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要想安然無恙地經受住眼前的這場風暴，需要的不僅僅是智慧和運氣，還有永不衰竭的創業精神和不斷求變的企業家心態，一個失去了創業精神的溫州將毫無作為

　　文 本刊記者 阮加文

　　坐上小陳的出租車開始，這位年輕精干的溫州小伙子就一直在抱怨，油價漲了，生意難做，現在的溫州已經不是原來的溫州了。直到我們在五馬街口下車的時候，小陳還輕輕的嘆了口氣：“我們家的廠子要不了多久可能也要關門了”。

　　在每個人都忙著做生意的溫州，神色黯然的小陳只是吵吵嚷嚷的人流中屢見不鮮的一個代表。最近幾個月以來，以精明著稱的溫州人忽然看到了厄運正在逼近：成千上萬家企業倍感壓力增大，加工訂單明顯減少，銷售和效益都停滯不前，甚至迅速下滑。按照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的說法，有20%的中小企業面臨停產和半停產。

　　政府變換姿勢

　　“形勢的確非常嚴峻”，溫州市外經貿局副局長潘平平把來自各方面的這些壓力概括為架在企業家脖子上的“五把刀”：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調整，從緊的貨幣政策和勞動用工成本的提高。潘平平認為，這些前所未有的壓力對全國所有的企業都一視同仁，只是這一次總是走運的溫州并沒能獨善其身。由于其獨特的發展模式，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一路凱歌的溫州所暴露出的問題更加顯而易見。在潘看來，如果不是發生了汶川大地震，李克強副總理等高層領導到溫州調研的時間很可能不會是7月，而應該更早一點，因為溫州面臨的困難在年初就已露端倪。

　　實際上，在此前的好幾月時間，溫州市的主要官員即親自掛帥，深入企業，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座談討論工作，開始醞釀后來被民間解讀為“溫州拯救計劃”的企業服務年活動，其主旨就是“政企聯動、攻堅克難”。溫州市委辦公室、市政府辦公室并于6月4日以文件的形式向外公開了企業服務年活動的實施意見。6月5日，市委市政府就緊鑼密鼓的召開了企業服務年活動千人動員大會。據一位當時在大會現場的企業家說，市委書記邵占維在動員報告中表現出了少見的急切和坦誠：“企業服務年活動的目的就是政府為企業服務，實實在在地幫助企業解決面臨的主要困難和突出問題，大力支持企業創業創新，促進企業轉型提升、產業優化升級。”有人做了個統計，邵占維在談到政府如何為企業服務、實現政企聯動的具體舉措時，竟然超過20次的使用了千方百計這個成語。

　　對于和企業的經營活動始終小心翼翼地保持著距離的溫州政府來說，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企業服務年活動的確顯得異乎尋常。溫州市經貿委一位干部告訴《法人》記者，所謂“政府無為而治”的主張在今天的溫州已經沒有市場，現在在溫州最難找的是政府領導，最容易找的是企業家，因為政府領導很大一部分時間都是泡在哪個企業里，而處境艱難的企業家往往為及時解決突如其來的燃眉之急而不得不以廠為家。為建立全市機關中層干部“好辦事、辦成事”服務基層的工作機制，溫州甚至向社會公開了40個市直部門近600名機關干部的工作電話、辦事服務熱線以及行政審批管理中心各辦事窗口的電話，這40個市直部門都直接服務企業、群眾，履行行政審批、執法職責。與此同時，溫州市作風辦還向社會公布了投訴舉報方式，強化監督問責。

　　何以失去創業精神

　　讓許多溫州專家感到驚訝的是，一向只對金錢感興趣的溫州人在這股經濟寒潮降臨的時候，竟然也熱情的擁抱了政府提供的各種無微不至的關懷。溫州模具行業協會的一位秘書長對此深有感觸：“溫州政府在變，行業在變，企業家也在變，政府和企業原有的那種不冷不熱的關系也有可能發生較大的改變。”

　　“溫州正站在了一個革新變化即將到來的關鍵時刻。”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史晉川教授認為，1995年之后，溫州幾乎沒有帶來任何制度上的創新，反而在慢慢失去那些最寶貴的東西。今天這個前途未卜的困難時期，有可能成為溫州脫胎換骨的契機。

　　邵占維作為這個濱海城市的領導人，他從自己的角度也看清了這一點：“克服發展中遇到的困難，怨天尤人沒有用，關鍵要振奮精神，把困境轉化為發展機遇。”他分析說，要把困境轉化為增強優勢的動力，轉化為挖潛降耗的動力，轉化為淘汰落后的動力，利用宏觀調控的“倒逼”機制，下決心淘汰一批落后的生產力，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業，鼓勵企業進行重組整合，走依靠資本市場和科技進步的發展之路。

　　比較了解邵占維的一位專家說，邵占維的想法并不復雜，在這個特殊困難階段，通過制定政府與企業聯動的地方政策，傾向于倡導一種更為高效的企業行為，從而釋放出溫州企業的創業創新精神與發展活力。

　　即使是富有營商經驗的地方官員在面對企業的時侯，也并不總能如愿以償。私營經濟極其發達的溫州盡管企業眾多，民間資本異常豐富，但在這一代企業家中，出于強烈的賺錢欲望，其中很大一部分從來就不習慣追求基業長青。他們往往不是在做企業，更多的是在做生意。不斷的賺錢，賺快錢—孜孜不倦的追逐投機生意，已經成為這個浮躁城市的至愛。

　　據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估算，溫州的民間資本至少有6000億元人民幣。正是這筆龐大資金讓溫州“炒客”名滿天下，超過1000億元的溫州資金在全國許多城市的地產行業一度卷起驚濤駭浪；2001年，全國能源短缺，煤炭價格飛漲，溫州資金立即轉向煤礦，山西省60%的中小煤礦一時間都掌握在溫州人手中；2005年，股市回暖，將近千億的溫州資金再度介入，數以百計的溫州炒客在資本市場自然是碩果累累、戰功赫赫；接著是炒棉，炒國企，凡是利潤豐厚的投機生意，都會有溫州人絡繹不絕的身影。

　　有關專家估計，最近5年來，溫州“炒客”的巨大成功使溫州一半以上的企業都或多或少的介入了投機生意，更為嚴重的是，數額驚人的產業和工業資本一度源源不斷的流向投機領域。這樣的財富效應無疑造就了成千上萬的有錢人，也正是這種誘惑在渾然不覺中慢慢浸蝕著曾經為溫州帶來無盡活力的創業精神—如果企業只關注賺快錢，那就既不會有偉大的企業，也不可能產生卓越的企業家。人們終會發現，一個失去了創業精神的溫州將毫無作為。

　　尋找突圍之路

　　資金短缺和全球市場的萎靡不振的確讓很多溫州企業舉步維艱，但也是溫州和溫州企業家們重塑自我的一次機會。

　　“目前的困難對溫州的品牌企業和品牌產品的沖擊相對較小。”溫州市服裝商會會長鄭晨愛認為，溫州完全有條件培育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品牌企業，需要的是在全球視野下的品牌戰略。以服裝為例，目前國際著名的服裝品牌幾乎都在中國生產，溫州服裝企業夏夢、報喜鳥、法派、莊吉、華士、百先得，都在為國際一流品牌做貼牌加工，這足以說明溫州服裝企業在工藝、設計開發水平上已擁有世界級制造能力，這將為溫州自主品牌的崛起打下堅實的基礎。

　　對于溫州正泰、人民電器、奧康和森馬這些民營巨人來說，他們則在尋求另一次蛻變。由家族企業轉變為集團企業是一次蛻變；成立股份公司并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是第二次蛻變；實現股權分散乃至真正成為大眾公司—這就是一大批溫州企業家正夢寐以求的第三次蛻變。

　　“企業只有學會資本運作才能做大做強，才有足夠的能力抗拒打擊。”鞋業大王奧康總裁王振滔告訴《法人》記者，他對鞋類企業百麗國際控股公司的成功上市至今都念念不忘。2007年5月9日，百麗全球招股，5月23日掛牌上市，上市后百麗總市值達523、5億港元，一舉成為港交所市值最大的內地零售類上市公司。“如果沒有產業經營和資本經營的并用，溫州的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產生這樣的成功故事。”王振滔說。

　　謝浩是溫州市政府副秘書長，也是全國知名的區域經濟專家，在他看來，中國已經快速進入一個資本時代，但多數人還只是“資本學校”的小學生。在2006年以前，整個溫州的上市公司幾乎是一片空白，直到最近兩年時間，才有華峰氨綸、瑞立集團、華儀電氣、報喜鳥等4家民營企業先后上市，與蘇南的江陰市相比更是望塵莫及—僅僅一個縣級市，上市公司迄今已達22家。

　　面對溫州民企上市之路的猶豫不決，周德文的見解可能更接近事實。溫州最早一批民營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大都不怎么規范，上市之后還要受人監管，這難免讓他們進退維谷。

　　有觀察家認為，這實際上還是體現了家族企業的思路，是溫州民營企業家最急需破解的一個心理障礙。要上市，家族企業就不能總認為自己持有的股份越多，公司才是自己的，降低了持股比例就害怕喪失對公司的控制權。

　　據了解，在整個溫州，除了奧康、正泰集團、人民電器、美特斯邦威、偉明環保、紅蜻蜓集團、森馬公司等已經正式啟動上市進程外，目前已經與券商簽訂保薦協議的企業也已經達到5家。溫州上市辦公室的一位負責人表示，根據溫州市政府規劃，2009年、2010年兩年內，要確保溫州30家企業實現境內外上市，65家企業進入上市輔導。

　　溫州市委政研室的一位專家說，積極上市固然是溫州民營企業重拾自信、獲得核心競爭力的必由之路，另一些企業所進行的分散股權的實驗同樣值得關注。一個典型的事件是：溫州夏夢集團與意大利杰尼亞服飾集團公司成立各持股50%的合資服裝企業，夏夢集團董事長陳孝祥主動放棄合資公司總裁職位；在制鎖行業內，溫州當地8家企業成立強強制鎖集團。這個企業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徹底顛覆了家族企業的構架，8家出資公司各派一人進入董事會。這種股權分散和合理的董事會人數既保證了決策的民主與科學，也根除了家族企業根深蒂固的感情用事。

　　實際上，無論是積極“上市”還是磕磕碰碰的“分散股權”，這樣的字眼顯然都不能完整地描述溫州企業所必須選擇的突圍路徑。對于溫州政府而言，突圍不僅意味著改變曾經卓有成效的發展模式，還將意味著學會如何減輕巨大的經濟社會難題所帶給民營企業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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