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報道　本報記者　劉涓涓

　　八易其稿的新＜郵政法＞仍未出臺，＜快遞服務標準＞已欲先行。

　　自本月6日開始到20日截止，由國家郵政局組織，中國標準化研究院負責起草的國內第一部＜快遞服務標準＞(征求意見稿，下簡稱“＜標準＞”)進入公示征求意見階段。

　　作為國家郵政局強化對快遞行業監管的重點任務之一，＜標準＞針對國內快遞服務組織從業人員、服務時限、收費、單件重量和體積、查詢期限和賠償標準等各方面都作了明確規定，從而被視為國內快遞業可能施行的首部行業服務標準。

　　＜標準＞對快遞收費問題采取了最低限價標準，規定“同城快遞服務費不應低于8元，國內異地快遞服務費不低于12元”。相較于部分快遞業發達的中心城市群，同城快遞甚至城市群間低至5元的收費來說，此最低限價標準被視為“快遞提價令”而受到“行政干預市場”的詬病。

　　然而，曾因“不公平競爭待遇”多次為爭取生存空間而集體上書的民營快遞企業們，此次卻集體表現得冷靜自持。

　　“不妨靜觀其變。”7月15日，多家快遞企業高層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行業門檻抬高

　　“這是我們近期的工作重點之一。”7月13日，有國家

郵政局相關工作人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國務院已明確規定，國家郵政局作為郵政監管機構要對普遍服務和快遞服務在內地郵政市場實行統一監管。“昨天我們聯合國家統計局已經公布了國內首次快遞服務業調查數據，完成的是對全行業的摸底調查，而進入公示階段的＜標準＞則是為了規范行業而進行的有益嘗試。”

　　據該人士介紹，＜標準＞征求意見稿由國家郵政局組織，針對國內18家國有、民營、外資快遞企業進行了調查，最終由中國標準化研究院負責起草，前后六易其稿。7月6日上網公示，征求意見即將于20日截止，屆時可能會根據征集到的意見和建議對草稿進行討論或修訂增補。但到目前為止，＜標準＞正式出臺的期限仍未確定。

　　根據國家郵政局介紹，＜標準＞主要在公司規模和員工規范、收費最底限價、快件的重量體積限制、服務時限以及賠償標準等業務具體操作內容上對行業進行了規范。“都是為了促進行業健康有序的發展，也在一定意義上提高了行業門檻，避免過度競爭導致的各種行業隱患，減少行業投訴。”

　　7月12日，國家郵政局與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首次國內快遞服務業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底，全國經營快遞業務的法人企業有2422個，從業人員22.7萬人，年完成快遞業務量10.6億件，實現快遞業務收入299.6億元，比2005年增長25%。

　　在快遞業務收入中，國內同城業務收入占9%，國內異地業務收入占49.2%，國際及港澳臺業務收入占39.7%，其他快遞業務收入占2.1%。其中，2006年國有、民營、外資快遞企業分別實現快遞業務收入148.4億元、52.4億元和98.8億元，分別占快遞業務總收入的49.5%、17.5%和33%。

　　而民營快遞企業國內同城快遞業務收入迅速增長，較2005年實現了54.4%的增幅，同城快遞業務份額提升了6.8個百分點。

　　“按照我們企業自己的計算，之前同城快遞5-6元為微利經營，價格再低就毫無利潤可言，交通發達的城市間快遞收費10-12元也是之前通行標準，因此國家郵政局的最低限價標準并不算離譜，基本符合上規模快遞企業的利益，適當提高行業門檻也能規范過度競爭的市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民營快遞企業董事長7月15日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不過快遞行業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定價一直是隨行就市的，這次的＜標準＞可能會對一些新入市的或者縣一級的微小型快遞公司造成沖擊。”

　　由于市場需求拉動，去年快遞業從業主體數量出現了快速增長，新增快遞法人企業404家，增幅為20%。所有被調查快遞企業的從業人員數量增長36.3%，快遞業務量增長22.4%，快遞業務收入增長25%。

　　徐勇則認為，“其實快遞行業就跟餐飲業一樣，需要上星級的酒店，但是也需要有大排檔，這樣才能滿足不同消費者的要求，標準可以規范市場，但不可以為市場定價。”

　　他說，作為服務行業，快遞業的成本很難界定，比如20人規模的小公司與數百人規模的大公司，其管理成本根本無法相提并論。還有，同一產品比如同城快遞，當日送達與次日送達所需成本是不一樣的，消費者對于同一產品的不同需求也應該得到更具有彈性的報價，一刀切式的定價不適宜消費者對細分市場的需求。比如在國內業務方面，聯邦快遞最新推出的“次早達”、“次日達”和“隔日達”3種國內限時快遞業務，就是分別瞄準了對時效性和可靠性要求更高的客戶群。

　　更重要的是，徐勇認為，各地的市場容量甚至交通狀況都會造成物流業價格的落差，這是當前中國的國情決定的，其產品定價范圍顯然應該更市場化更靈活一些，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來限定，除此而外，制定統一定價標準，其執行的可操作性會很差，監控效率也必然很低。

　　三大疑問

　　平靜背后有暗涌。

　　“我們歡迎國家郵政局為規范行業所做的一切努力。至少這一標準的出臺，為行業競爭營造了公平、公正的氛圍，通過標準來規范市場是符合

和諧社會的要求的。”中國快遞咨詢網首席顧問徐勇7月14日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

　　雖然，大多數非郵政快遞企業高層亦表達了與徐勇類似的觀點，認為“在大方向上是值得稱許的”，但同時也對公示的＜標準＞表達了疑問。

　　眾多疑問包括：首先，新＜郵政法＞遲遲未出臺，舊的＜郵政法＞又根本沒有“快遞”的概念，在國家法規都未對整個行業做出定義的時候就推出行業標準，值得追問。

　　其次，＜標準＞再次提到快遞服務組織的資質要通過“行政許可”。由于＜郵政法＞未對快遞行業做出定義，在快遞行業究竟是不是普遍服務性質的行業還存在爭論的基礎上，在從2004年就取消了國際快遞業務的“行政許可”改為實行“備案登記制”的前提下，再次在部門制訂的標準里將國內快遞組織定義為“行政許可”是否是歷史的倒退？是否是對2004年出臺的＜國家行政許可法＞第13條和第67條的違背？

　　第三，行業標準的制定程序是否應該公開透明化，在國內事實存在數千家快遞服務組織并且分散經營的狀況下，這一＜標準＞究竟由哪些人起草、這些人是否具有行業資歷、是否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都存在疑問，＜標準＞究竟屬于推介性標準還是強制性標準，是否能夠為市場接受并且如何擁有實際可操作性迄今也沒有公示。

　　一知名民營快遞企業老總補充稱，行業標準只能對某些業務層面擁有一定程度的指導意義，標準根本無法代替法律法規來解決國內快遞行業中的實質性難題。

　　尤其，＜標準＞的監管的可操作性問題未解決。

　　“定價沒法管，即使規定同城快遞服務費不應低于8元，國內異地快遞服務費不低于12元，但是企業可以以產品細分的方式進行回避，甚至也可以使用回扣式。比如，帳面上收取8元，但是月結算的時候返3元，這樣就還是保證同城快遞5元。或者，帳面上收8元，但是處理成未能當日送達，賠償客戶3元。”

　　“又如，＜標準＞規定了快遞單件重量及包裝規格，但除非監管部門繼續像以前的郵政局一樣上路攔車檢查，否則也沒有辦法去管理快遞公司究竟收了什么規格的貨。”

　　“至于賠償問題，本來標準訂得就相當低，也是民眾爭議最多的，但是＜標準＞中根本就沒有列出解決方案來。”

　　(實習記者賈吟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