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位接近戴國芳的人士認為，鐵本之死，根本原因不在資本和技術，而是人：人才、人脈。戴國芳與政府官員之間的交往的確清白，但也不知天高地厚。據說國家發改委領導查鐵本時，曾兩次召見他，第一次因忙去遲了，第二次沒遲到，但身邊人說了些不合時宜的話，幫了倒忙。哪些不合時宜的話，該人士未詳述。國家某部委副主任2003年到鐵本視察，他說沒時間，一開始硬是沒有出面接待。

　　深入國家壟斷行業內淘金，缺人脈如缺氧，隨時有窒息之虞。這一點，戴國芳的確該向建龍取取經。這家被視為“鐵本第二”的企業，雖然也遭遇了同樣的問題，但最后起死回生。

　　沿公路而下，穿過一條蒿草掩蓋下的土路，發現屬于鐵本新廠的地界被長長的圍墻隔開，一個村婦背著柴禾迎面而來，見記者跟她打招呼，樸實地指了路，聊起生活，竟是一戶還未得到安置的遷出村民，如今借住在親戚家。

　　途中有條河流，踏過堆在土坡上的簡陋木板，是一條寬闊的公路，沿路左走，兩邊堆著很多銹跡斑斑的建材。遠處有兩處房屋，記者收起相機，小心翼翼地過去。房屋破爛不堪，門和窗或掩或開，黑漆漆的令人望而生畏。屋后似有人聲，難不成這里也有釘子戶？

　　沒敢進去，穿過兩屋之間的小徑繼續朝著高爐的方向前行，發現只是伐柴禾的鄉民。

　　與全國很多地方一樣，鐵本新廠征地也存在強制拆遷的行為，其中也有暴力存在。司機是當地人，說起當初他們村圈地時，因為遇到阻撓，戴國芳叫了一幫小混混去把村民打了一頓，然后到鄉政府扔了一百萬，說人我已經打了，你們去擺平吧。

　　魏村鎮被征地的長江、東進和合興三個村均位于長江沿岸，是魚米之鄉，而且交通便利。紅火的鄉鎮企業使得這里的農民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后就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拆遷使他們失去幾代人創建的家園。

　　造成這些拆遷村民生活如此窘迫的原因之一，是政府不能及時支付補償費。而當地政府的解釋則是鐵本停工之后，不再有后續資金，沒有這個能力兌現承諾。

　　當初政府承諾鐵本建成后要解決一部分勞動力，另外鐵本還可以帶動當地的經濟，但如今這一切都泡了湯。而且大部分土地已被破壞，無法復墾。農民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失去土地帶來的生存危機。當焦點都對準戴國芳、權力的博弈和對錯的爭論時，誰真正地關心過這些沉默的大多數？　

　　高爐下，還有車和工人在運載遺留下的物資，不用太久，爛尾五年之久的這片土地終應該會有著落。2009年10月23日，投資200個億的中國石油長江項目在揚中市西來橋鎮隆重奠基。對于失去家園的老百姓來說，將來每年2000個億的銷售收入，怎么也能分一杯羹吧。可是，空氣中那些久久不散的刺鼻味道還是令人有些難受。

　　常州的趕超之痛

　　在常州當地方言中，“鐵本”與“貼本”基本同音，一個段子因此廣為流傳——鐵本出事，主要是因為戴國芳沒把企業名字取好，最終真的貼盡了本錢。但事實上，鐵本事件的意義，已超越一個企業個體的命運。

　　不僅戴國芳貼本，包括貸款銀行、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任何一方，均為輸家。

　　鐵本項目陷入困境，一定程度上是鐵本公司董事長戴國芳自己種下的苦果，但常州市政府確也難辭其咎。作為懲罰，涉及失職違規的八名政府和有關銀行的相關責任人分別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及組織處理。而常州在此事上所受的打擊，遠不止于此。

　　在常州當地，主流的看法認為，地方政府強力推動鐵本擴張計劃的動力來自于經濟發展的趕超沖動——北倚長江、南瀕太湖的常州不甘于在經濟上被鄰近的“兄弟”蘇州和無錫甩得太遠。

　　這座歷史文化名城，曾經誕生過《文心雕龍》、《永樂大典》的著者，因蘇東坡、陸游等文學巨匠而熠熠生輝，近現代產生的名士更是燦若繁星。鐘靈毓秀是人們提起常州時用得最多的詞匯。經濟方面，常州也有光照全國的先例，改革開放之初的“蘇南模式”那是必指常州無疑。

　　曾幾何時，它是全國中小型城市的樣板和楷模，但不知從何時起，常州逐漸乏善可陳。對歷史遺跡的破壞令許多文化界人士痛心疾首，而經濟發展也被蘇州、無錫遠遠拋在后面。

　　蘇州和無錫2002年總產值分別為2080.37億元和1601.66億元，而常州是760.60億元；到了2003年，蘇州和無錫的總產值分別為2802.20億元和1901.22億元，常州為900.20億元。長江三角洲“蘇錫常”中的常州，僅僅剩下了地域概念。

　　有一個原因，也許能部分解釋常州經濟為何這幾年落后于蘇、錫兩市，那就是固定資產投資總額。2003年，蘇、錫兩市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分別達1408.93億元和893.32億元，但常州僅為446.59億元。于是，“大企業、大項目偏少”成為常州市政府尋找到的問題所在，狠抓重點產業、重點企業、重點項目的投入自然列入政府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鐵本項目于2002年初開始籌劃，并于2003年下半年突然提速，因為擔心若按正常程序報批，鋼鐵行業的黃金時期可能早已流逝。但鐵本事件不僅未能取得成效，反而重重地摔了個底朝天。

　　鐵本之痛，還不僅是在經濟損失，更是心理上的。地方媒體鮮有關于鐵本的報道，機關、單位人員等也都極有默契地避免討論此事。此次中石油長江項目選在揚中市去奠基，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常州市政府的忌諱心態。

　　但處罰畢竟不是目的，當地政府是否從此事中真正吸取了教訓？

　　2004年4月28日下午，市委書記范燕青首次表態，說“問題是嚴重的，教訓是深刻的，影響是巨大的”，臺下干部個個臉色凝重、目不轉睛。但一些官員私下說起此事的查處，均為“正好撞在槍口上”扼腕痛惜，委屈與揶揄溢于言表。

　　甚至，不少當地的干部群眾非常擔憂政府今后的決策可能變得謹小慎微縮手縮腳。

　　所幸，這場突然而至的暴風雨并沒使這位市委書記消沉。他表示“不僅要在加快發展、率先發展上走得更快，而且要在統籌發展、協調發展上走得更好”。

　　五年多過去，鐵本善后工作是好是壞，每個人有自己的評判，而其“統籌”、“協調”得如何，倒是值得商榷。鐵本事件過去不久，長江沿岸一大片規模不輸給鐵本新廠的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化工廠拔地而起。

　　可憐那些曾經慶幸自己未卷入鐵本悲劇中的鄉民，終究沒能躲過去。

　　司機說常州新北區終于進入中國前十了，一追問，原來是中國十大癌癥高發區之一。沿江而行，亞邦、瑞邦、沈氏等化工廠的名字多得讓人記不全，而隨風彌漫的難聞氣味久隨不去。相比較，空氣最清新的倒是鐵本新廠那幾千畝的蒿草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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