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戴安·科伊爾（Diane Coyle）劍橋大學公共政策教授

　　過去幾十年中，數字科技多次改變了全球經濟和社會。20世紀80年代，制造業自動化帶來了外包和離岸化潮流。1989年，計算機科學家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發明了萬維網，而從2007年左右開始，智能手機、3G/4G和新算法把世界大部分人口帶到了線上，開始了線上生活。

　　與新科技一起到來的是全球生產鏈、電子商務、社交媒體和平臺經濟。而由于人工智能、遺傳學、增材制造、綠色轉型和先進材料方面的進展，一場更為廣闊的轉變正在浮現。在這些變化時期，決策者和學者所面臨的問題永遠比答案更多。每一次數字破壞潮流都會給經濟學家帶來新問題。

　　一些問題早已眾所周知，特別是人們所感到的工作崗位威脅。在這一領域，麻省理工學院的大衛·奧圖爾（David Autor）和牛津大學的卡爾·本尼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其他人已經做出了重要的學術成果。但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其中之一是如何衡量經濟。標準定義和數據收集過程不足以把握數字活動，例如云計算和委托生產。

　　最新科技也引起了其他概念難題，比如怎樣才能在價格指數中體現新產品或品質更高的產品，以及如何評估數據等無形資產的價值。如果不能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經濟決策者便會如同無頭的蒼蠅。

　　尤其是數據問題帶來了緊迫的政策挑戰。所有人都指導數據的重要性：日常所傳輸的數字信息量與日俱增，企業囤積數據作為競爭優勢之源，數據泄露的風險和代價也變得日益顯而易見。

　　但數據的數據卻很缺乏，包括數據如何跨國流動和在數據中心之間流動。如何確定數據的價值也仍不清楚。數據不同于其他任何標準經濟商品，無法用數量和價格等傳統指標衡量。電子的1和0有其物理基礎，但1比特數據既是某種東西的記錄，也是量的經濟單位，其價值取決于信息環境。

　　數據的經濟學研究和分析——就像關于合理的監管框架的爭論一樣——仍處于萌芽階段。但決策者渴望洞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和歐盟關于數字市場中的競爭的最新重要研究發現，主要科技公司的巨量數據正在成為強大的進入壁壘。隨著競爭執法的嚴厲化以及新監管跨境化，越來越有必要更多地研究這些動態。

　　圍繞數據的問題說明了當今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大挑戰。數字經濟的特點是溢出效應和外部性巨大，其中一些源于一家公司里一個人所做的一個選擇。外部性是一個老問題，但數字經濟的溢出效應的規模和范圍則是新問題。

　　對于數據，大部分爭論聚焦于（潛在的）隱私損失，這是一種負外部性，源于公司追求數據以改善市場營銷和其他業務。但同樣重要的是大數據改善社會福利（而不僅僅是公司利潤）的潛力。比如，由大量個體提供的信息可用于改善交通狀況或醫學研究。

　　數字經濟的另一個主要特征是其網絡效應，即服務的價值隨著用戶基礎的增長而指數型增加。越多的人使用某種搜索引擎，這種搜索引擎就能越好地解讀人所輸入的搜索關鍵詞，返回更加相關的信息。數據平臺也會形成間接網絡效應，位于平臺一端的用戶（比如度假者）可以因為更多供應商（公寓房東）加入另一端而受益。

　　但是因為網絡效應，數據市場會呈現出贏家通吃（或大部分通吃）動態，因此，目前只有一兩家大企業主宰著數據市場。在這里，經濟學家也需要改善對于為何一些平臺會成功，而另一些會失敗的理解。比如，何時會產生網絡效應，決定性地讓市場導向某個方向；或網絡效應在多大程度上是市場權力的結果而非原因，我們仍不清楚。如果不弄清楚，決策者就非常難以在確保數字市場競爭和促進數字市場價值創造之間達到正確的平衡。

　　但數字經濟的另一個區別是規?；貓笤黾拥姆取Ｔ谶@里，基本動態也并不新鮮：經營一家鋼鐵廠或發電廠需要面對非常高的前端固定成本，而一旦投產，邊際成本微不足道。但在數字經濟中，邊際回報遞增隨處可見。編寫軟件成本很高，但復制和分銷不需要任何成本。

　　即使對于規模和范圍經濟不起作用的服務業，如理發和下館子，數據平臺也可以形成網絡效應。一家餐館每小時只能接待固定數量的就餐者，但將餐館和食客匹配的平臺可以享受巨大的范圍經濟。

　　這些動態給主流經濟學產生了兩方面的重大挑戰。首先，標準的生產率和其他指標模型以規?；貓筮f減或不變為前提，用來分析非線性系統就會產生錯誤。一般而言，經濟學家（除了一些顯著的例外）在考慮臨界點、多重均衡和其他可能性時動作過于緩慢。

　　其次，對于經濟政策干預的標準評估假定回報遞增或溢出效應不存在。如果存在回報遞增和規模效應，就會被歸為“市場失靈”。與此同時，市場力量永遠會產生最佳結果的基本假設仍然不可動搖。但當整個經濟都表現出“市場失靈”時，經濟學家應該反思他們的政策建議了。

　　隨著上述各領域內的研究和分析的展開，未來幾年將是經濟學家的黃金時代，特別是進入尚未完全探索的數字經濟領域的年輕學者?？萍加肋h比政治和監管速度更快，但在數字革命發生四十年后，決策者正在趕上來。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確保政策干預利大于弊。在科技潮時代，應對這一挑戰刻不容緩。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