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wèi)·伊格內休斯

　　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曾任《國際先驅論壇報》主編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時候，《華爾街日報》的記者之間經常這么開玩笑——“這真是太美好了，讓人覺得會稍縱即逝。”他們真是說對了。

　　1976-1985年間，這張報紙的發(fā)行量大約上漲了一倍，廣告商踏破了門檻。有一次，我的外事報道編輯竟然勸誡我說，在業(yè)務開銷方面不必弄得像掏自己腰包似的過于仔細。他意味深長地向我眨眨眼說，“要知道，我們每年可是有幾億美元收入的。”

　　那真是段甜美的時光：《華爾街日報》創(chuàng)辦了美國第一份全國性報紙，從東海岸到西海岸，人們都如饑似渴地閱讀著那些優(yōu)秀的新聞作品。記得有一次我在拉斯維加斯采訪鋼鐵工人聯(lián)合會大會時看到，就連那些人高馬大的工會成員都坐在休息室里拿著我們的報紙讀得津津有味。

　　那時的頭版是全灰色的。抱歉，沒有圖片，不過文字本身就已經熠熠生輝了。頭版中欄的獵奇故事經常能令人開懷大笑——很少有報紙的頭版能有這么幽默的文章。有時，這些獵奇故事會以第一人稱講述記者們如何小試身手，反串女子舉重隊員、桑拿房侍者或職業(yè)迪斯科舞者等職業(yè)的故事。

　　1985年，我離開該報時，康比德(PeterKann)已經成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后來出任首席執(zhí)行官了，他是我們當時公認最好的寫手。我們當時會研究他從亞洲發(fā)回的報道，學習大師是如何寫作的：看他如何報道在越戰(zhàn)期間的“春季攻勢”后不久，一家越南動物園如何殺死大象；看他如何報道在印巴戰(zhàn)爭期間，他所在的達卡遭到圍困，報社指令他離開該城，他卻發(fā)回“未收到指令”的電報，以示拒絕。他在達卡的報道贏得了普利策獎。他也命中注定要領導這家公司。

　　那時候真是擔心好時光會稍縱即逝，而且后來就真的逝去了。康比德的編輯水平依然無可挑剔，他也得到了背后控股的班克羅夫特家族(theBancrofts)毫不動搖的支持。但就在康比德的任期內，道瓊斯逐漸江郎才盡了，其所賴以崛起的商業(yè)智慧和好運氣都慢慢用光了。隨著公司經濟上的下滑，新聞品質也開始下降。頭版中欄的故事越來越索然無味，后來就被取消了。左欄的社論曾經對美國和世界事務做出過最清晰的分析，后來卻變得異常平庸，也被取消了。一連串的改版破壞了舊版《華爾街日報》的風格和品味，卻沒有形成富有特色的新定位。

　　商業(yè)報道仍然延續(xù)了 《華爾街日報》的調查性新聞風格，對安然公司的報道就是一例。但非商業(yè)主題的報道再也沒有那種調查性風格了，雖然此類報道仍是翔實可信的，時而也會有上佳之作，但已經失去了舊日的華麗光芒。當年報紙的商業(yè)版塊曾非常興盛，引來滾滾財源，每位記者在報道中都樂于冒險，并以此為榮。

　　上世紀80年代的 《華爾街日報》很好地證明了：好新聞和好商業(yè)是攜手并進的。當時的《華爾街日報》有不少精通商業(yè)之道的人才，更有優(yōu)秀的記者與編輯做他們的堅強后盾。那是一張堅定而又精明的報紙，每天早上讀讀它的頭版，甚至要比讀那些言詞激烈的社論版更讓人覺得帶勁。

　　但是，就在上世紀90年代，隨著蒲思鼎(Pearlstine)、休伊(JohnHuey)等人才跳槽到時代公司，報道與社論之間的關系開始發(fā)生了變化。《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越來越喜歡做獨立的報道，這些報道雖然也是新聞，但往往帶有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而且社論版的勢頭經常壓過了新聞版。我懷疑，這一變化對報紙的讀者基礎產生了破壞性的作用。那些來自右翼的，尖酸刻薄而又火氣十足的社論，最終讓廣告商對這張報紙不再癡迷。

　　在《華爾街日報》的老員工看來，過去的十年就像是看著一輛汽車如何緩慢地老舊下去，最終轟然瓦解。駕車者曾經是我們的朋友、那些最受尊敬的新聞工作者們。而現在的情況就像是默多克(RupertMurdoch)開著一輛救護車來收拾事故現場的殘局。

　　不管默多克對《華爾街日報》做出什么樣的改變，人們都會感到悲痛。不管默多克做什么，他們都將指責他謀殺了一張偉大的報紙。然而，這整個故事的令人心酸之處是，我們記者心目中的這個報業(yè)“帝國”，其實早已處于瀕死狀態(tài)了——而且它身上的許多傷口，都是由它自己加上去的。

　　(本文由《華盛頓郵報》提供中文版權。王妙玲／譯)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