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種子魅影：利益驅動和監管失察致非法種植泛濫

　　本報記者 崔烜 發自北京

　　“我沒有更多的信息提供給你，非法種植轉基因育種只要核實清楚，都會及時銷毀。如果有新的結果我們會及時通報。”針對日前海南有農場被查處非法進行轉基因育種一事，國家南繁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許訐在電話中匆匆對時代周報記者說。

　　今年3月30日，海南省農業廳發布通告稱，2013年12月底即發現13家單位種植的15個樣品呈轉基因陽性，其中玉米12個，棉花3個。就在通告發布前的3月24日，《農財寶典》雜志報道稱，海南有公司“被查出非法種植轉基因玉米”。海南省農業廳的通告被認為是面對媒體壓力的被迫回應。

　　“這樣的檢查結果一般不會公開，”中國農業科學院原作物研究所研究員佟屏亞對時代周報記者說道，“通常都只會內部處理，外界都不知道有多少轉基因材料被帶了進去。比如在2012年，海南省農業廳就檢查出不少單位私自實驗種植轉基因玉米，但是具體詳情都很難說明白。”

　　近十年來，非法轉基因種子一直活躍于中國的農田。特別是轉基因水稻，已經進入了商品糧的流通之中。但執法者對此辦法不多，從未有種子公司因此受到嚴厲的處罰。而這一次，非法轉基因種子出現在有中國“種業硅谷”之稱的海南，讓佟屏亞感到非常擔憂。

　　“未經過正規的轉基因安全評價及鑒定的轉基因材料進入育種程序后，就會以點擴面，使得越來越多的測試組合及衍生品系帶有轉基因成分。轉基因材料將會在極短的時間里污染育種家寶貴的骨干材料，影響(諸如)中國的玉米育種和玉米生產安全。”佟屏亞說道。

　　南繁基地檢出轉基因

　　截至目前，海南省農業廳尚未公布此次非法轉基因育種的涉事單位名單。對此，海南省農業廳新聞發言人趙詠望的解釋是，目前相關單位疑似作物還在進一步檢測中，尚不能確定是否為轉基因作物。

　　趙詠望在新華社的電稿中表示，執法查處后，首先要將樣品送至農業部設在海口的檢驗中心；檢測結果出來后，如果發現存在轉基因陽性成分，則要通報違法違規單位。若該單位有異議，則啟動復議復檢程序。其間需要一定時間，不可能剛結束執法就公布處罰結果。

　　根據海南省農業廳的公告，2013年12月23日至27日，海南省農業廳組織有關單位對在三亞、陵水、樂東三個市縣從事南繁工作的單位，開展了一次南繁農業轉基因作物執法檢查工作。是次檢查，共抽查、檢測作物樣品107個，檢測結果顯示，有13家單位的15個樣品呈轉基因陽性，均為科研試驗田塊。

　　檢查結束3個多月后，海南省農業廳才發布公告。“檢查結果很快就能確定，遲遲不能公布主要是一些單位在做工作。”佟屏亞就此向時代周報記者解釋說，“據我了解，至少有一家國字號的育種企業在其中，不會很輕易就能有最終結果。”

　　所謂“南繁”，特指育種單位在海南省開展的“異地培育”工作。從20世紀60年代起，許多農業科研單位就在海南建立了永久性的農作物育種和繁殖基地，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科技人員在海南開展品種選育、繁殖、制種、加代、鑒定等工作。科研人員可以利用海南島南部地區冬春季節得天獨厚的“天然溫室”，把農作物育種材料夏季在北方種植一代，冬季在海南再種植一代或兩代，這樣南方、北方交替種植，加速世代繁殖，縮短育種年限，加快品種應用。

　　據佟屏亞介紹，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李登海的雜交玉米、吳明珠的甜瓜，都在南繁過程中取得關鍵的成果。

　　南繁育種基地的國家南繁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稱，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已培育出5000多個農作物品種，其中80%都經過了南繁育種。南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006—2007年，全國除青海、西藏外有29個省區(包括臺灣)503家單位正式登記在海南省開展農作物繁育工作，有科研人員4400多人，用地面積5333.33公頃，主要分布在三亞、樂東、陵水3地。

　　管理松散非法種植頻發

　　“每年在海南的育種材料幾十萬份，要管理起來相當困難。”佟屏亞說，“并且當地的管理一直以來就相當松散。”

　　海南省動植物檢疫站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以1976—2006年度的30年時間統計，經檢疫的南繁作物面積就有11.77萬公頃，檢疫簽證調運南繁作物種子達22.86萬噸，調運南繁作物種子達13萬批次。先后在南繁作物檢疫調查中發現水稻細菌性條斑病、棉花黃萎病、柑橘潰瘍病、美洲斑潛蠅、玉米干腐病、棉花紅蛉蟲、水稻白葉枯病、蔗扁蛾等多種全國檢疫對象與各省補充檢疫對象，就地封存病種3.8萬公斤，處罰違反《植物檢疫條例》的單位或個人158個。

　　據公開資料統計，無證調運、不申報及國外引種不經隔離試種就直接調進南繁基地種植的不法行為仍時有發生。

　　1995年成立的國家南繁辦公室至今仍屬臨時性辦事機構，只能對全國各南繁單位進行協調管理。而各省南繁指揮部(工作站)除了少數幾個省有編制、有專職人員和落實預算經費外，大部分單位由農業部門抽人組成臨時機構，而且人員經費也不固定，管理人員待遇偏低，工作條件差，難以開展南繁管理服務工作。

　　對此，農業部一直希望能夠加強與各地的合作和互動。

　　就在今年3月21日，國家農業部發布公告，要求各省(區、市)加快建立和完善省級南繁工作領導小組及辦公室，建議領導小組組長由政府分管秘書長或農業廳主要負責人擔任，相關單位和南繁基地所在的市縣和鄉鎮分管領導作為領導小組成員；辦公室原則上設在省(區、市)農業主管部門，實行國家和省雙重領導。

　　另外有消息稱，為了方便管理，農業部與海南省方面將建立“南繁轉基因專區”。

　　“如果在海南大規模繁育轉基因材料，被基因污染的材料再拿到南方或西北制種地區，將迅速擴散到全國農田，后果相當嚴重。”佟屏亞認為，這樣的信號十分危險，“轉基因主糧本來只限于特定地方科研試種，卻很短時間蔓延開來，何況這是全國的育種基地？”

　　商品糧屢現轉基因大米

　　“我們用了11年的時間去申請這兩張證書，現在覺得離商業化種植的道路更加遠了。”2013年10月，研發含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及雜交種“Bt汕優63”的中科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張啟發曾對媒體表示，這兩個獲得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的品種依然沒有獲得品種審定、生產許可證和經營許可證，商業化種植遙遙無期。

　　但實際上，從2005年開始，含有轉基因成分的大米就屢屢在市場上出現。

　　2005年，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就曾發布調查報告，披露湖北有非法種植的轉基因水稻出現。其后數年，該組織多次發布報告，稱中國多地存在非法種植轉基因水稻的情況。

　　從2006—2013年，歐盟預警系統總計通報了184次中國輸歐食品中被檢測出非法轉基因，其中大米制品和含有大米的制品175次。

　　2013年10月，《消費者報道》分別從武漢、廣州的超市以及某網絡超市購買了9個不同品牌不同產地的包裝大米樣品，送往珠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技術中心檢測，發現產自湖北襄陽的“天谷漢水源香米”樣品含有轉基因成分，并且證實是轉基因抗蟲水稻Bt63。

　　“華恢1號”及“Bt汕優63”在2010年取得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但實際上這兩個品種并沒有商業種植的資格，卻出現在了商品糧之中。

　　“華恢1號”和“Bt汕優63”是目前中國僅有的獲得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的水稻品種，但證書的限期為5年，在今年8月證書將過期。而要實現商業化種植，還需要通過品種審定，并獲得生產許可證和經營許可證。

　　相關法規規定，種子品種審定期間需要進行試驗田試驗，然后再進行大田試驗。且需要滿足這些條件：人工選育或發現并經過改良；與現有品種有明顯區別；遺傳性狀穩定；形態特征和生物學特性一致；具有符合《農業植物品種命名規定》的名稱。此外，要獲得生產許可和經營許可，還需要種子企業通過當地省級農業行政主管部門的審核。

　　近5年來，上述兩個轉基因水稻品種一直未跨過種子品種審定的門檻。根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續申請程序規定，申請單位在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有效期滿前一年，直接向農業部行政審批綜合辦公室提出續申請。這意味著，要獲得新的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可能至少需要一年時間。

　　但這并不妨礙轉基因水稻在全國范圍的逐漸傳播。到目前為止，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地都發現過轉基因水稻種子。

　　法律漏洞加劇市場亂象

　　環保組織將原因歸結于利益的驅動。“綠色和平”農業與食品部負責人俞江麗表示，很多轉基因水稻研究團隊的成員都有雙重身份—既是國家機構的研究人員，又是種業公司的股東。十年來，這些人不斷從國家的各個層面推進轉基因水稻商業化，而轉基因水稻種子的傳播，更多是有意為之。

　　華中農業大學新技術研發公司及由華中農業大學教授張啟發掌舵的原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都曾在轉基因水稻生產性試驗過程中，因“擅自擴大制種”被農業部門責令整改。

　　華中科技大學文法學院教授劉旭霞則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出現上述情況更多是管理上的原因。

　　“種子執法需要的不僅僅是種子法律知識，更多的是種子質量標準、技術規程甚至一些檢驗儀器的使用等專業知識。我國尚未建立上下統一的、專業的農業行政執法體系，多數農業行政執法人員沒有經過基本的農業知識培訓和法律素質培養，執法人員缺乏法律知識和依法維權意識，效率可想而知。”劉旭霞坦言。

　　“《種子法》規定種子經營實行許可制度，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無證或者未按照許可證的規定經營種子。”劉旭霞補充說，“但是在制度層面，對基層種子銷售點缺少嚴格的限制條件，大量不完全具備專業技術知識和賠償能力的經營者都可以在任何地點開辦種子銷售店。這就給某些善于鉆法律空子的個體商販制假造假提供了機會和空間，造成轉基因農作物種子市場的混亂的同時，也使得轉基因農作物種子市場檢測、查處難度增大。”

　　據了解，目前，世界上尚未有國家批準轉基因主糧種子的商業銷售。中國已經批準進入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僅有棉花、西紅柿、甜椒、番木瓜、楊樹、矮牽牛花等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