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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專欄】夏斌：中國已存在事實上的經濟危機現(xiàn)象

　　原標題：正確看待中國經濟的下限、上限和底線

　　根據“十二五”規(guī)劃提出的目標，“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速目標為7%。要確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xiàn)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增速低于7%這個“底線”是不允許的。

　　新華網北京7月21日電(記者 王悅威)伴隨著中國經濟“半年報”的出爐，決策層“要讓經濟運行在合理區(qū)間”的表述頻繁見諸于報端。“上、下限”對于中國經濟有著怎樣的深意，轉型期新一屆政府有沒有增長“底線”，如何理解中央穩(wěn)增長的決心？回答這一系列問題，對于下一階段宏觀調控工作至關重要。

　　7月15日，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了上半年主要宏觀經濟數據，盡管經濟增速稍緩，但一系列數據顯示，目前的中國經濟仍處在平穩(wěn)運行的通道中。李克強總理在7月16日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yè)負責人座談會上表示，從國內外實踐看，經濟運行出現(xiàn)一定波動，有客觀必然性。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經濟大起大落，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qū)間。其“下限”就是穩(wěn)增長、保就業(yè)，“上限”就是防范通貨膨脹。

　　事實上，李克強總理所提出的“上限”和“下限”，重申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主要預期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5%左右。那么，為何要將今年的經濟運行下限定在GDP增長7.5左右？

　　不可否認，7.5%的經濟增速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的較低增速，與2007年第二季度11.9%的增速相比，確實差距甚大。然而，考慮到近年中國經濟的體量已經很大，與五年前、十年前相比，現(xiàn)在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的數量都大不一樣。當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下降已是客觀規(guī)律，增速放緩實際上也是中國政府“有意的”政策選擇，決策層深知，只有擺脫“唯GDP論”的心理枷鎖，著力調結構、促改革，才能推動中國經濟走上轉型升級之路。

　　“7.5的經濟增速放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是一個很漂亮的經濟數據。”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如果繼續(xù)走原來的高速發(fā)展道路，那將是一種極限增長，付出的代價必然比較大，所以，要想走的遠，現(xiàn)在就要慢下來。

　　經濟增速放緩的過程中，最大的考驗來自就業(yè)。據權威部門測算，我國現(xiàn)階段要保就業(yè)，使城鎮(zhèn)調查失業(yè)率控制在5%左右，經濟增速就不能低于7.2%。因此，保持7.5%的增速，實際上也就是為了“保就業(yè)”。今后，隨著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服務業(yè)的發(fā)展，我國的就業(yè)吸納能力將逐步增強，即使經濟增速再低一些，就業(yè)之“底”也是有保證的。

　　那么，經濟合理增長的“下限”是不是“底線”？在國家信息中心世界經濟研究室副主任張茉楠[微博]看來，“下限論”實際上是一種“底線思維”——對經濟下行容忍度提高，但不能低于潛在增長率，主動調結構但不能危及經濟穩(wěn)定。

　　根據“十二五”規(guī)劃提出的目標，“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速目標為7%。要確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xiàn)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今后幾年經濟年均增長速度至少要達到6.9%以上。所以，對于中國經濟而言，增速低于7%這個“底線”是不允許的。

　　將防通脹設置為經濟合理區(qū)間的“上限“，也透露出決策層對于物價問題的高度重視。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主要發(fā)達國家實施了超寬松的貨幣政策，泛濫的流動性不僅推高了大宗商品價格，也對我國的物價形勢產生輸入性風險。在這種背景下，預防通脹，成為我國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今年上半年，我國CPI同比僅上漲2.4%，遠低于年初制定的3.5%的年度調控目標。顯示出當前通脹壓力較小，也為日后的宏觀調控創(chuàng)造了一定的空間。

　　多位接受采訪的經濟學家表示，預計年內物價上漲的需求端壓力較小，下半年物價運行仍將總體平穩(wěn)。

　　事實上，決策層“讓經濟運行在合理區(qū)間”的政策意圖，不僅是為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主要任務打下堅實基礎，也是為中國經濟更好的轉型升級和推進各項改革創(chuàng)造條件。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言，“穩(wěn)增長可以為調結構創(chuàng)造有效空間和條件，調結構能夠為經濟發(fā)展增添后勁，兩者相輔相成；而通過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則可為穩(wěn)增長和調結構注入新的動力。”

　　“嚴格地說，‘區(qū)間效應’不應該令人意外，它更應該提醒市場對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能僵化和曲解”，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從實際操作看，“區(qū)間”、“上限”和“下限”所強調的更是一種“穩(wěn)中有為”的政策取向。如果突破底線，中國政府不會坐視不理；沒有突破底線，就要抓緊調結構、促改革。在這種判斷的背后，是一種既利當前又利長遠的經濟邏輯。

　　的確，與“經濟運行合理區(qū)間”相適應的，是要形成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框架，針對經濟走勢的不同情況，把調結構、促改革與穩(wěn)增長、保就業(yè)或控通脹、防風險的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采取的措施，既穩(wěn)增長又調結構，既利當前又利長遠，從而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