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記者 趙大偉 編輯_蕭三匝

　　與在湖北洪山監(jiān)獄服刑的其他800多名犯人相比，牟其中已經在獄中等待了太長時間——16年。

　　臨近中秋，大批家屬趕赴監(jiān)獄，參加進監(jiān)幫教活動。早晨八點半，關山大道一如既往的擁堵，以至于有外地家屬錯過了會面時間。夏宗偉已疲乏至極，她無意參與此次幫教，她著急的是，要盡快將9月22日的庭審情況與牟其中溝通。

　　牟其中其實清楚外界的變化，他每天閱讀十余份報紙雜志，把重要的消息剪下來。他還堅持常年寫作，闡述他的商業(yè)理念。前天晚上，他在《新聞聯(lián)播》中看到中國企業(yè)家跟隨政要訪美的消息，但令他興奮的不是這個，而是深化經濟改革方面的動態(tài)。他能從新聞中發(fā)現(xiàn)不一樣的政策動向，并能準確地背出相關新聞發(fā)布的日期和對應的文章題目。

　　你很難把牟其中和一個75歲的老者形象聯(lián)系在一起，某種英雄氣質似乎還在指引著他。牟其中穿著灰褐色的囚服，相比之前照片上的他，已經消瘦了許多。他曾經標志性的大背頭早已不在，板寸蒼白，短發(fā)使他飽滿的額頭更顯突出。

1998年末，牟其中在長城(被捕前的最后一張照片)

　　透過隔離的鐵絲網，夏宗偉看到牟其中臉上泛起的紅潤色澤。他說起話來仍是中氣十足，講到興奮處，眼神透著某種光亮，并且伴隨著揮舞的手勢。因為年齡的原因，他不需要和別的犯人一樣勞動，所以他的雙手看上去很細膩。

　　“我有意訓練自己的反應速度”，牟其中說，他對自己的身體情況十分自信，探視時每當旁邊有人經過，他都會迅速發(fā)現(xiàn)。在這十多年時間里，他絲毫沒有放松體育鍛煉，他活在希望里。

　　夏宗偉把庭審焦點一一講給牟其中聽，“該說的，我都說了”，牟其中耐心地點頭。“我根本不關心實體，我只關注程序。”牟其中說。

　　探視結束的時候，牟其中起身往回走。走得稍微有些左右搖擺，但速度并不慢。除了深陷的眼袋和皺紋，他沒有任何疲態(tài)。他依舊充滿男人的血性，“我就是個刺兒頭，誰惹我都不行”，在等待會見的時候，他毫不客氣地催促前面耗時過多的公職人員。

　　他依舊氣定神閑，依舊滔滔不絕、辯才無礙。

　　一

　　9月22日，在湖北省高院，夏宗偉作為南德集團代理人坐在了“原審被告”席上，代理律師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龍翼飛。被申訴方是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湖北省輕工業(yè)品進出口公司，而申訴方則是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貴州省分行(原中國交通銀行貴陽分行)。

1 9 9 7年春節(jié)，牟在峨眉山

牟與哲學家張岱年在一起

1996年初的南德集團工作會議

　　這是一起十八年沒有結案的民事審判，夏宗偉準備了足足兩個旅行箱的文字材料。

　　牟其中沒有到庭，他委托夏宗偉宣讀了一份《最后陳述》。在這份陳述中，牟其中直接喊出“南德的名義被盜用了”。“審理清楚湖北中行信用證墊款及擔保糾紛的關鍵是抓住一個關鍵的時間點：即1996年元旦——大量證據證明，在此之前南德集團的名義已被盜用了；在此之后，南德被挾持了。因此，信用證擔保糾紛是審理清楚南德是否向貴陽交行申請過擔保的問題，還是南德的名義被盜用了的問題的關鍵。”

　　“在法庭上，湖北中行的代理律師明確表示，此案不涉及南德集團，與南德集團無關。那么18年前湖北中行為何把南德集團列為被告？”龍翼飛律師問。

　　牟其中最后一次在公眾面前亮相，是2000年5月30日的公開宣判。彼時場面盛大，庭審旁聽席位上滿滿當當坐了500多人，其中不少記者。在那次庭審中，牟其中當庭說，“那些證據是假的”。

　　當年庭審中他也說到，“南德集團是一家民營企業(yè)，沒有進出口權，也就沒有資格和能力從事進出口貿易。”歷史的戲劇性在于，就在他被捕前三天，1999年1月4日，國內首批20家民營企業(yè)獲得進出口權。

　　夏宗偉一直在奔走申訴，“以前我們一直要求重審，18年了(民事審理1997年8月18日第一次開庭)，現(xiàn)在我們要求盡快結案(民事再審)，希望盡快審理查清事實真相”。

　　在這個飛速變化的時代，已經沒有多少人關心牟案的尾聲，人們更多關注的是當下時代的弄潮兒。陪同夏宗偉出庭的，只有前南德集團辦公廳主任劉建和與一位南德多年的老友及幾位年輕的朋友，其余各方人士寥寥。

　　二

　　作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yè)家，牟其中有著那代人特有的政治情結。“因為愛國，而不是發(fā)財，促使我走上了企業(yè)家的道路。”牟其中曾對《中國企業(yè)家》雜志說。

　　在他的描述中，1975年因為反對文革，他第一次入獄，而在1979年最后一天他之所以能出獄，是由于中央辦公廳派人去萬縣監(jiān)獄傳達了胡耀邦的指示，“希望四川那幾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年青人在新長征中再立新功。”牟其中說，“當場我表示辭去公職，充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試驗田。43天后，我建立起了改革開放后第一家形態(tài)完善的私人股份制企業(yè)。”至今，他都不認為1984年是中國民營企業(yè)元年。

　　牟其中沒有變過，“天下、國家、改革”這些話題，從70年代末以來他就一直熱衷。身處高墻之中，他也寄希望于平反。2007年，牟其中對朋友說，等到十七大召開，“班子調整了，阻力自然就消失了。”

　　最高人民法院原法官宣東曾以最高法院指導辦案員的身份參與處理南德案。2001年，宣東加入了京都律師事務所，這家律所以刑事辯護聞名，曾為黃光裕、吳英等人辯護。

　　在2011年《中國企業(yè)家》雜志組織的“市場經濟與法治建設研討會”中，宣東曾表示，牟其中案有著“公權力對司法的干預”。宣東提到，牟其中當時被抓，原本有關方面是要給定死罪的，后來他上書提出兩條意見：一是牟其中通過信用證融資是“非法占用”，而不是“非法占有”；二是應認定為“單位犯罪”，而不是“個人犯罪”。意見后來被采納，免去牟其中一死，判處無期，但牟一直進行“無罪申訴”。但宣東認為，這種戴帽下來的案子，“要翻案是很難很難的”。

　　后來，獄中的牟其中知道了這個消息，他覺得“宣東夸大了自己的作用”，牟其中把他之所以能三次大難不死的原因解釋為“高層領導的保護”。

　　“東方的希望在中國。”牟其中說，他一生只在做一件事：探索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他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而他把新五百年的起點確定在1992年，因為這一年中央提出了“要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新秩序”。

　　他已經不在乎錢了，“我掙那么多錢有什么用呢？我已經過了那個階段，我想讓別人掙錢。”在他的設想里，他以后不會掙很多錢，而他企業(yè)里的每個人都會富有，他自己真正要做的，是致力于完善自己的商業(yè)體系，內容涵蓋“從政治經濟學理論，到經濟學操作，到企業(yè)管理這一套東西”。

　　“人為什么活著？其實我十六七歲就開始思考了”。促使他思考的是當時他讀了一本《馬克思的青年時代》，“馬克思中學時就提出了什么是幸福的問題，幸福是一種過程和體驗”。

　　上世紀80年代，跳高運動員朱建華先后打破亞洲紀錄和世界紀錄，這是當年牟其中反復援引的例子。今年8月份，蘇炳添闖進世錦賽百米飛人大戰(zhàn)，牟其中把這些事件聯(lián)系起來，“這些說明什么呢？我們這個民族是能打贏的。所以我要證明我們能超過美國，發(fā)明超過資本主義的理論。”

　　“我出去以后，要不了二十年，十年之內就會重建一套商業(yè)體系。”牟其中說，他覺得自己優(yōu)于經濟學家和其他理論家的地方在于，“我自己發(fā)現(xiàn)了一套理論，我還可以自己做出來，證明出來。”

　　牟其中說自己其實是個“雜家”。1940年出生的他沒有受過系統(tǒng)的教育，但他喜歡讀書，“抓起什么書讀什么書，三教九流、紅黑兩道我都看過”。要說起理論來，他承認自己談不過一些專業(yè)的知識分子，但他并不遜于他們，“他們是一群專門教育小鴨子怎么游泳的母雞”。

　　他也曾用這一形象的比喻來嘲笑點評企業(yè)的記者，“自己又干不來，卻偏偏喜歡去指手畫腳。”90年代南德風波初始，媒體用“空手道’能救牟其中？”“牟其中：還能走多遠？”“牟其中又一次死里逃生？”這樣的標題質疑他，牟其中氣憤地回應說，“他們有一個人懂得什么是空手道嗎？空手道本是武術最高境界。可是，一群無知的庸人偏偏去崇拜刀、槍、劍、戟。這是一種資本拜物教。”

　　三

　　牟其中三次入獄，從1975年至今的40多年時間里，他在監(jiān)獄里的時光超過21年。第一次入獄是因為他與劉忠智等人合寫文章，反對文革；第二次是1983年因為“投機倒把罪”入獄；第三次因南德集團信用證詐騙案入獄至今。

　　沒有人知道牟其中靠什么支撐下來。風流云散，牟其中曾帶出一批企業(yè)家，王功權、馮侖等都出身南德。“最早的一代民營企業(yè)當中，牟其中是最有創(chuàng)造力、想象力的。”馮侖說。

　　“牟其中是我尊敬的企業(yè)家。”作家野夫說。當年野夫是想當作家的青年，卻戲劇性的給首富牟其中當了秘書，在他的描述里，牟其中當年可以隨時出入中南海，八面威風。當年的南德集團也是如日中天，“許多中南海的人下海直奔牟其中而去”。

　　但給人開車門、拎包這種活顯然不適合敏感的文學青年野夫，他“時常會感到一種屈辱”。這份工作他只干了一個多月，以至于當年南德辦公廳主任劉建和現(xiàn)在已不記得野夫的原名。

　　在野夫離開南德三年后，牟其中從中國首富變成了中國首騙。“他的所謂詐騙罪其實就是貸了銀行的款，資金鏈斷了還不起。在國外可能就不會被判刑了，在中國就可能判刑。”荒誕在于，野夫當年服刑時的干警恰好又接管了牟其中。“生活在許多時候不僅僅是悲劇，而是荒誕劇。荒誕其實是我們生活中的主角，荒誕有時比痛苦還要殘酷。”野夫說。

　　“人發(fā)明了思想，但往往反被思想占有。”牟其中說。

　　牟其中信佛學，他的智慧經濟學也是從臺灣證嚴法師那里得到啟悟的結果，“知識和智慧的唯一區(qū)別是，知識可以傳授，而智慧不能傳授，要體悟，所以佛教講修行正心。”

　　命運的吊詭之處在于：當牟其中走投無路，一籌莫展，非得想出新主意開辟新業(yè)務時，奇跡一定出現(xiàn)；而當他賺得缽滿盆滿，希望洗刷“空手道大師”惡名，按照傳統(tǒng)經營思路開展業(yè)務的時候，“沒有一次成功的記錄”。

　　商業(yè)江湖風起云涌，潮起潮落。前瞻是一個優(yōu)秀企業(yè)家的必備品質，馬云曾說，工業(yè)革命、能源革命都釋放了人的體能，而第三次信息革命，則是釋放人腦，“讓世界變得更加智慧”，“未來十年，商業(yè)結構依然會發(fā)生大的變化”。

　　早在上世紀90年代，牟其中在《智慧經濟南德宣言》中就下了判斷：“當今時代正是農業(yè)時代、工業(yè)時代生產力向信息時代生產力大規(guī)模轉軌的關鍵時期。”智慧文明這一說法，牟其中在90年代就已經提出。“什么是智慧？是找到解決新問題的方法的能力。”如今，牟其中還在堅持他的觀點。

　　牟其中把企業(yè)分為四類：第一類是賣勞動力，依靠來料加工，類似臺灣富士康；第二類是賣產品；第三類是賣標準，比如微軟；“第四類是我發(fā)明的，賣方法”，牟其中說。他會搞一個示范點，“我不收錢，不投資，用我的方法做就行了”。他自信十足，因為“真理以其必然性會開辟道路”。“以智慧為中心的生產方式，必然取代以資本為中心的生產方式。”

　　他希望中國是最好的“智慧革命”發(fā)生地，“中國應該理直氣壯地來領導這個”。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導言中說，“精神運動正好遵循與物質運動相反的規(guī)律，它與它出發(fā)點距離的平方成正比”，這段話被牟其中奉為圭臬。

　　在牟其中看來，西方經濟學建立在對物質的研究之上，而現(xiàn)在的信息革命則是精神運動，“互聯(lián)網是觀念的技術”。在這個基礎上，“物質運動是拋物線式的，而精神運動則是向上的”。“我跳出了西方經濟學的框架，我要回到勞動價值論的源頭，我要寫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牟其中相信他終將證明自己，因為他兼具演說家和實干家的能力。“我一講話很多人都不信，反對，說我胡說八道，沒關系，我做啊。我最多幾年干起來，所有人都閉嘴了。”在他的設想里，他會培訓一個講師班，然后給企業(yè)家和官員講課，“你聽進去了就照著做，聽不進就不要浪費，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人做起來就是效果。第二次就是百分之三，越滾越快，這件事就不是理論了，而是模型。”

　　有人問過牟其中如何評價自己，他引用老鄉(xiāng)郭沫若的話來回答：“這樣的時代，有這樣的一個人；有這樣的一個人，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