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李庚南

　　近年來，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和難預料性，我國經濟增長引擎正從投資拉動向消費拉動轉變。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壓倉石”作用凸顯。經濟增長所面臨的矛盾也因此越來越聚焦于消費。消費增長乏力是我國經濟企穩回升面臨的核心難題和亟待突破的瓶頸，這已成為一種共識。日前，國家發改委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打造消費新場景培育消費新增長點的措施》，圍繞餐飲消費、文旅體育消費、購物消費、大宗商品消費、健康養老托育消費和社區服務消費等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舉措。剛剛結束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關于促進消費增長的呼聲猶余音繚繞。

　　那么，在供給沖擊、需求收縮、預期轉弱格局尚未根本改變情況下，如何立足創新驅動，探索提振消費的現實路徑？這其中，有一些認知困惑需要紓解。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當前消費到底足還是不足、增長快還是慢？

　　在這一問題上，顯然宏觀層面與微觀層面、不同群體的感受均存在一定“溫差”。問題聚焦于如何理解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82.5%的高水平與客觀存在消費不足（消費降級）的矛盾。

　　按照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82.5%，也就是說5.2%的GDP增長中消費貢獻了4.3%。同期，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僅28.9%，進出口對GDP的貢獻率-11.4%。2024年一季度，這一格局基本不變：消費、投資、進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分別為73.7%、11.8%和14.5%。

　　相較于投資、出口的表現，消費的增長應該很“亮眼”了，但為什么市場各方仍認為當前消費明顯不足呢？一個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格局與結構已發生轉變。在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驅動的經濟增長格局下，投資增速受房地產市場影響、基礎建設驅動邊際弱化和制造業投資需求疲軟影響持續走低，進出口受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不確定因素影響舉步維艱。這種情況下，原本偏弱的消費被動擔綱起驅動經濟的主力。消費貢獻率高反映了這種格局下被動的提升，實際上也反映了經濟增長對消費驅動訴求的上升。通俗地說，就是需要消費“多出力”，才能維持經濟增長的預期。而經濟增速的下滑，反過來“問責”消費增長的不力。

　　從反映消費的高頻指標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看，雖然較疫情期間有明顯改善，但總體態勢不盡如人意。其中，社零數據經歷了2020年大幅下挫、2021年大幅上漲、2022年大幅回落到2023年的明顯回升的大起大落，基數效應成為指標大幅波動的主要原因。自2023年5月以來，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速、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累計同比增速總體上均呈現持續下行態勢。截至2024年5月末，全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4.1%，較上年同期下降5.2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累計同比持續收縮至0.1，較上年同期下降0.7個百分點。

　　可見，反映消費增長的宏觀指標與微觀主體對消費感受存在明顯“溫差”。當前市場普遍認為的消費不足實際上反映的是一種相對狀態，是相對不足而非絕對不足。消費乏力既是在“三駕馬車”“跛行”狀態下相對于市場對消費增長期望值的“不及預期”，也是相對于消費既往的增長態勢，反映了消費本身增長的緩慢。

　　其次，究竟是消費供給不足，還是消費有效需求不足？

　　在肯定消費增長乏力對經濟增長的拖累這一共識基礎上，如何診斷當前消費乏力的癥狀，對癥下藥？最為關鍵的是，要首先弄清楚當前的消費不足，問題出在供給端還是需求端。這是“破題”的關鍵，直接涉及刺激消費增長的政策發力點和政策的有效性。

　　在剛剛結束的2024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世界經濟論壇理事會成員朱民認為，當前消費不足有很大的供給原因，從必需品消費走向發展消費是當前消費市場面臨的重大變化。對此，筆者并不敢茍同。把當前消費不足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歸結為供給原因，顯然與現實情況存在較大反差。

　　試想，如果是消費供給不足，那么按照供求原理，消費品價格應該上漲，并反映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居民消費信心增強。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均呈下降態勢。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5月末，CPI已降至0.1（2020年初為5.4）。2024年一季度末的消費者信心指數、消費者預期指數、消費者收入預期指數、消費者滿意指數分別為89.4、89.83、98.4和88.23，分別較疫情前（2019年末）下降37.2、39.47、27.5和30.57個百分點。其中，2022年3月成為消費者信心由樂觀轉向悲觀的轉折點（見下表）。       

　　而居民消費意愿下降最具說服力的指標莫過于居民儲蓄存款的逆勢增長。截至2024年5月末，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144.1萬億元，較上年末增加7.1萬億元，同比增長11.23%，遠高于金融機構各項存款6.7%的增速。實際上，“消費降級”并非市場杜撰出來的現象，而是微觀主體最深切的感受。如果真要說是消費供給不足問題，那也是供給與需求結構出現了錯配的問題。特別涉及醫療、教育等公共產品消費方面存在資源配置不合理問題，導致消費供給與消費需求的錯配。

　　誠然，在總體消費需求萎縮格局下，也存在消費結構的變化，包括必需品消費向發展消費的轉變。但這種轉變本身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未必是近兩年的突變因素。而且，結構性因素并不能改變整體態勢。實際上，從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與各項支出比較看，所謂的發展消費并未形成對必需品消費的置換效應。可見，消費有效需求不足才是當前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表現，也是當前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痛點。

　　當然，最終消費除了居民生活消費外，還包括政府消費。政府性消費的增加，可能導致政府在轉移支付、社保支出等方面的不充分、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對居民消費形成擠出效應，導致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降低。因此，如何整體上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合理分配勞動報酬與其它要素報酬的比例，或是問題的關鍵。

　　那么，如何解開消費面臨的“死循環”

　　消費既是經濟發展的終點，又是啟動經濟的起點。消費不足傳導至生產端，表現為訂單不足、銷售乏力、效益滑坡，因此導致投資意愿下降；而生產投資下降，意味著經濟“蛋糕”變小，意味著居民收入減少、可支配收入下降，因此導致消費需求下降。這無疑是一個“死循環”。只有在合理消費的帶動下，社會再生產各個環節才能正常運轉。我國消費增長面臨的下降壓力，以及投資、消費、進出口的失衡，問題顯然是相互關聯的，不能割裂地看待消費下降的壓力。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Christopher PISSARIDES認為，中國需要的是更多的消費，而不是AI來提高生產力。這話顯然有失偏頗。

　　消費不足問題的解決，顯然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就消費論消費。消費問題要在發展中解決，應在與投資、出口的聯動中解決。促進消費的恢復與擴大，需要從當前制約居民消費的核心問題即消費能力與消費意愿入手。

　　居民消費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是居民收入，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剖析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既有收入水平的制約，更多地是收入預期的不穩定、不確定性。收入水平下降、收入預期不穩、收入結構不合理是導致消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其實質則是收入分配機制方面的不均衡問題。

　　從長期看，要從消費意愿破題，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優化消費環境，穩定居民收入預期，增強居民消費信心與消費意愿，使居民敢于消費、善于消費。當然，從長遠看，社會保障無疑是增強消費信心的關鍵，但社會保障的完善顯然非一朝一夕之功。“遠水難解近渴”。要改變當前消費不足的狀況，使消費這一經濟增長引擎盡快正常“工作”起來，發揮“壓艙石”作用，顯然亟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短期解決方案。

　　從短期看，關鍵就是要切實增加居民收入，讓居民的錢袋子“鼓起來”，以增強居民有效購買力。一是推動絕對購買力的提升，即穩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既包括改善收入分配機制以提升工薪階層收入、完善流通機制以促進農村居民收入，也包括財政“撒錢”補貼的方法。但撒錢不僅需要財力的支撐，而且需要探索有效、可行的，符合國情、民情的方式。直接發放購物券（有指定期限的代金券）或是短期有效的方式。但消費券發放的方式應以配額形式而非網絡秒搶的方式，以體現社會公平。二是促進居民相對購買力的提升。包括：降低包括推動房價在內的大宗商品價格；改善居民資產負債表，促進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而不是相反），總體上提升居民家庭資產價值，從而增強居民消費的底氣，增強居民的消費信心。其現實路徑是有效激活樓市、股市兩個市場。三是推動金融賦能消費增長，積極穩妥發展消費金融。 所謂積極，就是要結合消費場景的拓展，創新與之相匹配的金融服務需求；所謂穩妥，就是要堅持金融供給的審慎性，要強化消費金融供給的適當性管理，高度重視金融健康。此外，還需大力改善消費環境。要通過強化消費者保護措施、提高消費品質量，營造“敢消費”氛圍。

　　(本文作者介紹：先后供職于工商銀行、人民銀行，現為銀行監管部門人士，長期負責小企業金融服務推進工作，潛心研究小企業金融服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