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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一：學理解釋與中國經濟困惑  

　　意見領袖 | 周天勇　　

　　專欄按語：筆者用將近5年多的思考，撰寫了《中國：二元體制經濟學—增長解釋與前景展望》一書，近期將由格致出版社出版發行。在此之際，開一《如何清楚地認識中國經濟》專欄，談點自己的心得，與朋友們分享，今天發出之二。

　　特長周期計劃與市場并存的二元體經濟制體

　　從經濟體的類型看，可分為發達市場經濟、向市場經濟邁進但處于發展中狀態、計劃經濟、體制瞬時轉軌、體制漸近轉軌等五種國家和地區。其產出和增長的描述和分析方法也分為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計劃經濟學，現代微觀經濟學，以及市場經濟為基礎國家調控的現代宏觀經濟學。

　　東歐和前蘇聯地區經歷了體制從計劃向市場三到五年的瞬時轉軌，其采用的是凱恩斯需求管理倒用和放開市場的薩克斯方案，因為是短期的應急，不能稱之為能夠描述經濟長期運行和增長的學理。而分析客體一旦轉軌結束，則成為市場經濟或者向市場經濟邁進的國家。

　　中國20世紀50年代向前蘇聯學習，建立了生產資料占有一大二公和資源計劃配置的體制。由于造成生產的低效率增長和資源配置先生產建設和后生活消費的失衡，70年代末開始了向市場調節和多種所有制并存體制的改革。然而，與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各國瞬時轉軌的不同是，漸近轉軌形成了中國計劃與市場特長周期并存的二元體制。

　　由于資源計劃行政管理與市場調節配置的并存，經濟運行中二者之間的扭曲成為常態。市場經濟中可能由反自然壟斷不足形成價格扭曲，造成效率和產出損失。而二元體制中，存在的是體制扭曲，對資源流動和產出能力形成禁錮。當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體制改革盤活了閑置浪費的資源，釋放生產力，增加產出和促進經濟增長。

　　有的學者認為，在一個存在市場機制的國家中，只要競爭主體存在，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和行為，就可以去糾正體制扭曲，避免低效率和產出的損失。然而，一是進行市場化的變通，糾正體制的扭曲，需要支付直接成本、會有機會成本和還有時間成本，并且存在著扭曲最終能不能糾正成功的風險；二是一些扭曲根本不可能被糾正。比如雖然提倡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但擅自在農村建設和農業用地上從事二三產業的建設并利用是違法的；農村土地和住宅不能由集體和農民競爭性交易。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和農民獲得財產性收入，實際上得不到落實。因此，不推進相關體制改革，讓競爭性的市場主體投資創業經營者和民營企業去糾正土地住宅體制扭曲，違法、破產和血本無歸的風險極高。

　　發現認識中國經濟之謎的鑰匙—差值和開關變量

　　然而，資源配置具體的方式，是一種經濟運行的體制安排。體制不是流體，其變化一般來說無法量化測度和表達，因而很難成為解釋產出和增長的原因變量。目前數量方法分析中國經濟問題的算式，大都是流體變量為主的模型。流體是貨幣、商品、資產、勞動、資本、土地、收入和支出等事物，它們本身不是體制；而計劃行政體制是一種對流體流動、配置和產出轉換的規定性安排；體制改革放松，釋放被禁錮的生產力，增加產出和促進增長；體制安排收緊，生產力被禁錮，造成產出損失和增長下行。一個缺憾是：現在所用的主流經濟增長模型，大多都是流體為因果變量的算式，并沒有涉及到體制因素的變化。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是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奇跡的源泉。但在經濟學理上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從原因與結果的內在數量關系方面，證明改革開放增加了產出和促進了經濟增長？

　　就能不能將安排的體制因素數量和變量化，筆者做了一些嘗試：一是將計劃行政體制安排看成是各種流體流動過程中人工安排的閘口和開關；二是觀察市場競爭狀態下的各種標準值、二元體制中的各種實際值和二者之間的扭曲差值，并定義差值是一種體制安排閘口大小的測度和表達；三是對于體制絕對禁止的安排表達為（NO），對于改革放開的允許安排表達為（YES）。

　　如果觀察、抽象和綜合總結，二元體制經濟中，市場競爭標準值、計劃行政扭曲值和二者之間的扭曲差值，普遍地存在于生產、分配和需求三大領域。可以分類觀察到的有，生產領域中，農業就業比率和國有企事黨政單位冗員率差值，國有企業資本利潤率差值，土地利用閑置率差值；分配領域中，居民部門、政府部門、金融部門和非金融企業部門各自收入分配占GDP比率差值；需求領域中，居民消費支出、政府福利支出、FDI投資和和出口額占GDP比率差值。

　　二元體制經濟運行和流程中，存在著特殊的開關變量。如地方政府行政壟斷的土地和城鎮居民住宅可以由市場化交易配置，可以因交易而形成市場經濟意義的財富，其關鍵變量為打開（1）；城鄉土地（包括農村宅基地及其地面住宅等建筑）禁止和不能由使用自然人、非政府法人和集體農民競爭性交易，其關鍵變量為關閉（0）。

　　體制性差值和開關變量，除了上海汽車準入拍賣這樣的特例外，一般沒有價格。當然，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企業和自然人為了糾正體制扭曲，可能要支付一定辦公桌面以下的租金。閘口和開關設置越多，其租金規模就越大。但是，這無法統計在公開的國民經濟核算中。如果二元體制進一步改革，這種租金和成本會大幅度減少。因此，筆者的計算中，對其先忽略不計。

　　尋找二元體制經濟增長的源泉

　　過去的經濟增長的奇跡來自于哪里，未來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還有潛能嗎？筆者覺得，在流體變量為主的各種數理算式中，既可能沒有說清楚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是怎么得來的，也可能找不到中國經濟未來還有增長動力的希望和信心。

　　而在差值和開關為內生變量的數理邏輯的觀察中，筆者發現體制閘口大小受改革變動的影響：比如農村人口城市化率和農業就業比率扭曲值向標準值靠近，人口流動閘口松動，要素市場化配置，提高和要素投入的效率并增加了產出。1978年至今戶籍管理變量仍然為關閉，但對于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從堵截到容忍，從默許到鼓勵，后來實行常住城鎮流動人口居住證體制。這使得原來巨額在村子里掙工分和實物交換的農民，可以流動到城鎮和工商業中務工掙工資，勞動力要素被配置到生產率高的區域和行業并被貨幣化，20世紀90和21世紀的前10年，在勞動力數量投入增長率放緩的情況下，由于勞動力的市場化配置而提高了生產率，強勁地推動了經濟增長的速度。

　　而體制開關變量從關閉到打開，也極大地釋放了財富和生產力。比如，土地和住宅市場化交易從禁止到允許，一是發生一般市場經濟國家沒有的零到市場價溢值，分配法上出售者獲得了一筆收入，支出法上獲得使用財產權需要支付一筆購置款，生產法方面因資產化改革多出來一部分“余值”，即原來無價格生活和生產資料性土地和住宅的溢值性財富。并且，農業勞動從出工不出力到聯產承包種植，土地從單一糧食種調整為一些土地種植經濟作物，農村土地向城市和工商業轉移，這些均提高了土地的生產率。

　　從上面兩段的分析看，與市場經濟國家不同的是，二元體制國家在其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除了獲得了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外，還在要素投入量不變或者相對收縮的情況下，獲得了要素配置改善和土地住宅零到市場價溢值這兩種額外的GDP“余值”，即體制改革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學教科書中將經濟生產核算的“余值”，僅僅理解為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不符合二元體制經濟增長的實踐。

　　差值和開關是二元體制經濟分析中的主要變量，因為它們成了初始的基礎原因，通過建立二元體制經濟內在因果相關變動的數理邏輯算式，可以去觀察差值和開關變化對效率、產出和增長等結果的數量影響。這很有可能在學理方面消除了經濟體制不能量化分析的難點。

　　一方面，通過二元體制經濟差值和開關變量，我們可以計算扭曲和關閉給經濟體系的運行造成的資源閑置浪費、低效率、產出損失和增長下行的壓力。比如，專欄之一中計算的國有企業資產利潤率差值7.48%，造成了16.46萬億元的利潤損失。同時，可以觀察生產成果和溢值財富的流動及收入分配結構是否扭曲，還可以發現“收入—支出”需求流動結構的紊亂和不足，對生產規模的需求可能性約束。

　　另一方面，依據差值數理邏輯，我們可以估算勞動、資本和土地的體制性剩余規模（比如以國有企業資本利潤差值產出損失除以標準利潤率值，可以計算2018年國有企業體制性剩余資本為220萬億元），即巨額的增長潛能。在生產財富、收入分配和支出需求三個環節中，我們也可以估計如果加大改革力度，使各種扭曲值向標準值逼近，使關閉變量變成打開變量，使被體制禁錮的生產力和財富得到釋放，通過巨額體制性剩余、潛能和潛力的充分利用，會加速我們未來經濟增長速度區間。

　　這樣的數理邏輯分析中國經濟，可能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之三筆將簡述差值和開關為主要內生變量的二元體制經濟運算體系。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