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載體的火速成立顯然是后奧運時期北京經濟發展所面臨壓力與企業國資法出臺所提供動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上海國資》記者 王錚

　　事情比預期的來得更快。

　　1月5日，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心掛牌。業界認為，北京市此舉的意圖很明顯，就是將其作為市屬國資經營管理的新載體。

　　2月4日，北京市國資委迅速對旗下上市公司資源進行整合，將9家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劃轉至資本管理中心。當日，華夏銀行、首鋼股份、雙鶴藥業等均發布公告披露了這一劃轉情況。

　　此時，距離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表態將積極探索國資委直接持有整體上市中央企業股權的時間僅隔1個月。

　　新載體

　　據公開資料，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心初始注冊資本為300億元，北京市國資委以其持有北京能源投資有限公司的全部國有資產、北京首都公路發展集團有限公司74.24%股權、北京醫藥集團有限公司20%的股權，以及5000萬元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資金作為初始出資。

　　“區別于傳統的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的性質，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心并不從事具體的生產經營活動，而是通過直接持有市屬國資企業的股權、管理股權，體現出資人的意志。”當日在掛牌儀式上，北京市國資委相關人士介紹。

　　“2008年下半年的時候北京市國資委就有這個想法，但是沒想到成立這么快，運作這么迅速。”一位接近北京市國資委的人士對《上海國資》表示。

　　除直接持股外，該中心一反此前眾多地方國有資產管理公司都是根據公司法成立有限責任公司的傳統，依據《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注冊。

　　更引人注意的是，該管理委員會成員由市國資委領導班子成員兼任且不取薪，管理委員會主任亦由市國資委主任兼任。

　　顯然，該中心有兩大身份，一是將成為北京市眾多國有企業的老板，二是作為北京市國資委的另一個化身。對此，北京市國資委亦不諱言。

　　“確實是國資委的另外一個身份，級別也與國資委平級，所以我們特地說明，國資委領導兼任中心領導，不另外領薪水。”北京市國資委相關部門負責人對《上海國資》介紹。

　　“從某種程度上，該中心無論是企業性質還是運作模式，在國內都是第一家，或可從中看到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或者國有資產管理的政策方向。”長期從事國企改制研究的上海天強顧問管理公司總經理祝波善如是評價。

　　不過，據《上海國資》了解，目前，北京市國資委對今后該中心如何設立處室，各處室之間與國資委相關部門關系如何平衡，今后如何運營和操作還尚無具體規劃。

　　基于其成立之迅急、身份之特殊以及目前工作規劃的缺失，《上海國資》采訪眾多業內研究人士，對該中心前景看法均頗為謹慎。

　　“由國資委變身直接持有企業股權，可以從整體上去推動國資經營，確為國資管理體系一大突破，但其將面臨一系列矛盾和風險，操作效果如何，很難定論。”上海國盛集團副總裁林益彬對《上海國資》謹慎地表示。

　　事實上，北京市國資委如此迅疾動作,其用心可謂良苦。既出于對宏觀政策背景的應對，亦基于其對自身狀況的現實考量，但不管怎樣，此番探索極具標本意義。

　　壓力與動力

　　新載體的火速成立,顯然是后奧運時期北京經濟發展所面臨壓力與《企業國資法》出臺所提供動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自奧運會后，北京市一些國有企業已經透支了后幾年的產量和產能，國企的經營境況頗為不樂觀。未來幾年怎么過？

　　“尤其是一些建設企業，可能把未來5—6年的活在奧運期間一次性做完了，北京市國資委急著要把資源進行統一調配，優勢資源補充進來，剝離不良資產。”一位接近北京市國資委的相關人士對《上海國資》表示。

　　眾多專家亦認為，北京現存的國資管理體系已無法維持既有局面。

　　更加上前幾年北京市國有企業改革進程比較緩慢，落后于一些沿海地區。“有技術方面的原因。比如在2007年時，一家企業要改制，先把主業拿出來成立了一家公司，母體還在。后來又因為土地等所屬權不清楚，劃撥土地根本沒辦法做，結果原來只監管一家企業，后來反倒變成2家，土地的所屬問題沒能解決，還多了一個尾巴。諸如此類情況很多。”祝波善介紹。

　　宏觀和微觀環境均在對北京市國資委施壓，它們急欲突圍。

　　不過，據《上海國資》了解，之所以選擇在今年1月迅疾成立管理中心，《企業國有資產法》的出臺是又最為主要推手。北京市國資委對該項法律十分重視，出臺后即邀請國務院國資委專家講課，并遍訪同業共同研究。

　　“中心成立是依照國資法來的，在該項法律的指導下構造管理中心的職能。國資法規定國資委是干凈的出資人，必須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如果我們不直接持股經營，不去實踐，不去運作資本，怎么能保證國資投資可以保值增值？僅僅是監督和管理終究是隔了一層。”北京市國資委相關人士介紹。

　　業內認為此種說法極為誠懇。

　　上海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副總裁徐菲對《上海國資》表示，國資委作為出資人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負有重大責任，國有資產的布局是否合理和國企經營是否成功,最終都要問責于國資委,因此,國資委當然希望強化自身職能。

　　她解釋，以前國資委的決策要通過企業的董事會，再到經營層，其旨意的傳達要經過幾個層級，效力遞減已是不可避免。而且,一些大型國企早于國資委成立就已在市場上呼風喚雨,并形成一定功能和定位,其董事會和經營層主要成員的任免也并非完全由國資委決定,因此這些國企有其自身利益衡量，并不一定能夠完全實現出資人意圖。事實上,這種出資人意圖不能通過企業實現的現象在公司治理中是常見的，需要通過各方的博弈加以平衡。

　　既然《企業國資法》已將國資經營的責任以立法的形式賦予國資委，為實現權責一致，成立由自身掌控的投融資平臺以實現意圖便成了北京市國資委率先走出的第一步。

　　“國資委已經定位為出資人，它有出資人經營業績的考核壓力，只能強化自己對企業的干預能力，今后企業上市、主輔分離、買進賣出股權都必須由它操作，目前的國資委身份在法律上存在障礙，那么必然要化身為一個企業。”祝波善亦表示認同。

　　然而這并不是全部。

　　該部國資法一大突破是，理順了政府、國資委和企業這3者之間全部的權力義務關系，國資委作為出資人必須向本級人民政府報告，接受本級政府的監督和考核。

　　“如今由國資委成立強大的投融資平臺，政府無疑可以更直接操控企業。這可能是成立管理中心最大的突破。”徐菲表示。

　　據《上海國資》了解，由北京市國資委化身北京國資經營管理中心確不乏北京市政府的授意。

　　“可以說，它是政府打得最好的一個擦邊球。”祝波善表示。

　　不過，擦邊球的高水準并不完全體現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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