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滕泰

　　一、中國企業出海：有沒有戰略？能不能停止內卷？

　　從全球范圍來看，我們正面對兩個重大的機遇，一個是海外需求旺盛。疫情以來歐美國家大量發錢，一度曾降息到零利率，雖然付出了三年高通脹的代價，但的確也帶來了資本市場繁榮、消費繁榮和旺盛的需求。日本經濟在多年負利率和近年日元大幅貶值后，也走出衰退和通貨緊縮，呈現出需求和就業旺盛的繁榮局面。在這種海外需求旺盛的背景下，過去幾年，凡是有出海戰略、海外銷售占比高的中國企業，都取得了比較好的經營業績，反之，沒有出海戰略的企業，就只能在國內市場上“內卷”。

　　第二個重大機遇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高盛預測，未來十年人工智能將帶來至少7萬億美元的經濟增長。假設這個預測是正確的，它也只反映了人工智能影響的20%。剩下的80%影響不是經濟增長，而是對原有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變。就像面對30年前的互聯網，很多商業企業、交通運輸企業、金融企業曾經認為互聯網跟他們沒關系，但是后來互聯網徹底改變了商業、金融業、交通運輸，以及各行各業。所以今天各行各業都應積極關注、及時運用人工智能的最前沿技術。據說包括煤炭采選在內的很多行業，在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后，都能提高15%以上的工作效率。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開啟一個新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正在引領全球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經濟繁榮長周期，能夠帶來至少10到20年的新增長動力。

　　在面臨這些全球機遇的同時，中國經濟在國際上也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挑戰。

　　第一個就是歐美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最近美西方國家又在制造“中國產能過剩”的謬論，回顧世界經濟發展歷史，如果不面對全球市場，讓英國、美國、日本等產品只在其國內銷售，這些國家在工業化階段都會出現所謂“過剩產能”。事實上，由于各國消費者都喜歡物美價廉中國產品，那些在中國制造面前沒有競爭力的產能，才是應該退出全球市場的過剩產能。

　　雖然在外交、外貿領域，我們必須在海外爭取權益、擴大海外市場，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即便是像英國、美國工業化階段那樣，其海外市場有強大的全球軍事力量、政治力量作保證，有他們所主導的貿易體系和金融體制作保證，但是英國的制造業優勢和貿易比較優勢最終也消失了，美國曾經的制造業優勢、貿易優勢也轉移到了亞洲，我們的制造業和貿易比較優勢受到挑戰也是必然的——所以，除了鞏固制造業和貿易比較優勢，中國如何培育跨國投資優勢、金融優勢和科技優勢？

　　今年四月份，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支持民營企業出海，我們的民營企業，哪些有出海戰略和全球化布局？那些已經有全球化布局的企業，還需要哪些提升呢？

　　在海外市場上，很多中國企業拼命殺價，把自己國內的競爭對手殺成虧損，甚至自己的產品也虧損出售，不但造成很多的損失，還經常被征收高額關稅。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中國企業為什么不能自己形成一定的價格聯盟，把產品在海外賣得稍微貴一點？從而讓企業多一點利潤，給員工多發一點工資，讓政府節省一點財政資源？所以中國企業不僅要出海，而且要有出海戰略，不能這樣在海外市場一味惡性競爭、自相殺價，這些都是面對當前的國際形勢我們應思考的。

　　二、服務業占比高才是高質量發展指標，中國未來就業主要靠服務業

　　從國內來看的話，有兩個經濟深度轉型已經不可回避。

　　第一個轉型是供給結構的轉型。在2023年5月第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三次產業的融合發展，避免割裂對立”。為什么強調融合發展呢？因為在過去幾年里面出現一種錯誤的傾向，把制造業的發展跟服務業的發展對立起來，片面強調提高制造業的占比提高。

　　農業是基礎，制造業是一個大國競爭力的體現，但不論是農業的重要性，還是制造業的重要性和發展水平，都不是體現在它在經濟內部的占比上。

　　100年前農業在中國經濟的占比是多少？肯定是80%以上。但是那個時候人們吃不飽飯，農業解決不了溫飽問題。現在中國農業在GDP的占比是多少？7%左右，但是中國農業的產量早已提高了千百倍，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也早就解決了。所以農業的重要性不體現在占比上，體現在它的技術水平、農業產量和質量上。那么，為什么農業在GDP的占比降低了，它的產量反而提升了呢？因為正是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和占比提高，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工業為農業提供了農業機械，工業為農業提供了化肥，工業為農業提供了更好的水利設施，工業還為農業提供了種子、基因技術，服務業為農業提供了商品流通服務等等。

　　所以農業變發達，不在農業自身的變化，而是因為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和占比提高。工業和服務業的關系也是一樣。在1990年代初期的時候，我們的服務業在GDP的占比只有30%多，那個時候我們的制造業、農業生產力還不像現在這么發達；2000年前后我們的服務業占比提高到40%以上，擠占和降低了工業和農業的占比約10個百分點，結果中國制造業的全球競爭能力已經初步展現；如今，中國服務業達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又擠占和降低了農業和工業十個百分點分的占比，但是中國的制造業已經變成了全球第一——所以，服務業發展和占比提升，為工業提供了人才、科研、商業流通、更高效的協作、更專業的社會分工、更低的成本……服務業的發展和占比提高，不但不會影響制造業的發展，反而是促進制造業發展的動力。

　　所以，政治局會議才需要強調 “推動三次產業融合發展，避免割裂對立”。但是我們很多部門和地方政府，還沒有深刻地領會這些經濟規律和未來趨勢，還錯誤地把制造業占比當做高質量發展指標——如果制造業占比真的是高質量指標，中國很多生產力落后的省份就已經“超越”了北京、上海？美國那些鐵銹地帶的經濟體是否比硅谷更發達？

　　很多企業家也把制造業和服務業對立起來，尤其是很多傳統制造業企業家，動輒公開攻擊互聯網和其他服務業不創造價值，這些都是十分落后的陳舊錯誤思想，會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從就業上來看，我們也要深刻理解未來就業的結構的變化趨勢。當前，我國農業就業人口約1.7億，工業就業人口約2.3億。十年以后，雖然農業和工業的產量會大幅提升，但是由于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工業機器人的應用，農業就業人口大概率會降到一個億以下，工業就業人口可能會降到2億以下。所以，未來工業和農業不但都創造不了更多的就業，反而還會釋放出幾千萬的剩余勞動力，這些主要靠服務業來吸納。

　　如果未來的經濟是這么一種產業結構，面對這樣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轉型，我們的決策部門和地方經濟是否有前瞻性的經濟結構轉型和戰略轉變準備？我們的企業自身到底如何定位自己，如何面對未來呢？千萬不要從現在的經濟業態出發，拘泥于當前的優勢而拒絕未來的戰略改變。一旦智能工廠時代來臨，很多地區很多企業曾經的優勢會在一夜之間蕩然無存。很多北方省份還在把自己的重資產增長模式當優勢，這怎么適應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時代的產業結構變化？

　　三、每年幾萬億低效投資，不如用來發錢促銷費

　　長期以來，我們在需求側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動和投資驅動，出口現在面臨著歐美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那么固定資產投資是不是還可以作為主要驅動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早就明確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怎么理解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

　　在經濟起飛階段多搞一點投資，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每一塊錢的投資不僅有可觀的經濟和社會效益，而且通常都有幾倍的乘數效應。但是在工業化后期和城鎮化后期還保持那么高的投資率，勢必造成極大的社會資源浪費。

　　中國目前的投資率，也就是新增資本形成占GDP的比例，仍然高達42%以上，且已經連續十幾年保持這么高的水平。而其他國家這個投資率比重是多少呢？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基本上都在20%到25%，印度的投資率也只有27%。我們比其他國家高了15到20個百分點。所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來，“要減少低效投資和無效投資”。

　　減少和低效投資和無效投資，總量上未來能減少多少呢？假設我們在未來十年或者五年也能把投資率降低到25%，至少降到30%以下的水平。那么每年至少有10萬億元以上的低效和無效投資會節省出來。根據某部門的研究測算，目前我們很多省份的財政投資不僅效益很低，乘數效應更低，平均的投資乘數小于1，而同樣的財政支出如果用于給居民發消費券，消費乘數大于3——也就是說，如果把每年10萬億的低效投資變成居民收入和消費的話，就會產生30萬億的總需求，那么擴大內需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從投資驅動到消費驅動的深度轉型，不僅要求決策觀念轉變，而且需要深化國民收入和分配體制改革。考慮到當前中央經濟決策部門仍然是投資驅動的體制，地方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抓手也是招商引資、上基建項目等等，因此從認知轉變，到機制轉變，再到實踐變化還有一個較長的過程。

　　從投資驅動和消費驅動的變化，對企業影響也很大，企業要足夠重視這種總需求結構的巨大變化。過去這些年，我跟很多的房地產企業家聊過未來房地產供給和需求結構的變化，警示這個行業的巨大潛在風險，但是很少房地產企業家能聽進去，他們以為自己才是房地產的專家，結果陷入現在的被動局面。希望現在處于投資條線上的企業家們，不要像前幾年房地產企業那樣盲目樂觀，或對未來的總需求結構深度變化不夠重視，一定要前瞻性地做好戰略轉型。

　　四、每降息一個百分點，中國非金融企業可增加1.5萬億利潤

　　在這種格局下，中國經濟各行各業面臨的短期復蘇狀態還是很不一樣的。

　　人工智能、大飛機、船舶制造、出海等產業需求前景無限廣闊，在這些產業鏈上的企業，也必將面臨較好的發展機遇。其中，人工智能對各行各業的改變才剛剛開始，英偉達的市值已經是全球第一。中國的C919大飛機、船舶制造，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全球都面臨著旺盛的需求。希音等很多供應鏈平臺企業在銷售中國的出海產品，在各國消費者中供不應求。

　　半導體、生豬養殖、部分化工品，去庫存已經結束，補庫存正在開始，有的行業產品甚至已經開始漲價。這樣一些產業的復蘇，在投資上可能帶來短暫的好機會和不錯的回報，但是從經濟總量上來講，如果用去產能、去庫存的手段以犧牲一部分企業為代價而讓另一部分企業賺錢，這種方式所帶來的復蘇是局部的假復蘇——因為經濟增加值不但沒有增加，甚至是緊縮性的，就業也沒有增加，甚至是減少的，這樣的局部的、短暫的復蘇是不可持續的，不應該是政府宏觀追求的目標。

　　航空、電子消費品、MLCC、IT服務、部分醫藥、部分非高端消費品等行業，有些已經在弱復蘇階段。但是如果就業、資本市場長期低迷等因素影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費，這些弱復蘇行業隨時還會陷入衰退。

　　還有很多的產業，比如房地產、光伏、鋰電池等等，以及很多傳統制造業，其供給嚴重的局面還沒有得到扭轉，去庫存之路可能還很漫長。

　　總體看，只有需求擴張帶來的復蘇才是可持續的。面對總需求不足，結構性改革與逆周期調節，是擴大內需的左右兩只手，都不可偏廢。供給結構轉型和需求結構轉型的改革都如箭在弦，必須要抓緊時機推進，但這與逆周期宏觀政策擴大內需并不矛盾。

　　我們的逆周期宏觀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還有很大的降息空間。考慮到我們的非金融企業貸款總額在150萬億元，如果能夠降息一個百分點的話，非金融企業的利潤可以增加1.5萬億元；考慮到我們的居民住房按揭和信貸消費信貸的總額在80萬億左右，如果實際利率能夠降低一個百分點的話，中國居民的利息支出也會減少8000億；我們的政府債務，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債務，在降息過程中其利息成本支出也會大幅減少。

　　然而，我們的貨幣政策決策觀念，很大程度上還停留在防通貨膨脹、防股市泡沫、防房地產價格上漲、防人民幣匯率貶值等“過去式”的觀念中。但是現在中國經濟已經不是這樣的形勢，應該盡快轉向防止通貨緊縮、防止股市下跌帶來風險，防止房地產進一步下跌帶來風險，甚至參考日本經驗容忍匯率適當貶值，不但促進本國產品出口，也帶來大量海外游客，促進本國市場繁榮。

　　從國際金融環境看，加拿大、歐洲都開始降息，美聯儲很快也會降息，未來中國的貨幣政策還有很大的降息空間。

　　五、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就是推動中國經濟創新轉型

　　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本身就是助力中國經濟轉型。剛才從需求結構上來講，未來更多的要靠消費需求，民營企業就是在消費領域占比較高；從供給結構上，未來的比重最大、對就業貢獻最大的是服務業，民營經濟就是在服務業領域最活躍。此外，在創新領域、出海領域，都是民營企業最活躍、占比最高，所以，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就是推動中國經濟創新轉型。

　　去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指導意見》，今年又要計劃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這些對于推動民營經濟發展一定會發揮重要作用。此外，從理論創新和社會輿論上，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也十分重要。為此，萬博新經濟研究院作為一個社會智庫，去年與河北省民營研究會合作開展了一個重要課題，就是關于中國民營經濟理論創新。課題組通過對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實踐，以及對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重要文件和領導人講話的梳理和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理論成果建議：

比如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基礎上，提出“國企民企良好經濟生態論”；

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出發，提出“活力源泉論”——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活力源泉；

根據對中國經濟周期的研究發現，提出“民營企業與經濟周期論”——每一次民營企業家集中涌現，就會推動下一步的經濟繁榮，民營企業家的潮起潮落影響中國經濟周期；

從憲法、從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制度出發，提出“長期目標論”——應該把發展壯大民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長期目標；

根據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客觀全面正確認識民營經濟和民營經濟人士的貢獻的要求，我們提出來民營企業家的出資人報酬論、創新報酬論、風險報酬論、管理與復雜勞動報酬論等“報酬五論”。

　　在課題開展過程當中，也得到了很多決策部門領導和專家的大力支持。今年四月份，取這個課題成果內容的最大公約數，出版了《中國民營經濟論：活力、生態與未來》。

　　在新書發布會上，全國工商聯原黨組書記胡德平先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彭森會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先生等幾十名專家學者、知名企民營業家都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發言，他們如此重視《中國民營經濟論》，一方面是因為認可這個課題的成果，認可我們提出的“中國民營經濟十論”，同時更是為所有中國民營企業家站臺，為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鼓與呼。

　　六、企業如何創新轉型，未來財富將會流向哪里？

　　從價值創造的角度談一下對企業創新轉型的一些思考，主要是從“創新函數原理”出發，如何構建支持產品和技術創新的企業管理體制？如何利用場景創新原理、流量創造原理、敘事體驗價值等軟價值創造來推動企業創新轉型？

　　在軟價值經濟時代，全球的財富流向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在農業時代，創造和聚集財富的核心要素是土地，財富分配主要在土地和勞動者之間展開；在工業時代，資本和技術可能是聚集財富的核心資源；而在正在到來的軟價值經濟時代，未來的財富分配將會在研發創意、平臺、內容創作者、流量創作者，包括數據在內的各種信息元素等新的核心資源之間展開。今天，全球已經有六家公司的市值超過了萬億美元，在人工智能時代，未來十年之內就會出現10萬億美元以上市值的企業，這些企業不會是房地產企業，大概率也不會是普通制造業企業，而是科技企業、平臺公司，是綠色發展的企業。

　　（本文根據6月13日作者在“2024全國民營企業綠色發展暨國企民企協同助推河北高質量發展大會”上的演講整理，略有刪減。）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沃頓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華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新供給經濟學和軟價值理論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