　　不過，多數企業并不愿意直接被劃入公共保障類。一位央企人士表示，它們擔心利潤多的競爭類業務會被劃撥出去，員工待遇也向公共類企業靠攏，甚至有極端說法，認為公共保障類企業，就拿公務員薪酬。

　　“其實，將兩種業務分別記賬，分別核算和考核，這就不會涉及企業重組。”上述央企人士說，真正公益性央企也就十家上下，分開核算比較現實，把競爭性的業務拆分出去是一種徹底做法，但社會風險比較大。

　　據說，在一次由國資委領導、央企負責人、董秘和法律顧問參加的研討會上，大家對分類問題爭論很大，每個人對分類都有不同的認識，具體到每個企業怎么劃分，企業有無數理由認為它應該劃到哪一類，和監管方立場不一樣。

　　更現實的問題是，很多企業的業務是多元化的，有時很難做一個絕對的劃分。對于這種混合型的情況，張政軍的初步考慮是，只要公共類業務占到10%-20%，就劃到公共類。

　　盡管如此，混合所有制推行中還會面臨一個現實問題，即自然壟斷性企業國家難放手，民營企業則未必愿意入股競爭類央企，“如果國企還想保持控制權，外面進來的人只能是參股，人家不能控制企業，把錢投給你，你想想這事兒可能嗎？”上述與國資委高層相熟的人士說。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高粱則認為，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提法背后留下了很多可以解讀的空間，企業要根據實際情況，現在下結論恐怕為時過早，“奉勸民營企業家們不要過分多情，先看一看，冷靜觀察。”

　　監管之變

　　管資本、分類監管、混合所有制，新一輪國資改革的這幾個核心說法，并非第一次提出。早在2003年國資委成立之初，決策者就曾考慮是否在國資委與央企之間建一個中間層，負責資本運營和投資。

上一頁123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