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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美國的一項調查顯示，通常情況下，CFO享有的公司股票期權幾乎與CEO持平。在美國那些價值100億美元以上的大公司里，其CEO的薪酬構成比大致為：基本年薪占17%，獎金占11%，福利計劃占7%，以股票期權為主的長期激勵計劃占65%。1999年美國薪酬最高的50位總裁的平均股票收益占總薪酬的94.92%。
圖6
有了這一參照，我們完全有理由把中國CFO階層目前的薪水狀況定義為“微薄”狀態。盡管明確表示對自己薪水狀況比較不滿或嚴重不滿的受訪者僅占26%(詳見圖6)，但從進一步的“中國CFO薪酬水平調查”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CFO階層的薪酬狀況基本上呈以年薪10萬元為軸心的正態分布形態，其中年薪超過50萬元的僅占受訪者的7.3%(詳見圖7)。以這樣的年薪水平達到如此之高的薪水滿意度，的確有些令人費解。經過部分延伸調查，我們發現，上述頗有些矛盾的狀況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首先，這和財務部門長期以來在國內企業內處于輔助和支持部門有關系，這些企業的一把手對財務部門的價值認識不足，當然也就直接影響了財務部門個人績效的評估，并誘發財務人員對自身價值認識邊緣化；其次，本土企業職業經理人的整體薪水狀況還遠遠無法和美國公司相提并論，除了新浪等美國上市公司外，期權等非現金激勵政策在國內還無法可依，這也大幅度拉低了中國CFO的整體薪酬狀況和薪酬心理期望值；第三，根據國家統計局頒布的數字，2004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637元、上海為16683元、廣州為16884元、杭州為14565元、全國最高的深圳為27596元。以10萬元為軸心分布的中國CFO們的年薪放在當前國內的人均收入水平中，“比下有余”的心理安慰感，提升了CFO的薪水滿意度。
圖7
盡管中國CFO整體薪水情況并不能令人滿意，但是他們在企業內的話語權倒并不能因此而小視。有57%的受訪者表示，企業一把手決策時會經常征求自己的意見，只有10%的受訪者沒有機會對一把手的決策表達自己的看法(詳見圖8)。而且，接近7成的受訪者表示，自己能夠經常參加公司的高層會議，同樣也只有10%的受訪者被屏蔽在高層會議之外(詳見圖9)。同樣，在企業重大決策各部門參與度調查的結果顯示，財務部門比業務部門和法律部門對重大投資事項的參與程度分別高出了20多個百分點(詳見圖10)。
圖8
圖9
圖10
深圳瑞福德公司資產運營中心副總經理周軍對《首席財務官》雜志表示，他就讀長江商學院EMBA時發現，大多數同學在上各類會計課程和財務課程的時候都會大感頭痛，這個時候上市公司CFO出身的周軍免不了要幫忙給幾個擔任公司一把手的同學補補課�！捌鋵崳^大部分都是比較簡單的財務問題，尚未涉及到路徑特別復雜的資本案例，按常理應該是比較容易理解和掌握的�！庇兄�10多年財務經驗的周軍笑著說。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我們認為，出現這種“薪微言不輕”的狀況，與中國企業一把手的出身和綜合素質有比較明顯的關系。財務在現階段畢竟還是一個技能性很強的工種，如果沒有一定的實踐經驗，以及相應的知識背景，企業一把手在閱讀各類財務報表和處理重大的投資、經營等問題的時候，肯定難以讀懂隱藏在背后的數字邏輯關系，進而很難發現企業運營的各種問題所在。
在長期的技術官僚和專業助手的需求中，中國CFO與CEO往往最終會形成比較融洽的依賴關系，中國CFO的工作被認可度調查結果也直接證明了這一點，高達58%的受訪者表示，上司對自己的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
圖11
事實上，CEO和CFO之間的互補和默契關系，即便在美國也是毋庸置疑的。據美國199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新上任的CEO中有39%更換了CFO，而現任CEO中更換過CFO的比例高達75%，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CFO必須是制訂公司戰略的參與者之一，如果他和CEO的意見不合，只能另謀高就。
溫故不知新
當亞信CFO韓穎成為2000年度“亞洲CFO最佳成就獎”和“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特別獎”的獲得者、為中國CFO在國際成就上實現零的突破的時候，國內的同行們往往把亞信公司良好的治理結構作為韓穎成功的最大理由。事實上，韓穎在亞信所主管的財務部(含計劃、稅務、資金等)、法律部、信息中心、銷售部(涉及銷售合同管理、銷售基本流程的管理、銷售預測的管理等多方面)、投資人關系部、收購兼并部、采購部等七個部門，也是董事會一步步對她擴大授權范圍的。
圖12
在中國CFO主要工作職責調查中，我們發現，目前中國CFO的工作重心主要還聚焦在傳統財務管理上，綜合財務管理、稅收籌劃、風險控制、制訂與公司戰略緊密相連的財務戰略、籌集資金等項職責，均被40%以上的受訪者確認為自己的主要工作職責，而投資業務、與投資人溝通等事務，被列入主要工作職責的比例明顯偏低(詳見圖12)。而造成上述現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和中國CFO的出身背景和教育背景是分不開的。中國CFO就任現職前的背景調查結果顯示，有57%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出身于財務經理，而有會計師事務所背景的僅占12%，還有31%的受訪者的任職背景過于龐雜散亂，無法看出趨勢和歸屬(詳見圖13)。
圖13
中國財會領域“北派”著名代表人物閻達五和王化成曾在《關于面向21世紀中國會計教育改革的幾個問題》 一文中系統回顧了上世紀中國高校財會課程體系演變的六個階段：
(1)50年代中期，在學習前蘇聯的基礎上建立了以會計原理、行業會計(工、農、商等)、行業財務管理和經濟活動分析四門課為主干課的課程體系，這個體系的基本框架一直延用到改革開放以后；(2)80年代初期，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引入了西方財務會計、西方管理會計和會計電算化等三門課，與原來的老四門一起，構成了七門主干課的課程體系；(3)1983 年國家審計署成立，急需審計方面的專門人才，從1985年起，一些院校陸續設立了審計專業或審計系，審計學科從財會學科中分離出來，并建立了由審計原理、企業財務蠹�、经疾[б嬪蠹�、政府财政审计为主干课的烤暊C逑擔?4)80年代后期，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建立和企業自主權的加強，企業財權不斷擴大，財務活動日益復雜，急需財務管理方面的專門人才，許多院校紛紛設立了理財學專業，理財學科從會計學科中分離出來，并建立了由財務學原理、財務計劃、資金運籌學、成本管理學為主干課的課程體系；(5)90年代初期，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財會領域陸續出臺一些重大改革措施，會計學的課程體系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形成了以初級會計、財務會計、成本會計、管理會計、會計電算化、高級會計為主干課的課程體系；(6)1994年，為適應會計師事務所對注冊會計師人才的需求，在國家教委，財政部的統一部署下，一些院校設立了注冊會計師(CPA)專業方向，并設立了由中級財務會計、成本管理會計、財務管理、審計、管理咨詢、高級會計等九門課為主干課的課程體系。
國內財務經理的教育背景顯示，其大多數出身于會計，而中國CFO在戰略能力、資本運營能力、公司法務和業務洞察能力上的欠缺，最早可以追溯到其知識不斷老化的學校教育。《首席財務官》雜志社曾經在數月前和中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幾名剛畢業的博士有過一次深入交流，在討論“聯想并購IBM的匯率風險評估”、“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外貿企業如何進行風險對沖”等話題時，不斷得到類似“你問的問題都是財務問題，我們都是學會計的”等回答，令人瞠目。
早前美國《商業周刊》針對1500家國際公司主管的一項調查顯示，從CFO自身的角度來看，28%的CFO認為自己是策略家，而從CEO這一局外人的角度看，卻有高達45%的CEO認為CFO的角色應該是策略家，核心原因就在于公司的策略和財務密切相關。
Coopers & Lybrand公司早在1989年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大多數CFO往往花費75%～80%的時間用于日常事務，而居于領先地位公司的CFO們用于日常事務的時間僅占到25%～30%。據此，Coopers & Lybrand公司得出的結論是，進入新千年后，優秀CFO僅僅需要把10%～20%的工作時間用于日常事務，其工作重心已經全力轉向如何讓企業增值的戰略行動上面。這么重大的變革背后當然不會單純是因為觀念的轉變，一方面，信息技術的進步對日常財務工作的解放程度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推陳出新、新的信息系統和管理工具的廣泛應用，都使企業性質、競爭力和運營流程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此時，對資本市場、金融衍生工具、企業有形資產(傳統報表內顯示的財務數據)和知識性的無形資產(信息系統內沉淀的豐富經營數據等)具有豐富認知的CFO當然最有條件輔助CEO來推動企業增值。
事實上，無論從個體還是從企業角度出發，信息系統對于CFO來說都是一個必要的工具。國內會計學“南派”的著名觀點就是“會計就是信息系統”，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主席Robert H.Herz也早就表示：“如果會計行業不按照IT技術改造自己的話，就可能被擠到一邊，甚至被另一個行業所代替�！钡珖鴥热匀挥袛狄园偃f計的企業沒有實施財務信息系統，當然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中小型公司。本次調查中顯示，“正在實施”的20%受訪者和明確表示沒有財務信息系統的14%受訪者的背景，大都是新成立的民營企業或中小型公司。
圖14
盡管在先天教育缺欠和企業內定位限制等背景下，“溫故不知新”的中國CFO在日常工作時間的分配上，主要還是用于維持財務體系的正常運轉，占受訪者的70.76%(詳見圖14)，但現實的挑戰注定要驅動他們不得不拿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了解業務部門的需求(占受訪者的65.09%)和思考企業戰略(占受訪者的32.75%)。與此相關聯的，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有多達40%的中國CFO把協調公司戰略與財務戰略之間的關系列為自己的最大挑戰(詳見圖15)，一方面要充分了解企業競爭態勢，時時關注影響企業戰略的外部環境變動趨勢；另一方面，要結合企業內部資源情況，拿出現階段切實可行的財務戰略。
圖15
圖16
“我們不能期望在國內現有的公司治理結構下，董事會一下子給CFO這樣大的空間……CFO絕不能只是一個會計，一個傳統的賬房先生，你必須懂得市場的機會和自己產品的競爭力在哪里，如何確定公司的規模、可能占有的市場份額以及盈力能力，競爭對手的股價是如何定的，借助這些指標來合理確定一個投資人能接受的目標，這已經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財務總監所做不到的事情。我想我之所以能做到這些與我在HP的工作經歷有關。我在HP有兩年是做企業發展戰略設計的工作，這樣的經歷培養你觀察市場和競爭對手的能力。你怎么敢把數字拋向市場呢，是因為你要了解數字背后的東西。我們與一線的經理和銷售人員天天都在溝通。另一方面，我們要說服投資人放棄不切實際的期望。CFO的另外一個責任就是建立一套目標設定和業績考核的系統，我需要把一個具體的指標分解成很多小指標下達給每個業務部門，包括預算和業績，這一套系統的建立也遠遠超過一個傳統CFO要做的事情�！表n穎一語點中了中國CFO“溫故而不知新”這一最大軟肋。
中國CFO崛起模式=反諸求己+反諸求法
基于上述種種現狀，中國CFO們對這一職位的認可度目前并不是很高，只有34%的受訪者表示習慣于別人稱呼自己為CFO，42%的受訪者表示無所謂，還有24%的受訪者并不習慣CFO的稱呼(詳見圖17)。
圖17
中國會計電算化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楊周南教授在接受《首席財務官》采訪時表示：“國家的政策性導向和輿論將對CFO地位的提高起著重要作用。目前國內企業重產品而輕財務，上市公司治理和資本市場管理還未理順，尚處于人治狀態，還沒有認識到財務等資本屬性市場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因此，在一個非完全市場化的競爭環境和企業中，CFO作用不明顯。對于公司財務地位、CFO地位以及重要性，國家應該出臺政策，但怎么出、效果會怎么樣，需要學術界、輿論界共同呼吁和推動�！�
作為深度參與人大《公司法》修改的實務派法律專家，中倫金通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鳳良接受《首席財務官》雜志采訪時指出：“要想使CFO在企業起到應有的作用，就應該從制度上對財務決策有一個基本的要求，例如每當公司在做重大決策時，公司必須聽取CFO的意見，這個并不見得一定要上升到《公司法》的高度，但一定要在公司的財務制度規則中有所體現�！�
事實上，在抱怨國家會計準則尚未與全球接軌、公司治理結構亟待改善等CFO外部生存環境不佳的同時，中國CFO們應該加緊對自身能力的培養和修煉，這樣才能在大任到來時扛得起、放得下。在《首席財務官》雜志今年7月舉辦的第一次CFO俱樂部活動的現場，眾多CFO紛紛抨擊生存環境之惡劣，有人當場反問這樣一個問題：“假設外部環境一夜之間變好了，你們所抱怨的問題都消失了，在座的各位能否勝任一家大型上市公司CFO的角色，參與制訂戰略、設計并操作投融資活動、從容處理投資者關系事務、在匯率和利率頻繁變動條件下合理配置公司資源、推動公司價值增長？”會場上頓時安靜了下來，不少人紛紛表示，自己目前還無法勝任這樣的工作職責。
當然，中國CFO的務實精神仍然使他們不斷地進行自我充電，對戰略、業務、營銷等看似與財務無關的“短板”進行加強培訓。在中國CFO最感興趣的話題中，69%的CFO選擇了戰略思維方面，而且同為42.69%CFO關注度的知識和技能領域中，有一半以上也是聚焦于了解營銷、市場、供應鏈管理等非財務方面。比如，在9月9日《首席財務官》與《首席市場官》的聯合新刊推介會上，近來風頭勁的百度公司CFO王湛生就令人驚訝地表示，“我個人也很希望看這本《首席市場官》雜志，我想從中獲得更多的營銷知識和啟發，因為百度公司正在調整營銷策略�！� 第二天，在參加《首席財務官》與海波龍公司聯合舉辦的“九月龍飛·北京CFO高爾夫邀請賽”上，看到王湛生開桿時動輒將球擊出150余碼的狀態，對比不久前一位國企財務總監感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個月底不要再加班了”，我們有理由相信，以王湛生的工作狀態來看，如果假以時日，他對營銷有所造詣應該不是什么難事。
這樣看來，中國CFO們應該一方面積極修煉自己的內功，以適應全新的挑戰，另一方面，要合理運用現有的制度規則，來不斷提升自己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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