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法人》特約撰稿 杜文

　　現代公司治理制度才是關住權力的“籠子”，央企通過董事會治理試點工作也取得了很多經驗，一些經驗也值得推廣

　　4月17日18點30分，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網站發(fā)布消息：“華潤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宋林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而就在前一天，宋林在華潤集團官網還刊發(fā)個人聲明，針對他人對自己的舉報稱，舉報內容純屬捏造和惡意中傷，希望有關上級機構及相關部門盡快進行調查。

　　根據公開信息統(tǒng)計發(fā)現，2014年以來，已有十余位國企高管“接受組織調查”或“被立案偵查”，而從4月16日至22日一周內，共有至少6例企業(yè)高管被調查、逮捕或定罪。據有關媒體統(tǒng)計，僅2013年，便有逾30名國企高管“落馬”，涉及石油、鋼鐵、煤炭、電力、通信、航空等多個領域。

　　國企高管因腐敗問題頻頻落馬與國企高管角色定位、國企監(jiān)管和國企高管個人行[微博]為兩面化密切相關，從制度和高管自身都呈現了中國傳統(tǒng)的“陰陽”兩面性特征。只有現代公司治理制度，才能有效地減少或杜絕腐敗。

　　角色兩棲 行政與市場地位并存

　　國企高管頻頻落馬，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國企還存在著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特別是監(jiān)管的乏力。

　　近日最受輿論關注的是涉嫌違法被查的華潤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宋林。宋林之所以備受關注，在于宋林本人的副部級級別和央企華潤的巨無霸地位，另外，華潤又是著名的“紅色國企”，有著濃厚的革命基因。

　　宋林走進公眾視野源于去年《經濟參考報》記者王文志舉報其在山西省煤礦并購案中涉嫌瀆職。王文志第一次舉報后除了華潤集團的回應外，并未見到相關部門的反應。今年4月15日，王文志再次舉報宋林包養(yǎng)情婦，并在自己的微博發(fā)布了照片。4月17日晚，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網站公布，宋林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宋林除了華潤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的職務外，還有中共十八大代表，香港中國企業(yè)協(xié)會會長等頭銜。華潤是53家副部級央企之一，宋林自然也屬于副部級干部。

　　在宋林任職期間，華潤迅猛擴張，在全國各地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并購重組。對于急切招商引資的地方政府來說，宋林自然受到很多省市官員的青睞。據媒體報道，宋林到一些地方考察，當地的省委書記和省長會高度重視，并親自出面接待。

　　在另一端，宋林又是擁有40多萬員工、資產規(guī)模達到萬億的華潤掌門人，同樣讓市場人士不敢小看。

　　據王文志舉報，華潤收購山西煤炭大亨張新明的煤礦出資達120億元。這種動輒出資百億的企業(yè)在中國并不多。市場關注也是情理之中。

　　宋林這樣享受行政級別又深度參與市場的國企高管有很多便利條件在資本和行政權力之間縱橫捭闔。

　　事實上，國企高管天然就有打通政府和市場的便利。

　　2013年10月被宣布涉嫌犯罪的陜西榆林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黨委書記王榮澤還是市政協(xié)委員、中共榆林市第二次黨代會代表。河南省委義馬煤業(yè)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武予魯曾任河南省煤炭工業(yè)局副局長，2006年12月調任義馬煤業(yè)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武予魯身兼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有些國企高管任職之前曾是黨政部門的領導干部，他們熟悉政府部門的運作程序及黨政官員的心理，也善于同政府各級領導打交道。如原中石化[微博]總經理陳同海曾經出任寧波常務副市長、浙江省計經委常務副主任、寧波市市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在中石化之前是一個純粹的政府官員。

　　如果把這種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利用在發(fā)展企業(yè)上，無疑會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但如果用在謀私利上，就是為虎作倀，危害更大。

　　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同政府官員和民營企業(yè)家相比，國企高管的權力更多、更大，調動資源的能力更強。這就導致了一個在國企經常出現的現象：“一把手”說了算。企業(yè)決策管理缺乏民主和監(jiān)督。

　　英國學者雷曼納特姆的研究表明，國有企業(yè)自誕生之日起便同時受到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的以及經濟和實用主義的兩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國有企業(yè)最明顯的特點是，與政府部門之間的聯系非常密切。國有企業(yè)既不是完全的公共組織，也不是純粹的私人組織，它介于兩者之間。

　　世界銀行[微博]的研究表明，腐敗問題多出現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結合處。顯然，國有企業(yè)的雙重組織屬性更容易滿足腐敗發(fā)生的基本條件。

　　任免權兩分 監(jiān)督缺位導致專斷

　　在現代公司治理中，決策權、監(jiān)督權和執(zhí)行權三權制衡，股東會、監(jiān)事會和董事會分別行使這些權力，保證每個權力正確運用。但很多國企高管是各級黨組織按政府任免黨政干部方式來任命的，他們往往對任命的上級組織負責，股東會、董事會和監(jiān)事會形同虛設，何況許多國企還沒有這“三會”。而監(jiān)管部門權力難以企及，就是國務院國資委[微博]對一些副部級央企領導監(jiān)管也面臨尷尬處境。

　　這就形成了制度設計上監(jiān)督權是存在的，但現實中監(jiān)督權旁落導致監(jiān)督缺失，最終是有監(jiān)督責任的沒有監(jiān)督能力，有監(jiān)督能力的沒有監(jiān)督責任。這是央企監(jiān)督權兩面化的特征，實質導致了監(jiān)督缺位。

　　這樣，符合現實和邏輯的問題就是，高管在企業(yè)中大權獨攬，獨斷專行。分析落馬國企高管案例也證實了這一點。

　　宋林任華潤董事長期間曾自詡為“總經理殺手”，自己對外稱7年解聘了10個部門經理，這種作風被人視為雷厲風行。但這也表現了國企高管在企業(yè)中專斷一面，宋林的自詡也表現出握有大權后生殺予奪的得意。

　　2013年被宣布調查的中國移動[微博]廣東分公司總經理徐龍，在任職期間隨意改變任免干部公開競聘制，任免干部經過“公開競聘包括群眾評議、領導評議和上臺演講多個環(huán)節(jié)”的做法，而是直接進行任命。對人事任免權一個人說了算。而在具體業(yè)務上，“廣東移動[微博]每年有近200億的采購金額，徐龍對于5000萬以下的采購則有一票否決權”。

　　落馬的中石化總經理陳同海在任職期間，個人獨斷專行名聲在外，曾經某公司領導約見陳同海，僅談了40分鐘他就同意出資2億元入股，決策非常隨意。

　　被判處死緩的廣發(fā)銀行[微博]珠海分行原行長屈建國在任職期間，通過各種手段變相套取公款，分行的副行長、中層領導并非不知情，但他們明知屈建國的行為違反財務制度，卻無一提出反對意見，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單位內行長的權力大到不受制約。

　　相關專家分析稱，國企高管腐敗通常采取的手段主要有：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種審批、審核、業(yè)務發(fā)包等權力，在決定業(yè)務承接方、聘用服務方中收受業(yè)務單位或個人的賄賂。在經營管理業(yè)務過程中，通過虛增購銷環(huán)節(jié)、虛增業(yè)務費、虛構承租人等方法侵吞公款。

　　如果有足夠的監(jiān)督制衡的權力，國企高管腐敗機會將會減少很多。很多漏洞會被堵住。

　　2000年，斯蒂芬·莫爾在其著作《權力與腐敗——政府和大企業(yè)的腐爛核心》中收集了世界各地的腐敗案例與反腐敗努力。莫爾認為，在滋生腐敗方面，大企業(yè)和政府具備同樣的條件，所以，在重視政府腐敗的同時，也應關注大企業(yè)中的問題。

　　前國務院國資委[微博]主任李榮融總結陳同海教訓時認為，第一條就是企業(yè)規(guī)范的公司治理結構還沒有建立健全，保證權力規(guī)范運作的體制機制還不完善，一些企業(yè)主要負責人權力過于集中，缺乏有效監(jiān)督制約，容易導致濫用權力。

　　專家分析，國企產生腐敗，原因就在于權力運行不規(guī)范、不公開、不透明，造成國有企業(yè)內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jiān)督的缺失，企業(yè)日常管理中預防和監(jiān)督機制的缺位。也就是說，權力沒有置于監(jiān)督之下，而是發(fā)生變異，形成權力自由化、權力個人化、權力商品化的怪現象。

　　生活雙面化 臺前幕后的巨大反差

　　國企高管權力過于集中不僅在職務上面形成了濫用，在生活方面也出現了腐化現象。這又導致了腐敗的加劇，形成了惡性循環(huán)。

　　據王文志舉報，宋林通過情婦楊麗娟進行利益輸送，利用個人影響為楊麗娟謀取職位。而楊本人及其親屬名下，在境內外擁有十億元以上資產，在蘇州、常州、上海、香港等地擁有大量別墅等高檔房產，在境內外銀行有巨額存款。

　　被判刑的陳同海的罪名之一就是利用職務之便為其情婦謀求利益。

　　而除了情婦問題上，落馬高管在吃喝玩樂上也表現出放縱的一面。

　　這些落馬高管一方面是國家干部、企業(yè)的領導者，需要遵守黨紀國法，但又不能克制個人貪欲，往往形成了雙面化特征。一方面要博得組織的信任，一方面又要滿足自己的貪欲。在臺前和幕后判若兩人。而很多國企高管確實是通過各種偽裝騙取了信任。

　　宋林曾經很受華潤集團前任董事長、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陳新華的賞識。陳新華對宋林曾經評價：“他思考敏捷、工作勤奮、做事有激情，他的學習能力和專業(yè)知識水平都給我留下了好印象”。

　　宋林在被宣布調查之前，一位國企的老總評價宋林是一個能力很強、作風很正派的領導。

　　作為華潤的“一把手”，宋林喜歡自己動手寫東西，在華潤網站經常發(fā)表一些勵志或公司治理理念方面的文章。在公眾面前，宋林是一副低調、儒雅，極具市場化企業(yè)經營管理能力的人士。

　　宋林曾被評為2012年中國改革年度人物，2013年7月1日，受香港特區(qū)政府委任，宋林獲任太平紳士(行政上稱為“非官守紳士”)。在《財富》雜志2012中國最具影響力的50位商界領袖排行榜中，宋林排名第20位。

　　在宋林形象閃閃發(fā)光的另一面，是包養(yǎng)情婦和大吃大喝等腐化行為。

　　4月15日，王文志在舉報材料中曝光了宋林與情婦楊麗娟的兩張照片。據財新網報道，楊麗娟模特出身。《山西晚報》前記者李建軍稱，宋林還有另外一個更年輕的情婦，同樣也是模特出身。

　　香港媒體稱，宋林在職期間，常在香港灣仔的華潤總部宴會廳宴請政商權貴，豪吃22頭吉品乾鮑、蘇眉、冬蟲草燉湯等名貴菜式，更豪飲每支約8萬至12萬元的法國勃艮第頂級紅酒，一餐飯隨時飲五六支，估計每餐最少花費60萬元。

　　有傳在灣仔華潤總部設有最少三個秘密酒窖，珍藏大批名貴紅酒及茅臺，總值過千萬元。

　　華潤內部人士稱，宋林曾經一餐飯花費高達150萬元。

　　在形象表現兩面性的不僅僅是宋林，很多落馬國企高管也是如此。

　　原建行行長張恩照，被熟悉的人認為“是一個為人忠厚、靠個人奮斗成才的典范。” 但其受賄19次，金額達400多萬元。

　　近日，因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的廣州市白云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前董事長兼總經理彭華昌，為人低調，在群眾中的口碑一直不錯，案發(fā)后，有的員工表示驚訝：“彭總平時人很低調，想不到他會沉迷賭球，還收黑錢。”

　　落馬的義煤董事長武予魯曾經對外稱，自己一分錢不拿。

　　四川移動數據部原總經理李向東，在任時生活極為奢靡，從打網球到打高爾夫，每逢周末，要么是北京、要么是海口，來回都是頭等艙。中石化原總經理、董事長陳同海每月私人交際費達120萬元。

　　國企高官奢靡消費的另一個常規(guī)項目，就是“養(yǎng)情婦”、“包二奶”，甚至大肆嫖娼等腐化墮落行為。

　　現代公司治理去雙面化

　　從中央到各級監(jiān)管部門也一直在進行探索。但從根本上來說，仍是需要從體制進行改革，加大國企改革力度，建立健全各種制度并落到實處。才能減少和滅絕國企腐敗。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專家在接受《法人》采訪時認為，隨著一些國企高管貪腐案件的相繼公開，國企高管腐敗出現了三個新特點：一是涉案“一把手”多，犯罪數額巨大。近年來，各地發(fā)生的國企高管貪腐案件，當事人不少都是企業(yè)“一把手”。如，中國移動廣東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徐龍，廣東新廣國際集團原董事長、總經理吳日晶，重慶能源投資集團原董事長侯行知等。 第二是貪腐集體化，群體蛀蟲案件不斷增多。在國企高管貪腐案件中，窩案、大案不在少數，行賄受賄互相交織。如廣東新廣國際重大經濟案件中，除新廣國際原董事長、總經理吳日晶外，被查的還有原副總經理章望生、財務部原總經理馮志標等高管人員。他們互相利用，共同謀劃，形成利益均沾的同盟。在古井集團腐敗窩案中，古井集團先后有10多名高管被查處，受賄時間跨度多的達17年，涉案金額從數十萬元到上千萬元不等。第三是手段多樣化。隱藏于日常經營活動中。

　　針對部分國企高管貪腐問題，這位專家認為，當前一些國企“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監(jiān)督機制不健全、內部管理體制不完善等是主要原因。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首先要把“籠子”打造得更加牢固。

　　現代公司治理制度才是關住權力的“籠子”，央企通過董事會治理試點工作也取得了很多經驗，一些經驗也值得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