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遺產及其對中國的意義

　　南都評論記者 米蘭

　　9月2日，科斯在芝加哥的一家醫(yī)院安詳離去，享年103歲。這位對中國滿是善意的經濟學大師，一生喜愛中國，卻未曾踏入中國一步，親眼看一看他開創(chuàng)的產權和交易費用理論是如何應用于中國，并創(chuàng)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的。

　　8月初經濟學家張五常(微博)攜夫人到京，一起聊天時還談及科斯要在10月到訪上海并呆上一段時間。心想這次老人終可圓夢，不想天不遂人愿。現在已身在天國的老人若看到他離世后，在中國所獲得的極高評價和引發(fā)的悼念熱潮，一定會稍感寬慰。

　　科斯1910年出生在倫敦郊區(qū)的威爾斯頓，畢業(yè)于倫敦經濟學院，41歲時赴美，72歲時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榮休。見過他的人，無不贊他是一個傳統(tǒng)的英國紳士，說話慢聲細語，態(tài)度溫和謙讓，但思想極其深邃。筆者與他有過一面之緣———2010年7月，我有幸得到科斯基金會的邀請，赴芝加哥大學參加為期一周的“工業(yè)的生產結構”研討會。最后一天，科斯做東，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館請與會者吃飯。

　　一座豐碑

　　自近代實驗科學誕生以來，世人存在一個普遍的誤讀，即把探求自然界規(guī)律的物理、化學、生物等稱為“自然科學”，而把研究人類行為規(guī)律的學問稱為“社會科學”，以示區(qū)別。因為人類行為的不可逆性、難以操控以及在研究過程中或多或少會受到價值觀的干擾，“社會科學”的確不如“自然科學”成熟，在解釋和推測上走得遠，但兩者本質上都是“科學”，沒有區(qū)別。“科學”是由一組可度量的概念和可證偽的命題構成，本質是可證偽性。“科學”的目的是解釋和推測，其演化是在可證偽性的基礎上累積，以求在更寬廣的時空內更普世的命題。

　　在所有的“社會科學”中，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解釋和推測最接近科學，它發(fā)展出的一套概念和命題不僅可度量，而且可證偽。翻開20世紀的經濟學史，熠熠生輝的人物多不勝數，奈特、凱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阿爾欽、布坎南、施蒂格勒……還有費雪和科斯。費雪提出了一個一般化的資本概念，使得經濟學徹底擺脫了起自斯密，后被李嘉圖和馬克思弄得玄而又玄的“勞動價值論”的陰魂纏繞。科斯是通過引入了交易費用概念而重構了經濟學的基礎。

　　構筑體系的能力強弱是衡量一個經濟學家水平高低的標準，有體系乃成高手，自成體系則為大師。在斯密之前，經濟學的思想和觀點無疑是零星的、散落的，理論缺乏系統(tǒng)的組織。是斯密把經濟學變?yōu)橐婚T學科。在《國富論》中，他主要探討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并將注意力集中到分工深化對財富增長的影響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科斯是熟讀斯密的，他曾認為此后的經濟學不過是對《國富論》做的一些闡釋和修補工作。

　　自斯密到凱恩斯革命之前，價格的形成是經濟學的研究重心。要解釋財富的分配必須解釋價值，斯密區(qū)分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其后的李嘉圖、馬克思和穆勒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也是從供給，從生產費用的視角看。1871年邊際革命后，“價值論”轉向了需求分析，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納斯引入了邊際效用的概念。到1890年馬歇爾把兩者綜合起來，提出了費用和效用好比兩把剪刀，剪出了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相交時的“均衡價格”。但價格理論，看不見的手是如何運作的，仍是霧里看花。

　　大蕭條后，經濟學的研究重心轉向解釋和應對危機。凱恩斯引入了“有效需求”的總量分析，但由于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價格理論仍舊是建在浮沙上的大廈，且凱恩斯采用了荒誕的個體疊加得出整體的方法，他對市場不充分的論證和政府干預的理論最終是失敗的。悲哀的是，凱恩斯主義卻為此后的政府干預市場和大搞財政赤字找到了理論依據。

　　使用市場如此之好，但是否也有成本？為何不是事事都在市場中交易呢？在斯密那里，政府只是作為一個最后的“守夜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哪里也沒能進入斯密的視界。此后的新古典時期，企業(yè)也僅僅被視為生產函數，市場關系是供求曲線的表達，也就是說，交易活動本身是沒有成本的。

　　1932年，科斯橫空出世。科斯在之前一年拿到一個獎學金，可以到美國游學一年。路經芝加哥大學時，碰到另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奈特在講課，他進去旁聽了幾次，若有所悟，在1932年寫出了《企業(yè)的性質》。追問的恰是企業(yè)是什么？既然經濟體可以通過價格體系來實現協(xié)調，并進而帶來福利的增進，那為何還要有這種依靠行政命令的企業(yè)存在？這一問，石破天驚。盡管當年科斯已經寫好了這篇文章，但謹慎的科斯5年后才拿出來發(fā)表。而該文真正被經濟學界重視是40年后了。

　　三篇重要文章

　　在《企業(yè)的性質》一文中，科斯認為企業(yè)是市場(價格機制)的替代物，企業(yè)之所以是通過一個權威來配置要素資源，是因為使用價格機制是有成本的。這成本包括買賣雙方的搜尋費用，度量商品數量和質量的費用，談判的費用，契約的簽訂與監(jiān)督的費用，糾紛安排要解決的費用等。但使用企業(yè)也要付出監(jiān)督管理的成本。企業(yè)與市場的相互替代，停留在這兩種費用在邊際上的相等處。自此，科斯把價格機制運作的費用稱之為“交易費用”，并把它第一次引入到經濟學中來(實際上，斯密在《國富論》探討為何會出現貨幣時，認為是為了簡省交易的麻煩，已近似提出這個概念，但斯密及其后來者沒能沿住這個思路擴展開來)。這一結論對現實世界的重要意義在于，不能先驗地得出是使用市場好還是計劃(企業(yè))好，要比較的是成本。

　　科斯的另兩篇重要文章是分別在1959年和1961年發(fā)表的《聯邦傳播委員會》、《社會成本問題》。后一篇文章是前一篇文章引發(fā)的爭論的一個總結。前者被斯蒂格勒歸總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后者的意義則提醒關注正交易費用的世界。

　　1951年科斯移居美國后，開始著手研究美國的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他首先要問的是這委員會巨大的權力來自何方？20世紀初期美國東岸的漁民出海捕魚，一次出海要幾天，與家人的聯絡變得至關重要。當時漁民就用收音頻率與家人報平安，但由于具體頻道沒有清楚地界定給漁民，各漁民亂用頻道，相互干擾，影響通話。為理順這個問題，聯邦傳播委員會的管制應運而生。

　　科斯對此的回答是這管制是不必要的，若頻率清晰地界定給私人所有，市場會通過價高者得的交易把這些亂搭一氣的頻道整理得清楚明確。由此，科斯又進一步做了一般化推理，即像這里頻率資源一樣，任何資產的公有，都會帶來這類糟糕的效果。接著他又舉例說，對于公用空氣而言，是工廠污染了鄰居，工廠要給鄰居補償，還是鄰居要補償工廠，請他減少污染？兩者是相互損害的關系，說不定工廠污染越多，對整個社會貢獻越大。要約束哪一方呢？那要看把這權利界定給誰了。

　　這一結論可了不得了，因為慣常的成見是工廠要補償鄰居。他把文稿寄給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小舅子，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做研究的戴維德教授。戴說服不了科斯修改觀點，就邀請他在1960年春天到芝加哥大學來做一次說明。于是，就有了經濟學史上最著名的辯論聚會。當時參加的大家有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夏保家等10大經濟學名家。

　　張五常曾多次繪聲繪色地講述過這次辯論。辯論的結果是弗里德曼半途突然轉而支持科斯，舌戰(zhàn)群雄。早上離開時，大家都認識到此夜是歷史的重要一刻。“一個英國人單槍匹馬，戰(zhàn)勝了整個芝加哥學派”。

　　在這篇文章中，科斯寫下一句“權利的清楚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這句話被當做科斯定理的最通俗版本。斯蒂格勒后來又總結了另一個版本：若交易費用為零，效率與產權的初始配置狀態(tài)無關。即，若沒有交易費用，無論是把空氣的權利界定給工廠，還是給鄰居，效果都是一樣的。工廠或鄰居會補償對方，達至清潔空氣的邊際用值和工廠污染生產產品的邊際收益相等處。

　　科斯在1991年獲得諾獎時發(fā)表了主題為《生產的制度結構》演講。在這篇文稿中，科斯自評了這兩篇文章的意義。自庇古以來的經濟學家認為，需要政府采用某些行為來限制對他人有害影響的所謂“外部性”行為。“而科斯定理的意義在于，它動搖了庇古體系。因為標準經濟學假設交易費用為零，科斯定理則表明，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情況下，庇古方案沒有必要。”各方之間的談判已經導致會帶來財富增加最大化的安排了。“我傾向于把科斯定理當做分析正交易費用成本經濟體的墊腳石”。

　　是的，正是科斯定理重構了整個經濟學的基礎，使得我們把目光投向五光十色的正交易費用世界，考察市場和企業(yè)，考察決定交易費用大小的關鍵“局限條件”和制度對人類行為選擇的影響，經濟學變得生動有趣起來。

　　與中國的“情緣”

　　科斯對中國有偏愛。少時讀《馬可·波羅游記》，就覺得那是一個神奇的國度，潛力巨大，但近代為何沒能發(fā)展起來，他一直很困惑。近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所創(chuàng)造的人類奇跡，他好奇、興奮。2008年，他婉拒贊助，自掏腰包，由自己的基金會出資，邀請了數十位中國的學者、官員和企業(yè)家，在芝加哥大學召開了“中國的經濟改革”研討會。

　　科斯一直對西方經濟學近年來的發(fā)展不滿意，認為西方經濟學已經拋棄了起自斯密和馬歇爾的偉大的“經濟解釋”的傳統(tǒng)，而淪為自欺欺人的“黑板經濟學”，僅僅披裹著科學形式(數學)的外衣，而日益遠離科學的實質，遠離真實世界。1982年，他力主張五常回港，就是認為以張五常對經濟學的理論功底和對世事的興趣，近距離觀察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制度演化，定能改寫經濟學研究的局面。晚年一直鼓勵張五常培育出一個“中國的經濟學派”來。在2010年底，他打來電話，希望張五常能在中國辦一份中英雙語的經濟學報，推廣和研究他喜歡的“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最近幾年，他更是關注中國的發(fā)展。除了兩次出資贊助中國學者赴美研討外，他還與助手王寧在今年年初出版了《變革中國》一書，探討中國的市場轉軌過程，并直言不諱，指出中國現在還缺乏一個自由的“思想市場”。

　　2011年1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長沙理工大學的朱錫慶教授在廣州機場給我打來電話。科斯說中國現在還缺乏一個“思想市場”讓他深受震撼。“一個已過期頤之年的老人，思維還如此清晰，看問題還是如此深刻。”

　　遺產的意義

　　如今智者離去，但他留下的思想遺產仍對當下的中國具有特殊意義。

　　科斯一生無子女，卻在孜孜不倦地“求真”，以真實世界為分析素材，拋棄成見去求知，這是中國的知識界所缺乏的。筆者曾寫文章批評中國的知識界，道德批判優(yōu)先，科學精神匱乏，邏輯思維欠缺，問題意識廖廖，理論則多是“特殊論”或“套套邏輯”。而科斯看問題截然不同。

　　2010年底，他與王寧的一次談話中明確說，“能夠使各種經濟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得到有效利用的產權系統(tǒng)，就是好的產權系統(tǒng)”，單純地把公有制與社會主義畫等號，把私有制與資本主義畫等號，是簡單地肢解，英國與美國的產權系統(tǒng)也不同。“中國會發(fā)展出獨特的產權系統(tǒng)”。大師之見，果然不凡。實際上，溫州的經驗就表明，中國不是靠美式的“大工廠”式要素合約，而是靠中間產品市場合約來組織深化分工的。

　　學界流傳著近似一個笑話的說法，無論你問科斯什么問題，他都會想到“土豆”，其實是說他都會想到成本分析上去。真正的大師看世事是“和諧的”，選擇的理論參照系是恒定統(tǒng)一的，不會“左右逢源”、“與時俱進”。

　　朱錫慶曾經說，對中國這30年的發(fā)展及其趨勢，只有科斯和張五常給予了世界意義的評價。他們認為，這一事件包含有使得整個世界得以改變的新要素，而這些要素把是中國作為藍本來模仿的國家所沒有的，中國一定做對了什么。學界多在訴說中國的不是，但大師們卻在另一個方向上努力。如何找尋和思考一個時代的重要議題，科斯思考的方向或許會給媒體和學界一些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