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時代是制造業雄霸天下的時代，市場的價格、利潤分配和質量標準等等人們普遍適應的規則由制造業決定，但是沃爾瑪的崛起改變了這一歷史。美國《商業周刊》認為“他們正在告訴包括最大的制造商在內的所有制造商應該生產什么、產品應該是什么設計和尺寸、裝運多少以及什么時候裝運”。

　　“國際標準”曾經是許多人引以為自豪的詞語，但在WTO 的框架下，以低于任何成員國國家標準的門檻來消除一切民主國家保護公民健康的藩籬，即便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也不能避免。而作為掌握了銷售終端的世界最大企業，沃爾瑪正在依照所謂的“國際標準”行銷世界。我們能不能建設一個美好的、和諧的沒有沃爾瑪的世界？

　　昨天的世界

　　著名的反思全球化的學者戴維·C·科頓在《當公司統治世界》一書中指出，“現代公司是15世紀和16世紀英格蘭與荷蘭的大商業公司的繼承者”，“這些大商業公司是承擔有限責任、共同持股的，王室授予它們牌照，使它們有權以一個真正的國家的身份來處理在外國地域上的大量事務”。

　　在這樣的背景下，1602年，荷蘭王室給東印度聯合公司頒發牌照，授權該公司壟斷經營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的所有荷蘭貿易，該公司享有簽約與結盟、擁有武裝、占有領土和建筑城堡等在內的君主式權利。因此，該公司擊敗了英國艦隊，趕走了葡萄牙人，占領了東印度(今天的印度尼西亞)，制定了一種貸款制度，使借款的種田人最終失去其土地所有權，獲得了大量印度尼西亞的土地。隨后該公司禁止在非荷蘭人控制的土地上種植丁香，當地人無法在島上剩下的貧瘠土地上獲得足夠的糧食，只有向該公司高價購買大米，導致了地方經濟的衰敗和人們陷入貧困境地。

　　再來看英國的東印度公司，1784年以前，印度就一直被該公司當作私有財產統治著，19世紀早期，該公司從中國進口了茶葉，同時將鴉片非法輸往中國，從而導致了1839年到1842年的戰爭，從中國手中奪占了香港島和大量的賠款，還打開了東部五個城市的通商大門。英國人在中國犯罪由英國法庭審理的制度確立，讓該公司擁有了向中國輸送更多鴉片毒害中國人的機會。

　　在17世紀和18世紀，英國國會是由富有的地主、商人和工廠主組成的，它制定了許多法律，意圖是保護和擴大公司的權利。有一套法律規定，所有英國殖民地從歐洲或者亞洲進口貨物都必須途經英國，所有殖民地出口的規定產品首先都必須運到英國，海運法也規定所有進出殖民地的船運貨物必須由英國人或者殖民地船員控制的英國或者殖民地船只運送。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獨立戰爭就不僅僅是反抗英國王室的戰爭，更多地成了反抗英國公司的戰爭。倫敦公司成立于弗吉尼亞，曾有一段時間把該殖民地作為公司的財產進行控制；馬塞諸塞海灣公司控制著新英格蘭地區的貿易權與殖民權；而哈德孫河灣公司是為確保英國對北美哈德孫河流域毛皮貿易的控制而設立，對加拿大一帶的地區進行殖民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1776年簽署的美國獨立宣言和同期出版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樣，“它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對那種奪取不應得的利潤和禁止地方性企業的市場殘酷統治提出了挑戰”，美國憲法創立了政府分權機制，通過精心設計，建立了一個控制和均衡系統來限制聯邦權力的濫用，“憲法沒有提及公司，這顯示憲法的起草者們并沒有預見到或者沒有打算讓公司在這個新國度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科頓在書中描述了美國成立后的狀況——在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里，幾乎沒有人認為公司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無可避免會出現的，盡管當時商店、合作社和勞動者自有企業很普遍，但家庭農場和小商號卻是經濟的主流，“當時有一個很流行的觀念，那就是認為要保持投資和生產的地方化和民主化”。發給公司執照的權力被留給了每個州的政府，執照中的許多條款以及許多相關的法規，限制使用公司手段聚集過多的個人權力，獲得執照的公司處在市民和政府的嚴密監管之下。

　　科頓認為，美國內戰是公司權力的轉折點，公司在軍事采購合同中獲得了巨額利潤，公司利益集團就可以通過這些利潤在動亂和失控的政治腐敗中來購買法規，“這些法規規定公司大量撥款和土地來擴建西部鐵路系統”，“利潤越多，新興的工業家階層就能夠加強他們對政府的控制力度，從而獲得更多的利益”。

　　亞伯拉罕·林肯曾經在葛底斯堡的演講喊出了“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將永世長存”的口號，他預言：“公司已經被推崇備至了……高層腐敗的時期將會來臨，金錢權力集團將試圖通過影響人民的成見來延長自己的統治……直到財富集中到一部分人的手中……和共和國滅亡。”

　　南北戰爭后，林肯很快就被人刺殺了，美國總統職位的角逐開始成為公司的角力場——1876年美國的總統選舉，就因為公司的秘密談判和暗中安排而變得烏煙瘴氣，最后勝出擔任總統的拉瑟福德·海斯說：“現在的政府不再是民治、民有和民享的了，而是公司治理、公司所有、公司享有的政府了。”

　　公司逐漸地在一些立法機關中獲得絕對的控制權，從而可以真正地去改寫那些壓制著他們創造力的法律，使公司獲得永久性的牌照，有權以任何方式經營法律沒有明確禁止的領域，而市民干預公司事務的權利被取消，共同的福利被理解為總產量的最大化，而不管生產了什么或是誰受了傷害。在1888年到1908年期間，工業部門里發生的事故導致了70多萬美國工人死亡，大約每天就有100人喪身。

　　公司統治的世界遭受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強烈反對。他1933年當選總統時，1920年代企業過度膨脹和經濟大蕭條所造成的農民、工人、老年人、黑人、婦女和其他人的生活困難在美國激起了一股政治和文化激進主義的浪潮。而在羅斯福之前，列寧領導了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并取得了勝利，并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蘇聯，對世界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后1949年中國革命的成功，更加強了非公司統治世界的力量。而這種力量的改變從意識形態上加劇了西方的危機。

　　羅斯福擔心這種浪潮有可能顛覆整個政府系統，他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來挽救這一系統，國會通過了他的《全國工業復興法》(NIRA)，要求政府在經濟復蘇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單靠市場力量似乎無法應對這些危機。但這個行動被美國最高法院否決，1935年5月27日，美國最高法院宣告《全國工業復興法》無效，并裁決各州不得設立最低工資標準。

　　該裁定是過去一百年以來美國最高法院將企業和公司權利置于市民和人類權利之前的模式的延續，使羅斯福更加憤怒更加激進，他開始摧毀公司壟斷，加強商業和銀行法規建設，推進立法為工人的權利提供更強有力的保護，啟動公共就業計劃，實施社會安全網，對美國的制度進行了更徹底的改革。

　　1980年羅納德·里根當選美國總統。當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已經進入了美國市場并取得了很大成功，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支持本國工業，采取了保護主義和限制外國投資等措施，并執行嚴格的環保和勞工標準。而在美國國內，政府對公司和投資者的收益征收高額的稅收。這使得美國公司在國際競爭中受到雙重束縛。里根總統的任務就是重振美國經濟，構建一個美國領導的世界經濟和政治新秩序。

　　里根的具體措施——在國際上推行自由貿易體制，利用通過美國控制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議，應該以南方國家允許外資進入本國的方式，來重建債務過重的南方國家的經濟。這項結構調整政策取消了從北方國家進口的障礙，減少了外資投資的限制，使南方國家的經濟和北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緊密地融合到了一起。

　　在國內政策上，里根政府的政策是不讓美國政府在經濟計劃中發揮任何作用，采用的方法是大量削減富人的稅收，取消對公司合并和并購的限制，環境和勞工標準執行的力度下降，削弱工會的力量，減少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壓縮公司的勞動力規模，將生產線轉移到國外以便從廉價的勞動力和寬松的制度環境里獲利。

　　里根政府的政策導致了西方所謂的廣泛繁榮，使美國成為世界各國羨慕的對象。但里根總統的政策并沒有讓美國繁榮多久，1987年10月19日美國股市崩潰之后，美國經濟的黃金時期被經濟蕭條的煙霧所籠罩，老布什總統通過1991年的海灣戰爭，讓美國的經濟持續增長了將近10年。1997年，以美國為基地的國際游資制造了東南亞金融危機，而這場危機導致的世界經濟蕭條又使美國經濟陷入停滯，美國就在1999年通過轟炸南斯拉夫的軍事行動，使美國經濟實現了新一輪增長。

　　令人揪心的是，這次靠戰爭拉動經濟的增長并沒有持續多久。到2001年，美國經濟再次進入蕭條。隨后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1事件，而后就是美國攻打阿富汗的戰爭和攻打伊拉克的戰爭，一直延續到現在。

　　今天的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聯合國，雖然每個會員國都在這個被寄予厚望的機構大會里擁有一個投票權，但這樣的表決權并沒有任何強制性的意義，真正采取行動的權力屬于安理會的15個主要國家，聯合國大會常常只是一個辯論的場所——這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歡呼一個國際新秩序到來的時候，當愛好和平的人們在歡呼世界和平似乎轉眼間就能夠實現的時候，由強大國家制造的血淚濺滿了世界，而聯合國無能為力。

　　聯合國既然沒有主導世界，那是誰主導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世界？眾所周知，二戰結束以后，建立在聯合國框架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主導了世界。成立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WTO)的這次會議1944年由44個國家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維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與會代表認為，要防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以武力形式解決爭端，需要把整個世界統一在一個相互獨立和經濟繁榮的網絡之中。當時會議的創建者還有一個目標，就是在美國的領導下建立一個開放性的全球經濟體系，從而使美國能夠在沒有挑戰的情況下獲得全球的市場和原料。

　　這次會議促成了三大國際機構的成立。它們雖然都是受聯合國任命的特殊機構，但都獨立于聯合國而自行運作，治理和管理程序都極為秘密，小心地躲在公眾審查和民主討論之外。

　　在實際的運作中，世界銀行是專門為北方國家提供出口資助的制度設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是北方國家金融機構的收債人；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則為公司創建并實施權利保護法案，使世界性大公司自身的事務不受人民、社區和民主政府的干涉。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全球金融體系的監控者，面對無法償還貸款的國家，他們就像法院任命的清算接收員一樣，在真正的破產國家和國際貸款之間設定了財務結算的條件——在結構調整的名義下，將一整套政策應對方案強加給了負債國，要求進行徹底的經濟改革，引導更多受調整的國家資源和生產活動去償還外債，將公共財產和服務進行私有化，調整進出口方面的限制和關稅，以提供津貼的方式吸引外國投資，推行對全球經濟更加開防的國家經濟體制。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項政策促使非洲和拉丁美洲進行調整的國家在1980念道1987年之間人均政府總支出在下降，但用于支付利息的份額卻在上升，拉美政府預算中分配給利息支付的比重由9%上升到19.3%，而非洲從7.7%上升到12.5%。雖然調整后的國家都出現了較高的經濟增長，但這些國家的國際債務和貿易赤字卻在上漲，社會狀況在惡化。

　　陷入危機的國家需要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政府壓制工會，降低工資、福利和勞動條件，為外國公司提供了特殊的稅收減免和補助，放寬了環境保護法規的執行力度。“為了吸引像您這樣的公司……我們夷平高山、砍光叢林、填平沼澤、讓河流改道，重建城鎮……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您在我們國家能有一個更便捷的做生意的環境。”——1975年菲律賓政府在《財富》雜志上做的這則廣告最為典型。

　　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定的框架下，幾十個國家都希望通過增加自然資源和農產品的出口來提高自己的外匯收入，促使了所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下降，加上關稅壁壘的降低，國內對進口產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促使被調整國家貿易赤字和債務持續增加。

　　世界銀行援助的工程項目和結構調整計劃通常都會帶來這樣的后果——外來援助的贏利通常是用來使人們更加依賴進口技術和專家，用來鼓勵依賴進口的消費生活方式、投資和腐敗，用進口商品取代國內生產的產品，用于把數百萬人口從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和水源上趕出去——這些援助通常都對發展起了反向的作用。

　　在三大國際組織的推動下，20世紀后半葉，公司全球化獲得了極大發展，導致了同行業的集中，許多公司的影響跨越了國界，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加強。經濟學家們認為，當4個最大公司占據了40%的市場份額的時候，國內市場就會具有壟斷性。如果5家最大的公司所占份額超過了50%的全球市場，那么這個市場就會被認為是高度壟斷的。

　　《經濟學家》雜志曾經報告了12個全球性產業中五大公司的集中系數，其中耐用消費品部門最大的5家公司控制了70%的全球市場。在機動車、航空業、航空航天、電子元件、電力和電子的鋼鐵業中，最大的5家公司控制的股份都超過了50%。在石油、個人計算機和大眾傳媒業中，5個最大的公司占據了40%以上的銷售份額，顯示出強烈的壟斷傾向。

　　大公司壟斷的結果就是小公司減少，根據科頓的統計，從1935年到1989年期間，美國人口增加了一倍，而美國小公司卻從680萬個減少到不足210萬個。而世界前100個經濟體中，就有50個是公司，1991年全球最大的10個公司的銷售總額比世界上最小的100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還要多，而目前只有可能差距更加擴大。

　　世界上最大的200個工業公司只雇傭了1%的世界人口的1/3，但卻控制著全球經濟產量的28.3%。除金融機構外，世界最大的300個跨國公司擁有大約25%的世界生產性資產。科頓認為，全球發展的趨勢是“市場和生產性資產的控制權正日益集中到一小部分公司手中”，“公司巨頭們正在裁減人員，但卻沒有減少自己對市場、金錢或者技術的控制”。

　　沃爾瑪控制消費者？

　　零售業原本只是一個附屬在生產性公司背后的一個行業，生產什么、怎么生產和銷售什么完全由生產企業來決定，但零售業的整合、沃爾瑪公司登上世界500強之首的位置改變了這一局面。美國《商業周刊》認為“他們正在告訴包括最大的制造商在內的所有制造商應該生產什么、產品應該是什么設計和尺寸、裝運多少以及什么時候裝運”。

　　“零售巨頭們是聲名狼藉的，因為他們會經常操縱供應商之間的競爭，會突然把他們的供貨來源從國內公司轉向諸如中國、孟加拉國這樣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當小制造商們的主要市場消失之后，他們中的許多人突然發現自己破產了。即使寶潔公司這樣的制造業巨頭，由于缺乏自己的銷售渠道，他們也承受著零售業巨頭們壓低價格和利潤率的強大壓力。”

　　《商業周刊》提出一個警示：“如果大零售商的增長消滅了太多的小公司，并且迫使更多的大公司躲避風險……零售商和維持他們生存的供貨商之間的緊密聯系可能最終會導致消費品價格的上漲，以及創新性的消減。”

　　如果從今天的法律關系上來講，沃爾瑪只是一家企業，只需要根據企業設定的章程履行自己的責任。但沃爾瑪成了一家非常特殊的企業，在世界范圍內，沃爾瑪是5次登上《財富》雜志世界500強的企業；對生產者來說，沃爾瑪意味著一個難以抗拒和不得不依靠的銷售渠道，因為別的銷售渠道越來越少；對消費者來說，沃爾瑪是平價消費品的提供者。

　　從供應鏈的角度講，一個無所不包的沃爾瑪就像一個世界，而任何的企業，即便做得再好，也只是這個世界的組成部分。而在銷售終端不斷地減少到只有為數不多的一張網絡的時候，沃爾瑪對于供貨商來說，就是全部世界。從這個角度講，沃爾瑪就是一個企業之上的企業，公司之上的公司。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來自世界的感覺還沒有傳遞到中國企業的身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許多中國廠商對沃爾瑪超市開出的訂單，并沒有欣喜若狂，仍然因為利潤太低而拒之門外。不知是否因為市場發育遠遠沒有成熟，沃爾瑪跟強大的中國制造商還沒有談判的機會，沃爾瑪只能和一些超小型的黑工廠合作，才能實現自己“天天平價”的策略。

　　《市民》雜志同日相關報道：

    沃爾瑪：黑工廠的好伙伴

　　第一章：沃爾瑪不可告人的秘密

    第二章：沃爾瑪來了

    第三章：黑工廠的好伙伴？

    第四章：一條褲子的供應鏈調查

    第五章：沃爾瑪給中國帶來什么

    第六章：一個沒有沃爾瑪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