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松
土地改革如何破局正在成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前的熱點話題,作為農業大省,河南遇到的土地問題最為典型。國務院批復的中原經濟區規劃也賦予了河南在土地領域“先行先試”的政策。政策出臺近一年來,落地效果如何?局部的探索又為全局的改革帶來哪些啟示?經濟觀察報記者專訪了河南科學院副院長、河南省土地學會副理事長張占倉。
經濟觀察報:中原經濟區規劃中,賦予了河南在土地領域一些“先行先試”的政策,據你觀察,政策落地情況如何?這些“先行先試”政策對緩解河南土地資源緊張的現狀,有哪些影響?
張占倉:河南一些地方已經開展了試點,像“人地掛鉤”政策已經開始在一些地市實施,應該說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使城市人口增加和土地指標調整直接掛鉤,土地指標的分配和城市發展更吻合。但是我覺得這些試點只可以解決一部分問題,最終中國的土地問題是城市地價過高、農民收入城鄉差異過大,這些根本問題還是在于城鄉土地市場統一沒有開放。
1992年之后,我們把城市的土地市場開放,后來又不斷完善,但是到現在為止農村土地市場還沒有開放。如果不從修改土地法的角度調整這個問題,光靠政策的調整我覺得難度是非常大的。
經濟觀察報:之前在探討“人地掛鉤”時也有過一些爭論,比如,怎么準確跟蹤人員流向來確定“地”的分配?這個問題目前在操作上是如何解決的?
張占倉:河南正在討論方法。其實這只是個理想的提法,比如今年鄭州市人口增加10%,那么就允許鄭州的土地指標增加10%,這就是“人地掛鉤”。增加10%容易,但問題是,土地指標本來就很緊張,你讓哪個地方減少呢?
人口的“流出”、“流入”的核實也很難,在目前的條件下,比如一年10個月都在鄭州打工,按照土地法,超過6個月就算鄭州常住戶口,可是農民工在老家的戶口沒有銷掉,你怎么判斷流出地呢?這只是比較理想的理論模型,真正實施起來難度很大。
經濟觀察報:建設用地指標緊張一直是河南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難題,但是在一些試點的地市,也有地方政府在出讓用地指標。
張占倉:這個規模很有限。只是說這個縣或者這個市用地指標暫時多了,可以把這個指標流出去,但現在很少有地方有土地指標外流,現在建設用地指標不足是主要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從總體來看,河南建設用地指標的潛力有多大?
張占倉:從潛力上來說,空間還是很大的,但是要盤活這些土地資源受到現在法律的限制。比如說根據我們調查的數據,河南農村居民建設用地占地2000多萬畝。這是什么概念?現在河南農村還有6000多萬農民、1500萬戶,農村居民建設占地2000多萬畝,算下來就是戶均一畝多。
很多人對這個數字不相信,說農村一戶沒有一畝多,可為什么從土地調查上有這么多呢?問題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離開農村的一些人,現在還在農村保留有宅基地,因為他原來的宅基地沒有辦法處置,雖然宅基地多少年都不用,但誰也不能動它,眼下沒有辦法盤活這部分土地資源。
我們平時總說“空心村”,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很多人都走了,多少年都不在家了。但是他的宅基地誰也不敢動。河南省曾經試驗出過一些辦法,想盤活農村宅基地,但這個需要政策支持。
經濟觀察報:目前一些地方也在嘗試局部的土地指標流轉,在這種流轉中怎么建立利益共享機制,尤其是讓農民也能分享到土地增值的收益?
張占倉:現在試點的一些交易、流轉還是在《土地法》周圍打擦邊球,現在的指標交易是地方政府出面,一個縣的政府和另外一個縣的政府進行交易,沒有政府參與還是無法交易。為什么在交易中農民得不到收益呢?因為農民沒有賣地的權利,只有政府有權利。公平合理的交易要讓土地的所有者參與進來,平等議價,現在根本的方向還是要啟動修改《土地法》,讓農村土地市場有序開放。
經濟觀察報:在你看來,未來土地市場改革最應該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什么?
張占倉:核心是“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要害是收入問題,F在農民手里最大的資產就是自己的土地,農民把土地看作是生命線,未來應該將土地資源的收益適度向農民群體傾斜。總體來講,中國現在已進入了“不差錢”的時代,但問題是分配不均,其中在城鄉資源分配不均方面,最主要的問題是《土地法》不合理問題,導致農民處于弱勢群體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