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黃益平

　　題記：2024年9月10日，北大國發院EMBA論壇第94期活動在承澤園舉辦。本文根據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的演講整理。

　　2024年4月7日，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到訪北大國發院。在兩個多小時的交流中，耶倫討論的主題之一是產能過剩。她認為中國通過政府補貼或其他一些支持政策，已經在新能源汽車這個領域形成規模巨大的過剩產能。這些過剩產能會沖擊國際貿易秩序，會影響美國的產業結構和就業。隨后，美國政府在5月份把中國電動汽車關稅稅率從25%提升到100%。

　　在耶倫或一些美國人看來，中國將新能源產品做成了一個龐大產業，可能會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一些產業造成沖擊，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光伏這“新三樣”尤其如此。

　　薩默斯是美國一位非常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他看到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主要靠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品來拉動，比如服裝、旅游紀念品、鞋帽玩具等。后來家電業接棒，再后來就是房地產，相繼為中國經濟增長發揮了巨大的支撐作用。不過薩默斯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未來中國經濟要保持可持續的增長，繼房地產業之后，下一個支柱產業可能是什么？

　　如果把薩默斯和耶倫的觀點對比來看，可以發現中國經濟已經在發生變化。從薩默斯的不確定中國能否形成新的支柱產業來支撐經濟增長，到耶倫擔心中國的新興產業沖擊美國產業和就業。

　　這就是今天想討論的主題，我國經濟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未來中國能否形成一批高科技、高質量的新興產業支撐經濟的長期增長？創新驅動型增長在中國能否實現？在這一過程中，什么是決定性的變量？需要做些什么？

　　如何認識新階段的重要變化？

　　我國已經進入經濟發展新階段，為了幫助大家理解這個新階段會有一些什么樣的變化，向大家推薦一本書《中國2049》。這是北大國發院和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組成聯合課題組所做的研究成果，主要內容是中國從現在到2049年，即從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完成之后走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之間的這段時間，我國經濟發展的環境、狀態、挑戰和應對之策將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可能面對怎樣的新挑戰和新機遇？

　　根據中美兩國智庫專家的共同研究，中國在新的經濟發展階段有三方面的變化值得重視。

　　第一是成本水平變化。中國的成本水平提高，低成本優勢不再，想要繼續依靠低成本優勢發展的產業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人均GDP約為156美元，這意味著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在經濟學的語境中，貧窮還有另一層含義，就是成本低。在低成本的前提下，只要產品質量還過得去，容易找到市場，這在經濟學中被稱為低成本優勢。

　　改革開放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國利用低成本優勢，以及中國人民的聰明智慧和辛勤勞動，經濟實現快速增長。2023年我國人均GDP已達到12700美元，距離世界銀行規定的高收入國家門檻只有一步之遙。這意味著我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改善了。但與此同時，成本水平也上升了。

　　當前的低端制造品市場，很多已經被來自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印度、越南等國家的產品所占領，因為這些國家的生產成本比我國低。在此情況下，我們面臨的挑戰不言而喻，只有做出更好的、附加值更高的產品，進一步提高效率，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擁有競爭力。

　　第二是人口結構變化。人口老齡化帶來了巨大挑戰。

　　改革開放后，我國享受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指的是在整個人口中，年輕勞動力的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在總人口中的占比不斷上升，這對經濟發展肯定有利。

　　但這一趨勢在約十年前開始發生逆轉，目前我國老齡化人口在人口總量中的占比已達15%。按照聯合國的標準，我國社會已經呈現出中度老齡化的特征。勞動人口不斷減少，老齡人口不斷增加，老齡化對經濟增長會帶來一定沖擊。

　　第三是國際市場環境變化。從全球化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過去40多年，我國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全球化的世界經濟環境。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興起就遇到全球化的好時代，各國都在開放市場，我國的出口和直接對華投資在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F在這兩方面的拉動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全球化市場中的限制越來越多，全球化趨勢已經發生逆轉。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在大選期間他聲稱要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征收60%的關稅，最近又在社交媒體上揚言黨政第一天就要對中國產品加收10%的關稅。國會的一些政客也提出要取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PNTR）。

　　為什么要提升創新能力？

　　在上述三大挑戰疊加的背景下，要做出怎樣的改變，才能保持經濟增長？我認為關鍵是增長模式要發生轉變。過去40多年支持中國增長的這一套習以為常的做法，將來已經很難持續。

　　要轉變增長模式，必須更多地靠創新，從過去建立在低成本水平優勢基礎上的粗放式、要素投入式增長，走向創新驅動式增長。

　　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如何在勞動人口減少的情況下實現持續經濟增長？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挑戰。

　　2023年，日本央行原行長白川方明曾在國發院“央行行長系列講座”中擔任其中一期的主講人，其演講內容是日本經濟發展的經驗和對中國的啟示。從1990年到2020年，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相比同期的德國、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其他七國集團經濟增速，日本的GDP增速很慢。但是，如果把這一時期日本的GDP轉化為勞均GDP，再與七國集團其他國家同時期的勞均GDP相比，日本反倒是增長最快的那個。因此白川方明得出結論，“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經濟的問題不是缺乏活力，而是缺乏勞動人口。

　　雖然學術界對白川方明的這一結論存在爭議，但他的觀點仍具有參考價值。老齡化時代，雖然勞動人口數量減少，但每一個勞動力的勞均GDP產出依然有望保持強勁。那么我國有沒有可能避免重走日本“失去三十年”的老路呢？

　　第四次工業革命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數字技術中的互聯網、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等，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經濟形態，即便在勞動力人口減少的情況下，仍有可能繼續提高效率。

　　《中國2049》課題組專門邀請了一位勞動經濟學家和一位數字技術科學家對此做過專門的分析，結論認為人工智能技術如果做得好，就可以彌補勞動人口減少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怎樣才能把人工智能技術做得好？這是值得好好回答的問題。

　　圖1中藍色柱狀條代表1994-2022年間中國GDP的增長情況，紅線則代表這些年中美GDP的比率?？梢钥闯?，從2001年開始，紅線開始明顯上揚。短短20年的時間內，中美GDP比率已經從12.7%飆升至最高75.5%。

　　圖1

　　但這一比率自2021年開始下降。盡管這可能與那些年美元升值的背景有關，但若中國經濟持續上揚的勢頭持續遇阻，未來經濟前景是否會受到影響？

　　對上述疑問，只有一條有效的回應策略，那就是依靠創新。創新已經成為下階段拉動經濟增長的非常重要的驅動力量。創新做不好，我們的經濟將來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如果說過去的增長模式是低成本基礎上的要素投入型，現在需要轉向創新驅動型。

　　創新驅動型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對于創新驅動型發展，如果要落實到一個簡單的指標，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就是要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中央提倡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對經濟學者而言，最終也是要落到全要素生產率。什么是全要素生產率？就是在給定投入的情況下，能有多少產出？產出越多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越高，經濟發展更高效。想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提升創新能力。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創新主要是模仿和學習。當前我國人均GDP已經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我們距離國際經濟技術的前沿也越來越近。這時候我們更需要原創式的創新，把自主創造轉換為生產力。

　　我國汽車產業的發展歷程就是很好的例子。雖然起步較晚，我國汽車業從剛剛入世時的一窮二白，發展到今天已經實現連續15年汽車產銷全球第一，連續9年新能源汽車產銷全球第一，2023年我國的汽車出口量已經位居全球第一。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加持下，我國汽車業成功實現“換道超車”，以傳感器、信息通信、大數據、高精度地圖等為代表的智能網聯汽車與全球技術先進國家并駕齊驅，以動力電池、充換電基礎設施等為代表的新能源汽車已經遙遙領先。這足以說明，在創新驅動型增長方面，我國還是大有可為。

　　對于中國的創新能力，國際上存在一些質疑聲音。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ael E.Porter）是研究國家創新能力問題的權威專家。波特教授認為，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由兩大類因素決定，第一類是對研發活動的投入，包括科研人員的配備和研發資金的投入等；第二類是研發投入產出比。

　　我國在科研投入、人員配備等方面實力不俗。每年的大學畢業生里有很多工科的技術人才，英國的《經濟學人》雜志甚至認為中國的科研人員總數已經超過美國和歐洲。2022年我國R&D經費投入強度（R&D經費與GDP之比）為2.54%，R&D經費投入強度水平在世界上位列第13位。然而我國的研發投入產出比相對之后，

　　人力、物力的投入不少，產出的前沿性、原創性創新成果并不多。

　　2022年，倫敦政經學院的兩位學者曾發布了一份報告，專門比較和總結歐洲、日本、美國和中國知識產權在前沿技術領域里的占比。如果只看專利數量，在區塊鏈、自動駕駛、計算機視覺領域，中國的提升速度非?？?，但如果考慮到技術的質量，我們的實力還沒有那么強。

　　從圖2可以看出，藍線代表的中國專利的追趕態勢已經非常明顯，在一些領域我們已經接近歐洲、日本的科研實力，但距離美國還有不小差距。

　　圖2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的科技能力與發達國家仍有差距，這實屬正常。這意味著我國在科創領域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除此之外，邁克爾·波特還列出了一些影響創新效率的因素，例如知識產權保護、經濟開放度、科研機構參與、民營部門活躍度、技術專業化程度、知識存量等。

　　如何實現創新驅動型增長？

　　1、人工智能的創新

　　多數觀點認為，就人工智能的發展水平而言，美國和中國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一成績已經相當了不起。中國和美國的差距有多大？關于這一點，專家們的看法不盡相同。最樂觀的觀點認為，中國趕超美國只需六個月；悲觀的觀點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美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創新不是刻舟求劍。在我看來，即便我們用了六個月時間完成趕超，六個月之后，美國可能又有新的創新問世。人工智能的發展不是算力、算法、數據簡單的拼插組合，中美人工智能發展的差距并不僅僅存在于某個單項領域，更多地是以上三要素系統組合后，能否絲滑、順暢地運轉起來。

　　創新是一個系統性工程，不能用機械的思維進行預估；創新需要土壤，需要精心呵護才能成長。對此，政府需要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

　　2、產業政策的利弊得失

　　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比如在創新方面，完全依靠市場手段，依靠一家或幾家企業實現技術突破，這樣的做法存在太多不確定性。這時候政府給予一些適當的產業政策支持，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產業政策目的應該是克服市場失靈，在市場沒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之時，產業政策可以助力企業順利進入新興產業。從這個角度而言，產業政策是有必要的。如何發揮產業政策作用，彌補市場的不足，且不對市場的正常運行有明顯的副作用，這就非?？简炚闹腔邸?/p>

　　比如新能源領域，國家為支持大家多做新能源產品，給予了一些產業政策層面的支持。政策對創新大力支持肯定沒問題，但是從理論上來說，無論補貼還是支持，都要在市場這個大框架下進行，支持的重點應該放在克服技術瓶頸方面。

　　然而目前的情況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想為支持新能源產品出力，有些工廠即便做得不算好，在中國大地上也能找到愿意接受并支持它的地方政府；有的企業因經營不善想要退出，地方政府因為擔心就業，拒絕企業退出。這些做法是有問題的。

　　3、規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

　　改革開放之初，放權改革曾是最為有效的經濟改革舉措之一。中央的一些權力下放到地方，激發了各層各級的活力，形成了所謂的“GDP錦標賽”。然而行政放權不等于市場化改革，市場仍然沒能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當前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行為甚至拖了創新的后腿，限制了市場的作用。

　　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規范地方招商引資法規制度，嚴禁違法違規給予政策優惠行為，包括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等措施，相信這些都將對未來的創新發揮支撐作用。

　　4、民企是創新的主力

　　民營企業在各國都是創新的主力軍，在我國也不例外。對于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大家都非常清楚。今天民營經濟已經具有“56789”的特征：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該如何提升并保持企業家的信心，尤其是民營企業家的信心，確保他們有動力參與到創新中，這對于我國未來的經濟命運至關重要。

　　支持民企就是支持創新。在我看來，應該把對民營企業的重視程度提高到非常高的地位。民企應該享受公平的待遇，還應從法律層面來確定民營企業在公平準入、公平競爭方面的地位。

　　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支持有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向民營企業進一步開放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這些政策精神非常好，希望能有效落實。只有企業家的信心，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的信心高漲，我國未來經濟可持續增長才有希望。

　　5、金融支持創新活動

　　金融對于創新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除了科技創新還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本，才能把技術轉化成一個新興的產業。

　　因此，一方面要支持資本投資創新，另一方面也要提供好的金融服務。正所謂“好的規則讓壞人做好事，壞的規則讓好人做壞事?！睂τ诮鹑谫Y本，要盡量多用市場化的監管手段，少用行政性的命令加以規范。比如鼓勵和規范發展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基金的作用，發展耐心資本等。

　　糾正問題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完善規則，把規則落到實處。

　　6、保持開放的重要性

　　當前我國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市場和國際環境與過去已有很大不同。在諸如美國“小院高墻”這種復雜的國際環境中，保持開放度對創新而言格外重要，固步自封則難以保持高水平的創新。

　　正如耶倫到訪國發院時對我國新能源汽車產能的質疑。據我了解，2023年我國出口到美國的電動汽車數量非常有限，大約一萬輛左右。耶倫4月份訪問中國，5月份美國政府就把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關稅稅率從25%提升到100%。在一些美國智庫專家看來，這里面的政治考量遠遠大過經濟考量。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對兩黨而言，除了傳統票倉，爭取搖擺州的選民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些搖擺州有龐大的汽車產業，加關稅就是民主黨政府爭取搖擺州選民的一種手段。這更多是一種表態，與汽車實際進口量沒有太大關系。

　　但我國不能因此就故步自封。畢竟美西方國家仍然掌握著世界上大部分的先進知識和科技，與這些國家的前沿科技機構保持交流非常重要。當今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攻克所有的科學難題，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宣稱掌握所有的前沿技術。所以，開放度是一個十分關鍵的變量。在地緣政治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至關重要。

　　未來，要在堅持多邊框架下，堅持維護開放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體系。簡單說要讓IMF、世界銀行這些國際組織繼續發揮作用。在這些國際組織框架之內，找到立場相近的國家，一起維持相對開放的貿易和投資體系。與此同時，也不排除單邊的開放，比如最近我國推出的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對于提升中外交流大有裨益。同時對33個最不發達的非洲國家實行零關稅政策，既反映了我國開放的決心，也體現了我國支持全球南方國家的情懷。

　　關于未來的建議

　　目前看，我國“新三樣”的主要市場在歐美，但歐美市場面臨的困難變得越來越多，不確定性越來越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建議把目光更多地放到全球南方國家，也就是發展中國家。我提出“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的思路是受到二戰結束時美國實施的馬歇爾計劃的啟發。那時候，美國斥巨資支持歐洲國家重建、復興，最后達到了利人利己的效果。

　　新能源產品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極具價值，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綠色轉型的任務，需要新能源產品。這些國家沒有技術，缺乏資金，憑借自己的力量很難生產出新能源產品?！叭蚰戏絿揖G色發展計劃”可以使用商業性工具、政策性工具、甚至直接援助，支持全球南方國家綠色轉型和經濟發展。這樣做的好處是多方面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長期貿易順差對我國的發展不利；短期看也需要海外市場消化產能。

　　過剩產能問題在國內是長期存在的，不是今天才有。過去我國把過剩的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沒有引起太大反應。所以，就算每年都存在過剩產能的問題，可以通過出口消化。很多企業家也認為，只要能賣得出去，只要有市場，就不算過剩。隨著地緣政治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一些政客認為只要存在潛在影響，就會拿中國的產能做文章，這是必須清醒認識到的國際新環境。

　　必須認識以中國已經從小國經濟轉變為大國經濟。小國經濟和大國經濟有什么差別？主要進出口量的增減會不會影響國際市場的均衡。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大國“賣什么，什么變便宜；買什么，什么變貴”，這是大國經濟一個典型特征。如果這時候還像過去一樣大量地向國際市場出口產品，確實會影響國際市場的均衡，引發一些國家的憂慮。

　　對此，必須引起重視。今天的美國政府依然想把制造業吸引回美國，為本國的小鎮藍領青年創造就業。從經濟學角度看，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然而從美國政府的角度看，這是大國經濟必須考慮的問題。我國既然已經成為大國經濟，就要多考慮別國可能的反應，提早加以應對。

　　拜登的前總統經濟委員會主席Brian Deese在今年9月-10月期的《外交關系》上發表文章，倡導“清潔能源馬歇爾計劃”。他甚至在文章中提到，在中國也有人提出類似的倡議計劃。既然美國和我國都在考慮相似的問題，我認為可能有上中下三種情形：

　　一是上策，中美合作帶動全世界實現綠色轉型。美國有技術、有資金，但沒有產品；中國是有資金、有產品。倘若中美能攜手合作，這不僅是中美共贏，更是全世界的共贏。

　　二是下策，即相互拆臺，各做各的。

　　三是中策，假如中美能各自找到自己的合作伙伴，即便是各起爐灶，對整個世界而言也是好事。

　　但隨著特朗普即將上臺，美國實施清潔能源馬歇爾計劃的可能性幾乎已經不再存在。事實上，有傳言，特朗普團隊在準備再次退出巴黎協定。

　　客觀而言，長期存在的貿易順差可能對我國不利。因為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思維不是由經濟學分析來主導。當年特朗普之所以發起貿易戰，其思維就是典型的“交易思維”，即買我的東西，就是我的朋友；不買我的東西，就是占我便宜。歷史上也有很多政治、軍事沖突事件，根源就在于貿易嚴重失衡。

　　因此，學會和經濟伙伴共同發展、共同成長，或許是未來保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思路，也是我國成長為大國經濟的一門必修課。

　　下一步的經濟增長主要靠創新。但是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終要看各自的能力。過去，企業的競爭優勢主要是靠成本低，現在則要靠產品與服務的獨到性。希望企業不要盲目追逐地方政府的優惠政策，最終使得創新數量上升但質量下降，要多專注自己擅長的事。

　　來源：北大國發院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