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強

　　盡管外界對于國企改革的爭議不少，但在爭議聲中，國資改革走過十年。十年間國資委經歷了兩任主任——李榮融和王勇，前者主導“做大”，后者強調“做強”。

　　國企在過去十年中的“強大”不僅表現為“成功脫困”，諸多國企領導人成為地方大員或部委高官。社會擔心，這將為未來的改革設置障礙。

　　原地踏步

　　王勇接掌國資委后，“做強”被優先放到了“做大”之前。

　　2003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批準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和《國務院關于機構設置的通知》，國資委作為國務院直屬正部級特設機構，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監管中央所屬企業(不含金融類企業)國有資產。

　　李榮融成為國資委第一位主任。

　　而早在2002 年年底，李榮融在題為《13年來國企改革和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報告中即稱：“國有企業改革20多年來，能改、改好的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

　　7年多的任期內，李榮融積極推進央企整合，并全力在央企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央企董事會引入外部董事進行制衡試點，也被李榮融稱為“國資委成立以來最大的新聞”。

　　但篤信“國企強則國強”的李榮融也頗引爭議——央企規模固然越做越大，但“大而不強”及2009年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引發的大規模“國進民退”，都將其推向風口浪尖。

　　在此背景下，王勇2010年8月接掌國資委后，將李榮融的政策微調，“做強”被優先放到了“做大”之前。

　　此外，王勇最大的考驗就是繼續推進前任未竟的央企“三會分離”。所謂“三會”，是指央企的董事會、總經理會、黨委會，囿于原有體制，央企的所有權、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一直職能不清、邊界模糊、一套人馬多個牌子，也因此，盡管李榮融對國企董事會改革許下了“三年之約”，即在到2007年的3年內，使大型國有獨資公司和適合建立董事會的大型國有獨資企業都建立和完善董事會，但事實上，直到李榮融退休前的2010年6月，實施董事會試點的央企也僅有32家。

　　2008年年底，國資委下發文件，擬將央企經營層高管人事任免權下放到董事會，只保留53家特大央企由中組部和國資委來任命。但實際操作中，一方面，53家特大央企的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經理仍由中央任命、中組部考核、國資委企業領導人員管理一局協助工作，副職由國資委黨建工作局(黨委組織部)考核和任命；另一方面，53家以外的央企黨委書記、董事長和總經理等領導班子成員，直接由國資委企業領導人員管理二局考核和任命。

　　國資“戲重”

　　央企高管從政潮引發了“政府行為企業化”擔憂。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央企盡管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方面舉步維艱，但央企高管從政潮卻一浪高過一浪。

　　新近一個案例是，2012年7月，還不到44歲的譚作鈞，自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副書記任上，調任遼寧省人民政府副省長，譚作鈞也成為目前國內最年輕的副省級干部。

　　自2007年年底開始，中國一汽董事長竺延風任吉林省副省長(后當選吉林省常務副省長)，長城電腦掌舵人陳肇雄任湖南省副省長，中國華能董事長李小鵬任山西省副省長(現為山西省省長)，太鋼不銹鋼董事長陳川平任山西省副省長(現為太原市委書記)，中國鋁業董事長肖亞慶出任國務院副秘書長；2011年，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總經理蘇樹林出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副省長、代省長(現為福建省省長)。

　　這與此前衛留成自中海油“空降”海南、郭聲琨自中國鋁業“直投”廣西、苗圩自東風汽車公司總經理轉武漢市、湖北省任職再至工信部、艾寶俊由寶鋼調任上海市副市長等“一脈相承”。

　　贊成的聲音認為，央企高管履新地方大員并不意外，因為早在2006年8月出臺的《黨政領導干部交流工作規定》已明確規定：實行黨政機關與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之間的干部交流，選調國有企業事業單位領導人才到黨政機關任職。

　　而2006年1月，中央組織部在大連設立中國高級經理學院，更為這種“政企互動”增添了潤滑通道。作為國內第一家專門培訓國企、金融行業高管的干部院校，大連高級經理學院是中國高級干部培養的6所院校(即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浦東、延安、井岡山干部學院及大連高級經理學院“一校五院”)之一。

　　反對者則對這種從政潮可能形成的“政府行為企業化”表示了擔憂。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易鵬撰文稱，國企高管尤其是央企負責人本身擁有巨大的資源配置權力，在各地方政府熱衷與央企對接、上大項目的背景下，地方歡迎央企高管空降，確實能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像衛留成為海南帶去了中海油的大項目、郭聲琨為廣西帶去了中鋁的大項目；但高管從政也應避免企業經營慣性思維，防范政府行為企業化而與民爭利。

　　改革變數

　　央企高管從政事實上為后續的政府改革設置了很多障礙。

　　外界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無論是國企紅利繳存比例過低，還是壟斷地位突出、國企職工個人收入改革等核心議題，國企的表現都很難讓人樂觀。

　　3月10日，全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工作會議召開，王勇表示，今年國資委將研究制定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意見，提出下一步改革的總體目標、基本路徑、具體措施，并表示“要鼓勵基層和企業大膽探索，允許‘摸著石頭過河’”。

　　這樣的提法無疑是對國企深化改革寄予厚望的公眾當頭澆了一瓢冷水。畢竟，早在十年前，國資委成立之時，“啃硬骨頭”就已是關鍵詞；十年之后，頂層設計思路仍然不清，甚至還要摸石頭過河，很容易被外界解讀為缺乏推進魄力、改變既得利益難以破冰。

　　“作為國務院特設機構，國資委因此能夠回避在機構改革之外，這本來已經不合理。央企高管從政雖然可能提高政府的執行力和決策效率，但公務員考試有門檻，國企招聘卻沒有門檻，因此，央企高管從政客觀上也為特權階層從政打開了‘口子’。此外，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宏觀調控、社會監管、公共服務等，主要不是搞投資，所以高管從政事實上為后續的政府改革設置了很多障礙。”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