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要】：81歲老人柏玉良賣掉了房子，拿著200多萬元，卻找不到一個合適的養老院。

　　距離過戶手續完成還有兩個星期，但這處70多平米的三居室里，房子的新主人留給柏玉良“暫住”的空間已經很局促了：客廳墻邊搬進了一張巨大席夢思床墊，兩間臥室已經被堆疊的家具和雜貨占據，連柏大媽的餐桌都沒地方放了。

　　而這位八旬老人打算帶走的物件，卻屈指可數：幾沓身份資料和財產證明、一本記錄她戎裝年代的老相冊，以及一張常年擺放在床頭柜上的毛主席畫像。

　　眼看就要到交房的期限，柏大媽還沒能找到合適的養老院入住，她手握賣房子得來的巨款，卻面臨著無處可去的境遇。

　　老革命哭了

　　“哪怕是一萬塊錢(每月)也愿意。”談起近況，柏大媽激動起來，聲音發顫，“可就是沒有合適的地方接收我。到時候哪怕是住旅館、睡大街，我也得搬出去給人家騰地方啊！”

　　這位擁有5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說著說著便哽咽了。

　　柏玉良出生于戰亂年代的北平，11歲那年，因家境窮困，她們姐弟五人隨母親來到父親東北的老家謀生。1947年年底，剛剛15歲的她加入了解放軍，成為隨軍衛生員，參與了遼沈戰役。

　　解放后，她先后在遼寧省新民縣、沈陽市和遼寧省擔任法庭助理審判員。“文革”結束后，她在遼寧省海城市房產管理處工作直到離休。1988年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因為思念家鄉，柏大媽開始在東北和北京之間兩頭跑。2003年，在老戰友們的撮合下，她和一位北京局級退休老干部、比她大16歲的老趙組成了新的家庭，定居在西二環邊的汽南小區。

　　“我這輩子有三大榮譽。當過女八路，做過女法官，伺候好了老趙的晚年生活。”她眉毛一挑，言語間透著自豪，“因為我是共產黨員又是老干部，條件好，剛見面的時候老趙給我打80分，婚后他就給我打100分，把財政大權都交給我了。”

　　2008年，老趙因病長期住院，柏玉良悉心照料他4年。今年1月初，老趙逝世后，她自己的養老問題也擺上了臺面。盡管與老趙各有兒女，孩子們卻都不在北京居住生活。自小離開故鄉，步入耄耋之年的柏大媽只想在北京養老，為此她特地將戶口遷回北京。

　　“我只想落葉歸根。”她說。

　　在一般人看來，柏大媽有著令人羨慕的條件：老趙去世前將汽南小區的房產留給了她；她與老伴兒同為國家老干部，兩人每個月一共能拿到近萬元的退休金，多年下來也是一筆不小的積蓄。

　　“我這個孤老太太住在三居室里，消受不起，太浪費了。”她解釋道，“我都這把年紀了，也沒人照應著。一個人住出個事咋辦？”

　　忙活了一輩子，也該享受晚年生活了——抱著這種想法，她在5月初以200多萬元的價格找到了房子的買家，打算去找家養老院“舒舒服服度過余生”。

　　此外，柏大媽覺得與那些被動養老的同齡人相比，自己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身體硬朗，走起路來步步生風，爬樓梯從來不帶喘氣的；精神頭兒足，手機里的號碼記上幾遍就不帶忘的，張嘴就能說出來。她打聽過，目前很多養老院都不愿意接收“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的老人。而按照柏大媽樂觀的判斷，自己的各項條件都應該符合“優先錄取”的標準。

　　“但誰曾想，住個養老院有那么復雜呢。”說到這兒，她一拍大腿，連連搖頭皺眉，眼淚又掉了下來。

　　有錢沒“人”的困境

　　“條件稱心的進不去，愿意接收的我又不滿意。”柏大媽總結當時的心態。

　　首先被考慮的目標，是樓下不遠處的社區養老院——離老房子近，搬進去不用太折騰，環境很熟悉，還能常常和老鄰居們嘮嘮家常。

　　前去詢問，卻被潑了一盆冷水——她來晚了，這家養老院早就滿員了。但在柏大媽的印象里，這里曾長期空著十多張床位。

　　“2006年由我們一直呼吁才辦成的，起初也是由我們管理的。”汽南小區建社協會負責人何貴芳向《中國周刊》記者介紹道。

　　出于為社區老人服務的考慮，養老院當時設置了28個床位。但一年下來，入住的老人太少，收支嚴重不平衡。最慘淡的時候，7個工作人員圍著一位老人轉。而當年的租金是一年3萬元，對協會來說已經很吃緊了。為了緩解收入壓力，建社協會只得將經營權承包給一位私人老板。

　　隨后，床位數量增加到了40張，并開始面向社會招收老人。

　　“到了現在，院里只有兩個老人是社區居民。”說到這兒，何貴芳無奈地嘆了口氣，“小區里的老人想進卻進不去——滿擰了。”

　　很快，建社協會又幫柏大媽聯系了一家附近的民營養老院，那還有不少空著的床位，而院方很樂意接收柏大媽。

　　但親自考察一番后，柏大媽卻有些不太滿意。

　　這家養老院的門臉藏在一條小胡同的深處。院子里可供活動的場地面積很局促，四周種著大樹，陰涼陰涼的。供老人居住的樓房低矮老舊，斑駁墻壁上裂著幾條口子。里面的房間只剩下雙人間，收費是6000元。一些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居住區與自理居住區只有一個樓道之隔，時不時傳來幾聲喊叫和呻吟。

　　“看著心里憋得慌。”繞了一圈之后，柏大媽連食堂都沒參觀，扭頭就走了。

　　她認為自己的“挑三揀四”是有道理的：“我的要求也不高，能住寬敞點的單人間，環境安逸舒適，能聊天的伴兒多一點，精神能放松愉悅。我住養老院是去享受晚年生活的，不是圈在里面受遭罪。價錢高點也沒關系。”

　　并不愿意將就的柏大媽，決定打持久戰，下工夫好好挑選一番——無論是民營還是公立養老院她都不介意，只要能滿足自己這點需要就行。

　　“我現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幫著老姐姐上網搜養老院。” 年近七旬的李阿姨向《中國周刊》記者說道。她與柏大媽相識二十多年，既是同鄉又是好友。得知柏大媽把房子賣了，李阿姨一直在張羅著幫她尋找養老院。在百度(微博)上輸入“北京養老院”五個字，會瞬間彈出1380000個窗口。兩人從海量的信息中，挑選出符合要求的養老院，并一個個打電話過去咨詢。

　　滿懷希望的她們，很快得知一個殘酷的信息：按照柏玉良的情況，連入住養老院的資格都沒有。

　　經朋友推薦，柏大媽探訪了西城區一家公立養老院銀鈴老年公寓，并且對各項條件都非常滿意——“能住在這兒我就知足了”。盡管床位已滿，并且光是登記排號的就有150多人，但她還是想先報個名。

　　工作人員詢問了“能否自理”、“有無傳染病、精神病”、“是否適應集體生活”等常規問題后，要求柏大媽的監護人寫意向書——監護人須為子女親屬，北京戶口，50歲以下，并長期居住在北京。

　　柏大媽一下傻眼了，子女長期不在身邊，而北京已經沒有沾親帶故的親屬。她蒙了，說話一下子結巴起來。

　　“必須有監護人簽字，否則排上號也不可能入住。”工作人員見狀告知，“萬一出現什么情況，我們找誰去？養老院承擔不起這個風險。”

　　這個回答擊碎了柏大媽對未來的美好幻想，丟了魂一般地離開了。

　　一個月下來，她們已經咨詢或探訪了26家養老院，每家的詳細信息，都被記在一張巴掌大的卡片紙上，密麻麻的字跡間，標注著收費標準、空余床位數量、特色服務以及考察過后的評價。

　　柏大媽還在李阿姨的陪護下，跑到昌平、大興等地的養老院探訪了一番。

　　在北京四百多家養老院里，監護人制度是一個硬性標準。這讓柏大媽遭受了不小的打擊，咨詢其他養老院的時候，她再沒主動提過監護人的話題，生怕直接遭到拒絕。

　　“挑來挑去，最后都白忙活了。”

　　誰能監護我

　　“監護人問題”成了一條邁不過去的坎兒。

　　除了去養老院，柏大媽的確有其他的選擇：租一間房子，雇位保姆照料生活；或跟隨在兒子身邊一起住。但她并不愿接受這樣的權宜之計。

　　“雇保姆？她伺候我還是我伺候她？”柏大媽說。多年下來，腿腳利落的老人一直操持著家務。

　　她曾雇過一次鐘點工，一小時收費15元，但心里總覺得在“麻煩人家”，又給人家買水果又給人家拿飲料。“人家愿意一直跟我老生活嗎？遇上脾氣不好的怎么辦？”她不放心地嘆了口氣，“我不想看人家臉色度過余生。”

　　今年3月份，柏大媽的兒子曾把母親接到山東威海的家里，但老人很快就嘮叨著要回北京。“海邊空氣太潮了，晚上很冷。”柏玉良說，“我還是喜歡北京的天氣。”

　　而兒子常年出差在外，不能陪在老人身邊。即便是自己的兒子，也并不符合“長期居住在北京”的條件，做不了她的監護人。

　　為此，她先是給老家的親戚們打了電話，問詢“是否有子女孩子在北京生活”。幾番排查下來，還真找到一位符合標準的。按輩分算，那位年輕人應該算得上是柏大媽的遠房外甥。但因為常年沒有聯系過，幾乎記不起他的模樣了。而且，人家正在為找工作的事情發愁，居無定所，為生活忙得不可開交，并沒有多余的精力。

　　連柏大媽自己都覺得“不太靠譜”。

　　憂心忡忡的她決定找組織幫忙。

　　她給自己原單位海城房產管理局打了電話，說明自己的情況。單位的相關負責人也撓頭不已：若把戶口遷回東北，能在海城幫您安排養老，但在北京養老的問題，我們插不上手。

　　走頭無路的老人，不得已向老伴兒單位的老干部局求助。

　　老趙去世時，單位曾派人到家慰問，此后便沒了往來。柏玉良握著電話猶豫了許久，鼓足勇氣才開口，委婉地和對方商量——能否由單位出示一個情況說明，為自己入住養老院提供一些間接性的擔保。

　　不出所料，要求被客氣地拒絕了，理由是柏大媽并非本單位職工——這事兒不歸老干部局的管轄范疇。

　　一番交涉后，問題還是推回到她自己面前。

　　心急如焚的柏大媽甚至想用用一些“非常規手段”，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

　　“如果找不到標準稍稍寬松些的養老院，我只能找人裝成我的子女或親戚去試試。”她說。

　　她到處找人扮做子女，甚至向幫她賣房的房地產中介問過同樣的問題，弄得那位小伙子哭笑不得，答應也不是，拒絕也不是。

　　北京幾位老戰友的子女以及面相較為年輕的李阿姨是首選，他們了解她的情況，同情她的遭遇，并且愿意在北京提供一些照應和幫助。

　　老戰友的子女們大部分也已經年近60旬，也面臨著和她境遇相同的養老問題。而李阿姨的兒子從美國打來的電話，希望她能過去照看小孫子⋯⋯

　　“我都60多歲了，倒是很愿意給老姐姐當監護人。可是過不了幾年，就得找人監護我了！”李阿姨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距離交房搬離的日子越來越近了，過幾個月我就該去美國了，住不進養老院，誰來照應她？”

　　出乎意料的答案

　　柏大媽并不知情的是，在一些“行業知情人士”眼中，“監護人”根本就算不上是問題。

　　6月中旬的一個周六，《中國周刊》記者來到一家拒絕過柏大媽的公辦養老院，以老人親屬的身份咨詢情況。因為是周末，相關工作人員沒有上班，坐在大堂里值班的門衛接待了記者。

　　“這可說不準——什么時候有人死了退房，什么時候就有床位了。您別怪我說話直。”被問及何時才能有房間的時候，這位干瘦的中年男子回答道。

　　見記者表情焦急，他神秘地壓低了聲音：“不過您運氣不錯，昨天剛剛騰出一間‘總統套房’，是由兩個雙人間改成的大單間，寬敞豁亮。5700元一個月，機會難得。”他所說的“總統套房”是這里最高檔的一間屋子，養老院的宣傳單上并沒有記載，屬于對外不公開的“特供房”。

　　當記者說明了老人“沒有監護人”的特殊情況后，卻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回答。

　　“這個好解決。”門衛笑了笑，“沒少遇到這種情況。我們院前面就有一家中保公司，花點錢找他們做‘間接監護人’就行了。”他隨后告知，具體的操作手段，最好去找院長“咨詢咨詢”。

　　“您也是明白人，給院長送點禮，他手里有不少中保公司的線索和門路。”門衛熱情地提著醒，“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對于一位80多歲的老人來講，這些難以理解的“竅門”太過于復雜。她繼續尋找，碰著運氣。

　　6月下旬，愁眉不展的柏大媽在“考察”一家民營養老院的時候，受到了熱情的款待。在交談結束后，臨行前她小心翼翼地問了一句：“您這兒要不要求必須有監護人？”對方的回答令她喜出望外——只要您愿意入住，監護人的年齡在70歲以下就可以，親屬的身份問題，可以“靈活操作”。

　　雖然這家養老院在五環外，相對偏遠，交通不太方便，而且入住環境也比柏大媽預想中的稍稍差一些，但這是唯一一家明確表示可以接收她的養老院。這段日子，心力憔悴的老人已經等不起了，她決定過些日子就搬過去。

　　“還挑什么呢，有個落腳的地方就不錯了。”

　　這位老戰士，最近總是喜歡盯著自己參軍時候的老照片發呆——照片上，年輕的柏玉良一身戎裝，一臉自豪。

　　當年她是隊伍里為數不多的女戰士，每到一處村莊，都會引來一陣羨慕和驚訝的目光。作為衛生員，她在前線和后方拯救了數不清的生命。好幾次，炮彈就在身后炸開，也沒能把她嚇住。對于一位十五六歲的女孩子來說，面對那些從火線上退下來的、痛苦呻吟、滿身傷口的傷員，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

　　那時候，她常常暗暗念叨：“這點苦不算什么，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本期組文：

　　老人為入獄養老搶劫 減刑獲釋稱懷念監獄生活

　　94歲的贍養人：每日撿瓶子賣錢照顧患病女兒

　　時評：公共政策搖擺讓養老成一個未完成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