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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為中國公司國際化并購初步成功的典范僅半年后,聯想便迎來創始人復出的戲劇性轉折,到底發生了什么?
《環球企業家》 岳淼
這是一場讓世界為之側目的交易:2004年12月8日,中國頭號電腦生產商聯想集團宣布以17.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此舉不但重塑了世界PC產業的格局,更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長大成人的中國企業開始躍上國際化的大舞臺。《華爾街日報》將之稱作“中國公司進行全球并購以及融入全球市場的一座里程碑”。
四年下來,人們用放大鏡審視聯想的一舉一動:西方人懷疑在個人電腦這個日益商品化的行業,遲來的中國企業到底還有沒有能力打造一個全球消費品牌;而在經歷了TCL等企業的國際化大挫敗后,對中國企業里管理基礎最好的聯想能否跨越常見的東西方文化整合陷阱,國人則是既寄予厚望,又憂心忡忡。
但除了在并購后第一年將來自IBM的CEO斯蒂夫·沃德(Steve Ward)撤換這個小插曲之外(參見本刊2006年1月號雜志封面文章《新聯想成人禮》),大多時間內,新聯想交出來的都是一份漂亮的成績單:在2005-2008的三個財年內,它幾乎完成了三年前所設定的所有財務目標,并在2008年以167.8億美元的收入規模首次進入《財富》全球500強。數字之外,它更擁有一個讓很多中國企業羨慕不已的國際化管理團隊:負責戰略的董事長楊元慶以及負責日常運營的來自戴爾的CEO威廉·阿梅里奧(William Amelio)。“他們獨創了一種跨越文化藩籬的全球商業模式,一種不尋常的、非東方或非西方的東西。”《福布斯》雜志評價說。
“就好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一下子跳進大海,我們沒淹死,活下來了。事實上,我對目前的結果非常滿意。”楊元慶在2008年7月接受《環球企業家》專訪時如是說(參見本刊2008年8月5日刊封面文章《聯想三年》)。即便是在國際化上頗富經驗的宏創始人施振榮也告訴本刊:“聯想在國際化的挑戰中表現是及格的,有條件繼續往前走。”
但到了今年2月4日,一切又重新回到了檢驗時刻:當天臨近中午12點,在經歷了一天半的董事會討論后,在紐約沃爾道夫-阿斯托里亞(Waldorf-Astoria)飯店18層會議室,楊元慶用流利的英文宣布自己將辭去董事長職務,改任CEO一職,原CEO阿梅里奧辭任,而空出來的董事長職務,則由已逐漸淡出的創始人柳傳志擔任。
作為紐約最富盛名的酒店,沃爾道夫—阿斯托里亞從來不乏見證歷史的機會。這次,它則目睹了一家中國公司在精神上的回歸:柳楊二人的組合,正是聯想在并購前的管理架構。
“柳是可以超越語言的。他坐在那里,就是一種神話。他說什么都是有力量的,別人相信的。”聯想集團非執行董事、中國寬帶產業基金董事長田溯寧告訴《環球企業家》。
業績上的滑坡似乎很容易解釋管理層的變動。與人事變動同時公布的2008/2009財年(聯想新財年開始于每年的4月)第三季度業績顯示,聯想在該季度虧損高達9700萬美元。除了大中華區之外的美洲區、歐洲中東和非洲區、亞太區的所有市場全面虧損。即便在最穩固的大中華區,銷量也同比下降了7%。在此前,聯想已宣布在全球裁員11%。這正是聯想一再強調的調整邏輯,聯想歐美市場的下滑凸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和消費市場的重要性,而這正是楊元慶的強項。
但不應否認的是,業績滑坡是席卷整個PC行業的一場劫難:市場調研公司Gartner的數據顯示,在2008年最后一個季度,全球PC行業迎來了2002年以來的最低增長率,僅比2007年同期增長1.1%。IDC則預測今年全球PC銷售將下降5.3%。
但只因一個財季的結果不佳就讓創始人復出也未免小題大做。而聯想把這解釋成是一個如鐘表般運轉的安排。“這是聯想的一個戰略轉折。元慶擔任CEO工作,是我們并購時候就有的大設計。”柳傳志告訴《環球企業家》,“當時我們就認為并購后要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把業績做好;第二,希望情況摸清以后,中國人在最高管理崗位上做工作。只是在什么時間調整還在考慮中。金融危機推進了事情進程,而阿梅里奧先生的3年合同也已到期,這使得我們下定決心在這個時候進行調整。4年中,元慶學會了很多東西,現在他要把學的東西都用了。”
“我希望而且我也很有信心,在未來時間里聯想在中國形成的一套打法,包括業務模式和文化,能夠在國際上發揚光大。”楊元慶告訴《環球企業家》,“過去這些年聯想戰略方向很清楚,可能未來我們需要更加強有力的執行,更加細致的目標和執行計劃。”
盡管柳楊均對阿梅里奧予以較高評價,但柳也坦承,自己早在半年前就開始考慮管理層調整的事宜,且為此“花了很大的心血”,而阿梅里奧在知道董事會最終決定時表示了“服從和支持”。阿梅里奧本人在聯想宣布管理層調整的聲明中表示,對“我們團隊所取得的成績感到欣慰”。
復出的柳傳志將自己的角色定義成“為楊元慶保駕護航”,但這個定位并不能充分解釋其復出的全部動機——通常而言,創始人復出,背后釋放的信號都是公司已經遇到某種危機或者重大轉折關頭。
在接受本刊專訪時,柳傳志承認自己不愿意“讓聯想受到傷害”,沖到一線的楊元慶在工作時需要調動各方面的資源,而自己則可能因為“年齡、經驗和處事的方式更容易得到董事會的信任”,出任董事長能有助于讓楊元慶在業務提振上集中精力。“董事會對他的信心非常重要。”柳傳志對《環球企業家》強調說,“我在這個時候出來是意義的”。
無論真正的內幕如何,這都將是柳傳志這位中國“PC教父”與自己過去苦心營造的形象的一個告別:在創造性的解決了產權問題、通過“貿工技”路線實現積累并敢為天下先讓聯想成為中國第一個真正全球運營的企業后,他更想在企業傳承上讓聯想給中國企業樹立一個標桿。早在2001年,他就把聯想集團CEO的位置讓給了楊元慶,并在2005年把董事長一職也讓出,專事聯想控股(聯想集團的母公司),向投資家的角色過渡。
如今柳的意外復出,雖能給聯想和投資人帶來信心上的提振,卻也將自己的聲譽置于巨大的風險之中——失敗的機會成本對現年65歲的他來說顯然過于高昂。
“他不是手癢了,他的確想退休。”聯想控股常務副總裁朱立南告訴《環球企業家》,“但現在聯想需要他。”
何以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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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傳志在北京的辦公室位于城北的融科資訊中心,在他身后的墻上,掛著一副條幅上書“弘毅”二字,典出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而他確保讓聯想始終能以長跑選手之姿參與競爭的關鍵一步,便是煞費苦心地組建了一個在如今中國商界較為罕見和透明的國際化董事會。
在此次高層調整前聯想的董事會成員為:柳傳志、楊元慶、朱立南、馬雪征、阿梅里奧、美國TPG創始合伙人詹姆士·科爾特(James G. Coulter)、美國泛大西洋投資集團(GA)執行董事顧維廉(William O. Grabe)以及詹姆士·科爾特替任董事張桐以(Justin Chang)。獨立董事則包括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前霍尼韋爾國際CFO約翰·巴特(John W. Barter III)、前惠普全球副總裁丁利生以及中國寬帶產業基金董事長田溯寧等人。這些董事會成員代表著2005年以來新聯想所形成的股東組合:中科院、聯想創始人、美國的私人股權投資者以及公眾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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