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孫學敏：報業競爭，適者生存

　　媒體的公信力就是生命力

　　周志懿：在昆明采訪期間，聽說您有“報業惡人”之名，您如何看待這一評價？

　　孫學敏：“惡人”在云南話中有兩層意思，一層是能人，另一層是不近情面之人。從事報業工作25年，無論是做記者還是做總編輯，無論是在新聞報道還是報業管理方面，我一方面追求“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精神，另一方面實行“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的政策，決不畏懼任何壓力。

　　周志懿：昆明報業圈稱您所著的《楊天勇犯罪集團覆滅紀實》是《都市時報》發展史上的經典戰役和重要里程碑，讓一份面臨生死存亡的報紙成為當年的報業“黑馬”，是這樣嗎？

　　孫學敏：是這樣的。2000年，《都市時報》的零售量因為云南省委宣傳部統一價格后一落千丈，但自當年10月31日推出《楊天勇犯罪集團覆滅紀實》系列報道后，《都市時報》立刻受到讀者的追捧，很多讀者每天在報刊亭等著《都市時報》，甚至每份報紙炒到5元1份，零售量飆升，影響力也隨之增強，從而在狼煙四起的昆明報業大戰中殺出重圍，奠定其在昆明報業市場上的地位。

　　周志懿：從這一方面說，報紙的核心在“報”而不在“紙”，也就是說，內容的生產能力是核心。

　　孫學敏：對。自2005年我調任《昆明日報》總編輯后，對內容非常重視，在當年改版之前，邀請14縣市副書記、宣傳部長參加“《昆明日報》挑刺會”，與會者一致認為“單薄、難看、會議文件多、價格高”。

　　此后我們奮斗3年，《昆明日報》解決了“單薄、難看”的問題，并自2008年開始用鐵腕狠抓獨家新聞，提升報紙品質，可讀性又上了一個新臺階，發行量也隨之大增。雖然征訂價比2005年之前提高了，但不再有人埋怨“價格高”。2008年2月16日，由于刊登了昆明市的官員電話，《昆明日報》一時“洛陽紙貴”，并實現史上第一次再版。2009年，報社將高揚“新聞強報”的旗幟，提升報紙品質，增加“第一次銷售”，為“第二次銷售”打下堅實的基礎。

　　周志懿：昆明市委將官員電話號碼刊登在《昆明日報》上，一方面說明重視貴報這塊輿論陣地，另一方面也驗證了黨報的公信力。那么，貴報如何平衡媒體公信力和經濟效益的關系？

　　孫學敏：媒體的公信力就是生命力。我們在市場上追求經濟效益，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決不含糊，類似“三聚氰胺事件”這樣禍國殃民的事件，寧可犧牲經濟利益，也要堅守公信力。

　　另外，公信力并不只表現在“揭黑”的輿論監督報道上，不是為了“整死誰”，還包括以建設性的報道改進工作，推動企業、社會進步。比如，面對一些可以原諒的輕微事件，我們不炒作，而會告訴對方“你們在這方面需要改進”，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若不改進，堅決曝光。

　　周志懿：黨報的公信力同樣要靠傳播力來保證。在網絡媒體蓬勃發展的今天，傳統媒體應該積極利用網絡傳播渠道，實現傳播效果的最大化，保證黨和政府的重大政策及時、有效地傳達給老百姓。貴報在這方面有哪些舉措？

　　孫學敏：的確，傳播渠道很重要，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渠道建設尤為重要。2007年1月，我們開通報社綜合新聞網站“彩龍中國”，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多向傳播和互動優勢，建設昆明日報社這塊“陣地”。

　　2008年初，昆明市委提出加快信息化發展步伐，并將集新聞、政務、商務、英文于一體的“昆明信息港”交給我社承辦。對于這一難得的發展機遇，我們發揮“不吃不喝不睡不病”的精神，于當年12月11日正式推出，現已經成為宣傳昆明、面向群眾、便民利民的報社第三大媒體。

　　改革激活報業潛力

　　周志懿：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了全球報業，歐美一些報業集團申請破產，中國的報紙也遭遇了“寒冬”，今年上半年廣告收入下滑得很厲害，《昆明日報》上半年經營情況如何？

　　孫學敏：這次金融危機沖擊了報業廣告收入，但我們基本上沒受到影響，我剛拿到統計數據，上半年《昆明日報》的收入同比增長30%。我對今年實現6000萬元(不含《都市時報》)的總收入充滿信心。

　　周志懿：溫家寶總理曾經說過，信心比黃金更重要，對報業來說亦然。那么您的自信來自于哪里？

　　孫學敏：我堅信中國報業的市場潛力，更堅信報人的改革將激活潛力。

　　從大環境來說，我國的報業發展潛力還很大，一方面千人日報擁有量還沒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各省市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對昆明來說，潛力還未充分挖掘。從報社內部來講，自2005年推動內部改革以來，人的潛力被激活，《昆明日報》結束自1999年以來收入徘徊在1500~1700萬元的歷史，2006年收入增長60%，達到3017萬元，2007年達到4010萬元，2008年達到5002萬元。

　　周志懿：在調研中我們發現，有一批報紙與貴報一樣實現了逆勢上揚，但整個經濟環境的不景氣確實使報業受到極大影響，有部分報人甚至擔心報紙有一天會消失；同時我們也看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正在遼寧、河北進行報刊退出機制的試點工作。那么您如何看待報紙消亡論？

　　孫學敏：中國報業自改革開放后蓬勃發展，目前還在上升階段，報紙的潛力并沒有充分激活，雖然自2005年進入整合期，出現“報業寒冬論”等觀點，但絕不會像美國報紙那樣，或破產、或停刊、或縮版、或只出電子版。美國傳媒發展100多年了，現在進入了戰略轉型期，而我們的報紙才發展幾十年，況且《華爾街日報》等還辦得有聲有色，所以報紙會死，但報紙行業不會消失。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辦不好的、缺少競爭力的、沒有特色的報紙一定會走向衰落，會被淘汰出局，但適應市場、適應形勢、適應技術的強勢媒體將會發展得越來越好。所以，報紙一定要改革創新。

　　周志懿：這些年來，《昆明日報》采取了哪些改革措施呢？

　　孫學敏：首先，推行全員競爭上崗制，加強了領導班子和中層干部建設。2005年是《昆明日報》復刊20年來內部人事變化最大的一年，新的領導班子“是一個懂業務、善管理的職業報人團隊”。

　　其次，確定辦報目標，在新班子上任后的第一次中層干部大會上，我提出“要斬斷過去，開拓未來，振興報業，團結一心做強兩張報紙”等25條要求，統一了思想，鼓舞了士氣，明確了報紙發展的未來方向。

　　再次，調整機構，革除體制弊端。一是將《昆明日報》發行部劃并到《都市時報》發行中心，實行兩報聯動發行，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二是將報社內設機構進行歸并調整，從14個減少到6個，中層干部從近40人精減為22個。

　　最后，健全規章制度，僅2005年《昆明日報》共下發各種文件123個，使管理更加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隨后幾年，更是進一步完善了各項規章制度，變“人管人”為“制度管人”。

　　周志懿：昆明報業傳媒集團將于9月26日掛牌成立，從1996年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成立開啟中國報業集團化時代以來，一些集團“集而不團”的現象比較突出，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孫學敏：幾年前，報紙間的競爭上升到傳媒集團層面上，由單純的發行、廣告競爭發展到多元產業的競爭。但“集而不團”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行政上的“拉郎配”，將一些報紙劃歸到集團后，并沒有在人事、業務、經營、管理上予以突破。

　　即將成立的昆明報業傳媒集團在短期內也將面臨“集而不團”這一問題。不過，在成立集團之前，我們已經考察了國內幾大報業集團，會采取統一規劃、統一經營等措施，實行“扁平化”管理，用理想統一思想，在最大程度上發揮集團的整體效應，做大做強報業，做大做強云南省及昆明市文化產業。

　　張光旭：做讀者友好型報紙

　　《春城晚報》創刊那兩年，張光旭還是位中學生，轉眼二十載，已成為云南日報報業集團副總經理、《春城晚報》總編輯。

　　張光旭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我正在宣威一中上高中。每天的晚報一到，學校傳達室門口就排起長隊，師生們爭相購買兩分錢一份的晚報。盡管是晚到了一天、甚至兩天的‘晚報’，師生們還是看得津津有味。參加工作后，我的第一篇小文章也是刊登在晚報上。雖然只是一個‘豆腐塊’，但我還是獨自品嘗了好多天。”《春城晚報》就如昆滇市民生活中的“小鍋米線”，二十多年來陪伴著讀者共同成長。

　　但1999年，當昆明報業市場發生變化時，多年來“一枝獨秀”的《春城晚報》反應相對遲緩，一部分原因是報社內部一些中老人員不適應都市報市場環境下的競爭，使得原先尚未開發的市場被對手瓜分。2003年5月21日，劉祖武出任《春城晚報》總編輯后，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尤其是隊伍年輕化和內容本土化上效果顯著，提拔了一批在市場上摸爬滾打的主任、記者，并以本土情結做好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讀者的內容。分管經營的張光旭與劉祖武的改革思路一致，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管理、激勵員工，并于2004年前往《南方都市報》學習三個月，以應對市場競爭。對于張光旭，昆明報業圈子的評價是“思想開明”、“追求新聞理想”和“識人用人”。試想，從熱愛晚報的讀者成為晚報領導的張光旭，能不改革創新，發展晚報嗎？更何況，《春城晚報》作為經濟支柱，云南日報報業集團是傾全集團之力予以支持，以保證其在昆明報業市場上的“老大”位置。

　　有人才、有政策、有理想、有感情，在這一背景下，《春城晚報》于2005年3月完成歷史上規模較大的一次改版，2006年6月再次改版，此后連續3年都進行了改版，目的在于“老品牌要有新形象”，始終保持年輕和貼近讀者，做“讀者友好型報紙”。2006年一役的損失，張光旭十分痛心，對惡性競爭十分不滿，但也承認殘酷的報業競爭鍛煉了昆明報業和報人。慶幸的是，《春城晚報》最終在競爭中站穩了陣腳，開始有“霸主”的味道，對此，采訪時有些氣定神閑的張光旭說：“我們從來都不以‘老大’自居。我每天進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報紙。但首先看的不是晚報，而是《都市時報》等同城報紙。晚報的班子成員和部門正職，人手一份《都市時報》、《生活新報》和《云南信息報》。我們倡導以鄰為友、互相學習，共創和諧、共同繁榮。”

　　攜手并進在2009年更彰顯了其價值。今年上半年，因金融危機的影響，企業減少廣告投放，中國都市類報紙廣告額有較大幅度的下降，昆明報業市場也不例外，甚至《春城晚報》將2009年度廣告額下調5%。張光旭說：“面對不確定的經濟環境，我們‘不變應變’，堅持市民報紙、大眾報紙的定位，堅持為昆滇讀者服務的宗旨；‘以變應變’，推進版面改革和內容創新，做到對讀者更友好、與讀者更親近；‘以變帶變’，通過自身的內容變革和營銷變革，引導昆滇報業市場競爭進一步走上良性、健康和規范、有序的軌道，實現共贏和多贏。”

　　趙健吾：報紙的內容為王

　　采訪《都市時報》總編輯趙健吾的那天下午，窗外下著雨，趙那溫文爾雅的笑容讓室內的氣氛十分融洽，笑起來瞇著眼睛、抽著云南水煙的他告訴記者：“我最喜歡的歷史人物是李鴻章”。記者甚是疑惑，因為外表儒雅的他看起來只有厚道，無法讓人將其與有些“匪氣”的李鴻章聯系在一起。

　　當他的往事被記者知曉時，這一疑惑被打消，他瞇起來的眼睛也似乎有了那么一絲李鴻章式的“匪氣”。試想，一個和記者部主任爭執而摔杯子的趙健吾，一個在走廊上追著罵不肯改版的女編輯的趙健吾，一個因喝酒而被稱作“趙四壺”的趙健吾，是不是也有些像李鴻章不按常理出牌呢？

　　趙健吾是《都市時報》的創業元老，1999年20萬元起家時，孫學敏擔任總編輯，他是副總編，從20萬到1.58億的跨越，趙健吾一路走來，其中甘苦，唯有自知。“趙四壺”的綽號就是因為創報之初，心情苦悶與同事借酒消愁而得來的。當時，一行四人喝了三壺白酒(三斤裝)，趙健吾提議再來一壺，一同事醉酒后回到辦公室時被領導撞見并痛斥，隨后報社下了禁酒令。“趙四壺”由此而來。2000年，因省委宣傳部統一報紙售價，《都市時報》從0.2元提到0.5元使得讀者不買賬，面臨生死關頭，后因孫學敏采寫《楊天勇犯罪集團覆滅紀實》而“還魂”。報紙不受認可時郁悶，受認可時也很苦悶。2001年，只有16版的《都市時報》版少廣告多，每天都要忍痛放棄一些廣告，當時的廣告部主任舍不得，以致影響稿件發排上版，情急之下，趙健吾以“閉著眼睛勾，勾到哪家下哪家”處理。還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都市時報》某首席記者跳槽到同城另外一家媒體，后發展并不順利。此后的一年里，每當有人提起此事，趙健吾都會暴跳如雷，可見其性情。

　　趙健吾的不按常理出牌還體現在2006年發動的30元/年征訂大戰。2005年，《生活新報》36元/年的“租報發行”模式啟動后，昆明沒有報紙跟進，但此模式在幾大報紙的干預下，被云南省有關部門叫停，《都市時報》可謂是靜觀其變。2006年4月，《生活新報》再次推出“租報發行”模式，原以為會和2005年的結局一樣，“見好就收”，卻不料《都市時報》悄然醞釀著一場發行大戰，特意挑選6月16日星期五那天全線出擊，一時間昆明報業烽煙四起。雖然損失都很慘重，但其戰術之突然，令業界詫異。時至今日，趙健吾仍堅稱是《春城晚報》推出60元/年的征訂價后才跟進的。當昆明報業競爭還停留在發行戰、廣告戰上，各報的廣告策略也與現在不可同日而語。2006年9月，《都市時報》準備接下一個總量6000多萬元的樓盤銷售代理，但首先要支付3800萬元給對方，報社經營班子當機立斷，立即支付，并在一年內完成銷售清盤，實現毛利潤2000萬元。

　　而昆明其他幾家報業老總一致認為趙健吾是個穩打穩扎的報人，自2005年6月17日出任《都市時報》總編輯以來，雖然有過2006年的發行大戰，但主要致力于報紙內容品質建設，并經常有出色之舉。2008年，《都市時報》啟用“封套模式”報道“全國兩會”、“汶川地震”、“膠濟線火車相撞”等，版面氣勢奪人，引起讀者高度關注。同年10月，《都市時報》進行新一輪改版，推出《昆明讀本》獨樹一幟，做強社區新聞，極大地提高了新聞品質。除此之外，趙健吾甚至牽頭做起了發行，2008年9月底發行公司主要負責人辭職后，趙健吾兼任發行公司經理，抽調人員充實發行公司班子，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扭轉發行工作的被動局面，穩住了發行量，為業務、廣告工作打下基礎。

　　這，就是喜愛李鴻章的趙健吾。

　　譚智良：打價值戰不打價格戰

　　2009年4月17日，從云南麗江到大理的路上 ，譚智良接到了《云南信息報》同事的電話。同城兩家報社把已商定的每份定價為0.8元的報紙降為0.5元，這或許要成為新一輪報紙濫價的導火索。還在路上的譚智良必須要做出選擇，是跟風，是維持，還是逆勢而上？

　　“3種選擇中，跟風降價是下下策，無休止的惡性循環又會開始，況且經過2006、2007年的報戰早已傷了元氣。維持原價是中策，反其道而行之，借勢提價在我看來才是上策”。提出方案、通過論證，《云南信息報》決定在2009年7月1日將零售價格提升到1元，完成自“南都”進入昆明后由來已久的夙愿。

　　此時，距離譚智良與南都團隊2007年8月22日來到昆明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年半的時間。2007年8月之前的《云南信息報》經過曠日持久的報價惡戰，已經元氣大傷，虧損達到兩千多萬。盡管在它的歷史上也曾因為與《成都商報》的合作而風生水起，最終卻因為種種異地合作辦報上的問題宣告聯盟失敗。

　　回復“自治”后的《云南信息報》在當時的昆明報業日漸式微，2007年云南省出版集團與《南方都市報》達成協議，雙方各自注資1000萬聯合辦報，對包括報紙形態、管理運作等在內的南都模式進行了在云南昆明的移植，南都編委譚智良正式接手《云南信息報》。

　　1997年進入《南方日報》，從寫《新聞連載》專欄開始自己傳媒生涯的譚智良，著有《非常新聞》一書。從編輯、封面編輯直到進入南都編委會。當南都進軍深圳時，成為第一批成員之一。2003年10月，《南方日報》與《光明日報》在北京合作創辦《新京報》，他是創刊號的封面編輯。在京3個月后，譚智良返回“南都”直到被派駐昆明。

　　“2007年9月19日《云南信息報》正式改版。我們首先對報紙進行了重新定位，希望它成為云南市場化運營程度最高的政經主流大報。我認為的理想狀態是介于黨報與市面上其他幾家都市報之間。因為昆明特殊的讀者情況——沒有白領階層，于是與在廣州不同，企事業單位的管理人員成為了我們的目標讀者”。

　　重新定位的還包括報紙的運營策略，“打價值戰不打價格戰，通過提升報紙品質占領市場”成為《云南信息報》從曾經混戰中收獲的心得。 今年7月1日的報紙提價，由于昆明報業市場訂閱遠大于零售的特殊發行結構，零售受到的影響據譚智良介紹處于《云南信息報》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

　　為了避免異地辦報通常存在的“南橘北枳”問題，在報紙內容上《云南信息報》決定打兩張牌，“南方”牌與“本地”牌。四疊報紙中，國內國際評論娛樂曲藝副刊6個版面有70%的內容直接對接南都，一方面是出于保證內容品質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為了實現低成本擴張。不僅如此，兩報在活動上也進行共享，為時16周的《發現云南之美》是其中一例。還有一些活動，信息報通過借助南都的力量得以實現，比如云頂經濟論壇中茅于軾、王石等人就是通過“南都”邀請而來；另一張“本地”牌則側重本地新聞策劃，譚智良提到的對外來工子弟過暑假的策劃報道是《云南信息報》策劃民生新聞在近期報紙上的體現。

　　而作為傳統媒體主要盈利模式的廣告，在譚智良看來則有其不能突破的底線。“廣告價格方面，《云南信息報》在具體操作上貼近《春城晚報》的價格，只有極少數難啃的大客戶會給以優惠；而在經營模式上，合作之后的《云南信息報》放棄了之前的“主持人制”。因為廣告主持人權利過大，不僅能夠決定版面而且控制了大部分的廣告收入。“南都”空降經營人才后，方式對接“南都”，連廣告代理公司也很少，主要依靠自己經營”。

　　然而，恰是在采訪廣告代理公司時，筆者聽到坊間傳言2010年1月1日南都將撤資《云南信息報》 ，故而該報目前對廣告采用了未買先送的政策。這個問題拋給譚智良后，他沉思片刻說到：“《云南信息報》被很多人認為是南都在燒錢運營，但兩家集團只在開始各自注資1000萬，2000萬資金我們運作至今。目前人員接近1000名 ，版面也有所增加。但改版之后順利完成了南都制定的目標，即第一年虧損不超過1500萬，《云南信息報》2007年當年實際虧損800萬。這樣的局面部分是因為陳賬太多，另外報社在廣告經營上回絕了很多低俗廣告。今年集團定的目標是收支持平，按照目前的情況我們還是比較有信心的”。

　　從2007到2009，新生的《云南信息報》在譚智良的理念中，已不僅僅是做一份面向云南當地的報紙，“由于昆明報業市場空間的有限和讀者閱讀習慣的長期積累，這塊蛋糕作為不大。然而，若能看到云南對接南亞、東南亞的地緣優勢。拔軍入滇時，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楊興鋒為《云南信息報》設計的‘成為《南方都市報》在西南的基地 ，通過多元化經營輻射南亞、東南亞’的長遠目標就有了實現的基礎”，圍繞這一“立足云南面向南亞、東南亞”的新定位，《云南信息報》開始了為期一年的“發現東盟”大型采訪活動。筆者采訪之時，兩報記者正在第九站菲律賓進行報道，采制的特刊除在《云南信息報》刊登之外，《南方都市報》《地球特刊》也會選擇6~7個版進行共享。

　　“或許隨著時機成熟，《云南信息報》真的可以不局限在昆明這座城市，而能走得更遠。”譚智良送別記者時說道。

　　賈明：

　　重視報紙閱讀價值和傳播價值

　　昆明報業大戰中，有川軍、閩軍、粵軍，你方唱罷我登場，昆滇大地承載著報人揮斥方遒的激情與理想，也有鎩羽而歸者的唏噓，在慘烈報業大戰中一批云南土生土長的報人成長起來。生活新報社執行社長、總編輯賈明，就是其中一位。

　　畢業于四川大學中文系的他，感受了四年巴蜀文化后，1991年回到昆明，在《云南信息報》工作，其中做過采編，干過發行，經營過廣告，過著舒適的生活。1999年，《成都商報》注資《云南信息報》后，擂起了春城報戰的大鼓。3月29日改版當日的頭版頭條就出自賈明之手。2個月后，賈明升任《云南信息報》要聞部主任。他告訴記者，《成都商報》的辦報理念進入昆明后，給大家帶來了巨大震撼，原來標題可以“斗大”，新聞圖片可以那么具備沖擊力，策劃活動可以那么迅速地打開市場。同時，報社內部進行體制改革，實行全員聘用制，能者上、庸者下，工資實行量化考核，不再按照職稱、級別制定工資水平，分行業組建經營隊伍等一系列措施，可謂是昆明報業的“顛覆性變化”。

　　后來，因為《云南信息報》主管主辦單位發生變化，合作雙方對報社的發展定位不統一，《云南信息報》內部矛盾開始凸顯，“禍起蕭墻”而失去逐鹿昆滇的大好機會。此時的賈明，已經去了《南方周末》，官至《南方周末》成都記者站副站長。2004年，從《南方周末》離職后回到《云南信息報》的他擔任社委會委員、采訪中心主任，2007年離開。一個見證報業川軍入滇折翼而歸的報人，一個親歷昆明兩次報業大戰的報人從此走上了傳媒職業經理人之路。雖然有幾家報紙召喚他，但最后他選擇了《生活新報》。

　　《生活新報》自2000年以來，在摸索中前進，有過冒進，有過無奈，但頗有創新之舉。無論“租報發行”模式還是“高端場所直投”，無論“社會新聞打天下”還是“責任高于一切”，可惜英雄氣短，后勁不足，最終功敗垂成。當然，據昆明其他報紙的老總介紹，《生活新報》最大的敗筆在于投資者頻繁更換辦報思路，以致投資損失過大，“負重前行”。即使如此，《生活新報》仍被譽為報業人才培訓班，一批在新報成長起來的報人活躍在各大報社。

　　執掌《生活新報》后，賈明對昆明報業市場進行冷靜分析和理性判斷，決定“打造昆滇最有價值平媒”，重視報紙的閱讀價值和傳播價值，優化發行結構，不再一味追求發行規模，并將廣告全部代理出去。“用我們內部的話說，叫踩剎車”，賈明告訴記者，“2008年總收入1.1億左右，今年第一季度略有盈利”。

　　采訪當日，負責報社采編和經營工作的賈明略有疲憊，他對昆明目前的報業格局并不滿意，一方面昆明報戰十年，卻沒有實現跨地域發展；另一方面市場容量小，經營水平落后，人才缺乏。據了解，2007年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與云南出版集團合作，合辦《云南信息報》，賈明是牽線搭橋人，他認為跨地區、跨行業、跨媒體整合是解決昆明報業困境的主要方式。記者問他當年為什么不選擇繼續留在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或者從事其他行業，他說：“我是云南人，熱愛這里；我是報人，有報業理想。”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