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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再出發
“最容易走的路已經走完，一個蘋果中最好吃的部分也已吃完，該到了轉變的時候”
《上海國資》記者 王錚
雖經歷了30年的坎坷，中國企業在2008年面臨局面之嚴峻程度亦前所未見。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發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導致了中國外貿、港口、運輸企業業務急劇萎縮。隨即，內地制造業深受牽連。而因金融危機深不可測的蔓延，中國企業各項指標近兩年之內將難言恢復。
然而原因似不可完全歸咎于外力。
接受《上海國資》采訪的眾多企業界人士均認為，金融危機其實只是一個導火索或催化劑。真正的問題在于，在經歷了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資產價格和環境成本上漲之后，中國企業的產業結構沒有及時調整，最終導致了今日之局面。
上海實業集團公司董事周道洪對《上海國資》介紹，隨著商務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的競爭優勢早在前幾年就開始逐漸喪失，珠三角、長三角的一些外資企業也漸漸轉移到低成本地區。
“如果沒有美國金融危機，中國企業這種發展模式亦必然受阻，只不過可能緩幾年。”諸多專家認為。
中國企業賴以生存且持續多年的低成本比較優勢以這樣一種意想不到的形式戛然而止。此次被迫痛苦地告別傳統的增長模式,注定其將以更為艱辛的方式找尋出路,其成功的到來亦必極為漫長。
但惟其如此，中國企業才可能變得更為成熟和堅強，亦更能抵抗外界變化莫測的風雨。
失速
2008年企業業績下滑幅度之巨已超乎多數人預計。
12月中旬，國務院國資委公布數據，1—11月，中央企業累計實現利潤6830.4億元，同比減少2393.7億元，下降26%。剔除受政策性影響較大的石油和電力企業后，其他央企實現利潤同比下降3%。這樣看來，全年虧損幾乎成定局。
幾乎同時，上海市國資委有關部門負責人在研討明年局勢時透露：“國企業績衰退形勢已超乎預計，有的跌幅高達70%—80%”。這位負責人對《上海國資》介紹，“事實上，自7月份以后，形勢便一日比一日嚴峻，原本以為年底觸底，但從數據看來，此判斷過于樂觀。”
國有企業尚且如此，中小企業更早有體現。
浙江廣東的官方數據顯示，2008年上半年，即有約7萬家上規模民營企業虧損倒閉。據決策層調研結果，今年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中小企業虧損倒閉的比例可能會高達30%—40%，明年虧損倒閉的中小企業可能會進一步增加。
表面上看來，此番業績大面積下滑表現出一種突然之勢,因事前毫無征兆。
上海國盛集團副總裁林益彬對《上海國資》表示：“10月份之前，旗下房產租售生意火爆，幾乎手機都不敢開，出租率達到97%，但現在下降幅度很大。”
上海國盛集團是上海國資產業投資平臺，其投資涵蓋上海地產、制造業、建材業、傳媒業等。國盛投資的上海棱光實業，兩大支柱產業是清潔能源和新材料多晶硅。直到7月底，多晶硅的銷售還非常強勁。棱光原本以為至少到2010年之前，多晶硅項目對其業績會有適當支撐。但現在，棱光實業已在尋找新的項目。
感受相同的企業家不在少數。
11月下旬，上海儀電集團下屬亞明燈泡廠董事長劉經偉給《上海國資》提供的一份報表表明，自第4季度開始，銷售收入下降明顯。“這幾年利潤以5%的速度遞增，如果持續這樣的形勢，2009年將很難說。”他感嘆。
事實上，目前之狀況早在幾年前即有征兆。
上海實業集團公司董事周道洪對《上海國資》介紹，據他的觀察，早從2006年開始，外貿企業及加工制造企業就已面臨行業性的經營困難。“外貿企業接了訂單后找不到加工企業做。因成本急劇上升，一開工就是虧損，加工企業接單積極性明顯下降。”
周道洪表示，此次危機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很多陷入經營困難的企業不是缺少訂單而是訂單飽滿。“由于近年國際原材料價格急劇上漲，訂單越飽滿的企業蒙受的損失越巨，不僅是中小企業，訂單已排到今后幾年的大型國有企業中集集團、振華港機也遭遇了類似的問題。”他說。
據他的調研，“目前中國經濟的困境有相當一部分是人民幣升值的后發作。歷史上本幣大幅升值的發達國家，無不經歷過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但前一階段，資本市場的繁榮掩蓋了這一問題。看企業的財報，基本上是來自資本市場的資本收益彌補了主業的窘境。”
2008年資本市場的急劇調整把企業主業經營的困難完全暴露了出來。更甚的是，在企業主業難以為繼的情況下，不僅沒有資本收益，部分企業反需蒙受巨大資本損失。
失勢
為減少成本，更準確地說，因不愿意放棄維持多年的比較優勢，沿海一些企業悄然轉移至中西部。
“制造業向內地轉移是最近幾年最重要的趨勢。中國的地區產業梯度轉移的空間大,在沿海商務成本、融資成本迅速上升的情況下，這是十分重要的選擇。”周道洪介紹。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亦對《上海國資》表示，企業如轉移至中西部，其人力資源、地價、固定資產、資源環保成本優勢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保持。
雖然如此，但相較于沿海地區，中西部一個難以逾越的瓶頸是，企業布局尚未形成，產業集群、交通、配套物流等條件尚需不少時日，且所費成本亦極為不菲。
由此來看，企業能否再延續沿海地區30年輝煌斷難肯定，何況產業轉移只能治標，幾年后，中西部企業定將再次重復沿海企業今日的局勢。
國務院國資委一位企業研究專家對《上海國資》表示，因多年依靠低價勞動力和資源價格，所付出代價甚巨。“對環境所造成的損害，估計要未來50年之后才能補償。”
他表示，決策層亦不愿意中國企業再重復過去發展模式。
“轉移到中西部，縱然能暫時維持原有比較優勢，但無異于重復犧牲環境和資源，決策層不能容許。”上述專家表態。
他表示，決策層的意見是，希望今后中國企業或通過研發使產業升級，或依靠自主創新形成自身品牌。
復旦大學企業研究所所長張暉明由此對《上海國資》判斷，中國企業此前依靠的比較優勢即自然稟賦已經消失。
“最容易走的路已經走完，一個蘋果中最好吃的部分也已吃完，該到了轉變的時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所副主任陸刃波對《上海國資》表示。
這樣來看，縱使安然度過此次危機，出口形勢恢復，中國企業亦再無可能遵循過去發展模式。
并購能否破局
據《上海國資》采訪，根據目前中國企業發展狀況，諸多專家認定海外并購和研發技術升級或為現實可行之路徑。
“失去了成本優勢后，其他競爭環節，諸如商務模式、定價機制、人才培育、風險管控、創新機制都過弱，目前所見只有這兩個方向。”一位國資專家對《上海國資》表示。
他的理由是，現時，國企現金流充沛，銀行流動性足夠，財政收入亦較為可觀，可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和研發提供必要的支持。此外，近幾年，中國企業界一直較為注重研發領域實力的增強，不少企業比如裝備制造業等都頗有長進。
或許基于此番判斷，2008年12月 17日，國務院國資委公開表示，將選取10家具備境外開發實力、在技術上、人才上，以往境外開發取得的業績上都比較好的國有企業進行境外資源并購。
多數專家對此舉意義表示認同。
“目前是資金充裕的企業擴大資本性開支最好的時候，特別是縱向和橫向的一體化并購能強化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企業在消除隱患、化解風險的基礎上，應集中資源，瞄準核心業務做一些動作，進行具有戰略意義的布局和戰略性儲備。”周道洪表示。
他認為，其他類型企業海外并購并不一定能很快占有比較優勢。但資源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很簡單，一是資源儲備，一是開采能力。海外并購帶來的利益能很快見效。
“大多數央企海外并購都是出于自身發展的需要，是從企業自身戰略需求角度出發，利用這些優質資源，央企的國際競爭力將得到很大提升。比如中鋁介入兩拓合并是為爭取產業內部的話語權，中鋼收購中西部公司是為了鐵礦石上游安全和持續穩定供應，對Midwest的收購是中鋼國際化發展中重要的一步。”上海勝道投資咨詢公司總經理邱紅光對《上海國資》表示。
事實上，近幾年中國資源型企業便似有預見性地加緊了海外并購，2008年收購好戲即頻頻上演。
年初，中鋁收購力拓； 7月，中石油斥資41.8億美元收購總部位于加拿大的PetroKazakhstan Inc.，收購價格為每股55美元；當月，中海油服證實計劃斥資25億美元，要約收購競爭對手Awilco Offshore ASA，此為一家在挪威奧斯陸上市的油田服務公司；8月，中國石油推進收購母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持有的一家國際合資企業的50%股權，交易價值為118億美元；9月，中石化與總部位于加拿大的油氣公司TanganyikaOil達成協議，以每股31.5加元的價格收購其全部股權。
但市場對于國企頻頻海外并購仍頗有微詞。比如中鋁在2008年年初以每股60英鎊溢價高達21%的代價收購力拓9%股權，如今浮虧已逾80億美元；更加上，12月15日，因中石化宣布溢價約21%以130億元收購加拿大坦根依卡石油公司，被業界譏為“激進并購”。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對《上海國資》表示，海外并購方向肯定是對的，關鍵是要讓企業自行判斷并購時機和并購目標，政府不能積極干預。
不過，周道洪認為，如果企業是根據整體戰略需要獲取自己所想要的資產，則不能以抄底的心態去并購。“關鍵是要抓住戰略性機遇,這樣縱使買貴了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管如何,海外并購似已成為官方和業界達成共識的努力方向,在付出必要的代價后,或許可很快期待成功的希望。
而對于企業自覺研發，業界則未見如此樂觀，且意見分歧明顯。
發力研發
據《上海國資》采訪所得，業界主要分歧在于，研發不能短時見效，且付出成本巨大。
“目前中國企業的研發大多數是紙上談兵,特別是危機來的時候更難做好。”一位企業研究專家對《上海國資》表示。
他認為，以前中國企業的研發能力一直薄弱，研發投入亦不足，如依靠這種內涵式增長并不能期待有快速提高。
但箭在弦上已不得不發。
“中國企業必須從價值鏈的低端轉移到中高端，實現產業升級，才有充足的利潤空間，雖付出不菲的成本和時間，亦應在所不惜。”張文魁認為。
事實上，此觀點亦為業界多數專家共識。
“企業增長的方式可以是外延式增長，亦可是內涵式增長。外延式增長是通過低成本策略性收購進行擴張，內涵式增長則更多借助自身積累、自主研發等求得發展。成功的企業總是會綜合運用這兩種方式。外延式增長是階段性的，內涵式增長則是企業發展永恒的主題。”周道洪表示。
事實上，中國企業研發能力亦非弱不可扶。
比如，上海家化4年前退出低端化妝品行列，研發出佰草集系列化妝品。“以前洗頭水、花露水基本上都是十幾元，上百元的很少，現在佰草集的一個套裝，價格比外資的品牌要貴，四件套的售價是1300元，比玉蘭油、旁氏、資生堂的合資品牌歐珀萊等品牌的同類產品都要貴。”上海家化負責人葛文耀曾對《上海國資》頗為自豪地介紹。
但葛文耀亦并不諱言,推出新產品之前,所費代價甚大:“前幾年一直在燒錢”。
上海儀電下屬亞明燈泡廠有限公司董事長劉經偉亦稱，亞明對研發已積極重視。“大概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跟’，人家做什么我們做什么；第二步是自主創新；第三步是‘超’，人家沒有的我們要有。”
2008年，亞明自發研制、設計的節能燈和景觀燈擠敗幾千個國內外競爭對手闖入北京奧運會。
這些企業并非孤例。“據我所知，中國的工程機械工業這幾年研發能力已是大大提高，特別是零部件的技術水平已達到相當水準，象汽車零部件的技術水平已飛躍性發展，港口及工程機械70%—80%都可以自行研發成功。”周道洪介紹。
“中國企業正在敏銳地改變，它們已知道如何從技術中尋找優勢。”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承耀對《上海國資》感嘆。
不過，伴隨這兩種可見的轉變之道，企業界和眾多學者仍期待政府在其中的積極推動。
“比如政府可以制定產業振興計劃，對制造業升級計劃進行支持，銀行可以選擇企業進行支持。”張文魁建議。
他認為，此次經濟危機或將提供一個足夠長的時間窗口優勝劣汰，逼迫中國企業尋找到出路。
無論如何，眾多企業的命運將就此改變。
已經過去的2008年，不僅是改革開放30年的輝煌紀念，它亦可能成為中國企業再出發的分水嶺。
中國企業的“30功名”
1978年之前，中國所有的企業清一色是公有制，私營經濟幾近空白。長期統包統銷導致國企“缺乏生氣，效率極為低下”。當時剛打開國門時，日本企業家對中國企業的描述是：中國只有工廠，沒有企業。因為所有的工廠都是計劃經濟的一個單位，上面給什么指標，就怎么生產，國家定的什么價就按照多少價來收錢，而且很多工廠連獨立核算都沒有。
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企業開始改革開放。為引入競爭，政府鼓勵多種經濟體并存發展，國有企業，鄉鎮企業，私有企業，合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個體經營戶紛紛開閘。為營造一個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政府計劃先以幾個經濟特區為試驗，成功后推廣到沿海地區，然后再發展到西部內陸。根據這個發展戰略，深圳珠海等特區經濟首先發展起來，開始了工業化城市化改革，很快取得了迅速發展。
初步建立多種經濟體并存體制后，政府開始實行企業改革，放手讓國企在市場經濟里自由競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管理體制改革，脫離社會義務，裁員瘦身，上市集資，整合以增強競爭力。政府的放權與宏觀方向性指導，使得國企越來越有競爭力，逐步成為賺錢的企業，并在行業經濟中成為行業龍頭，起著主導性作用。
另一方面，鑒于資本和技術積累的貧乏，政府決定以低勞動成本吸引外商投資勞動密集型企業，以技術入股合資公司，以市場換技術。鑒于中國廣闊的市場和大量長期的低廉勞動力，大量外商攜巨資和技術紛至踏來，“世界工廠”之名由此得來，中國沿海地區也迅速步入工業化城市化，經濟迅速發展起來，中國也因此掌握了新技術高科技，開辦了各種有先進技術設備的國有大企業。現在，我國的船舶工業可以制造出國際標準的化學品船及大型油船。電信工業可以鋪設各種標準的電信網絡。汽車工業可以制造注重環保的綠色汽車等。中國工業技術有如此超乎想象的發展，得益于引進技術。
因外商投資企業飛速上漲，且產品成本低廉，在國外市場有絕對的競爭力，利潤空間廣闊。政府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出口創匯制度，可以盡快積累用以經濟發展的資金。政府為此實行鼓勵出口的政策，包括出口退稅，免稅政策等。還設有專門的外貿公司，實現對外國市場的統一銷售。
不過，此戰略一路走來，弊端逐步顯現。其代價一是壓低勞動力工資，令其不隨經濟增長而增長。以廉價勞動力開設勞動密集型工廠；其次，犧牲環保。因開設大量低技術高污染工廠，以求盡快現實工業化改革。于是中國沿海出現了大量的低技術高污染工廠，付出代價慘重；其三，研發能力薄弱，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不足，企業止步于微薄利潤的代加工。
目前，沿海地區開始轉型。政府的應對措施是：企業要更為注重環保，要從勞動密集型有意轉向資本密集型，從低技術高污染轉向高科技重環保，從基礎工業、加工工業轉向服務業(第三產業)，從實物產業(農業、工業)轉向虛擬產業(金融業、計算機、互聯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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