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李迅雷

　　以下觀點整理自李迅雷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61期）上的發言

　　一、擴內需的難點

　　隨著外需走弱，內需顯得更加重要。今年從1-2月份的數據看，出口增長為-6%左右，比預期要好，同時也好于越南、韓國等東亞國家。但是隨著全球經濟下行，中國出口增速今年有可能出現負增長，故擴內需顯得非常迫切。未來中國的出口可能不是一個簡單的全球經濟下行引起的周期性回落，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加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中國采取種種脫鉤舉措，使得中國的出口在未來還會面臨多重壓力。在這種背景下，要更多地依靠內需，內需主要是兩項：投資和消費。我國擴內需過去主要是靠投資拉動，但是按照支出法計算GDP，通常投資（資本形成）在GDP中占比在40%以上，且最近三年占比又出現了快速上升。全球的投資對GDP貢獻率平均大概在20%左右，所以投資對中國GDP貢獻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左右。因此，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還是一個外向型出口導向的、以投資拉動為特征的經濟增長模式。雖然投資對經濟拉動作用非常明顯，但這種模式現在面臨多種挑戰和壓力。

　　一是制造業的投資增長空間有限，在投資拉動中制造業占比最高，但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在全球的比重達到30%，今后如果再要上去也有點難度。二是房地產已進入下行周期，房地產投資通常在基建投資中占比25%左右，去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是-10%，這是非常少見的，中國的房地產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上升周期后，現在已經進入到一個下行周期，今后房地產投資增速也會下降。三是基建投資回報率在近些年來持續下行，去年基建投資增長接近10%，對穩增長起到關鍵作用，但回報率已持續下降。雖然未來可以通過投資拉動擴內需，但這駕馬車的動力越來越弱，用“鞭子”抽馬使其加速前進的副作用很大，也就是債務增長比較快，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債務增長非常快。2023年地方政府專項債的額度比2022年持續上升了3.8萬億，但是好項目越來越少，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民間投資也很難拉動，這就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擴內需所面臨的挑戰。長期看，沒有一個盈利模式可以一勞永逸，到了一定階段都會出現諸多的問題。

　　正是由于看到了投資在拉動經濟中的弊端，所以要強調通過擴大消費來擴內需并拉動經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放在優先位置，很明確的就是把擴內需的主力重心放在消費上，但消費在今年及今后對經濟的貢獻能否越來越大，也要審慎考慮。因為現在看，居民部門的消費動力主要來自于收入增長。從過去幾年看，可支配收入增長略低于名義GDP增速，雖然基本保持一致。按照這樣一種現狀，消費要發揮超預期作用，增長明顯超過GDP增長還是存在一定的難度，所以，消費擴張必須要靠收入來保障。其次，我國收入結構也存在一定問題，因為消費主體是中低收入群體，但過去幾年中，中低收入群體收入的增長沒有明顯超過GDP增速，這樣消費這駕馬車最多和GDP保持同步水平。今年各地政府工作報告所提出的消費目標進行加權平均計算是7.1%，2022年同樣各地方對消費的預期增長是7.7%，也就是在預期今年GDP增速明顯上行下，各地對消費增長的預期并不高。各省市GDP目標明顯高過2022年時，各地對消費的貢獻增長率反而比2022年低了，是否反映居民對消費預期不高？消費預期一方面取決于居民收入，另一方面還是取決于居民的杠桿水平。目前中國居民平均杠桿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中等水平，明顯比發展中國家杠桿水平要高。居民在房貸方面的支出比較大，在消費上通過消費貸進行了提前透支，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一方面取決于收入，另一方面取決于居民債務水平，中國居民部門存在杠桿率水平偏高的問題。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近年來占總人口20%的低收入組的平均收入水平是高收入組的1/10不到，說明這些年中國居民部門的收入結構失衡狀況還是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如果要把消費放在擴內需的優先位置，多舉措、多渠道來增加居民收入，通過提供便利性的消費場景來刺激消費，比如對大宗消費進行優惠等等。在刺激消費方面供給側表現良好，關鍵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這恐怕是未來長期存在的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21年和2022年連續兩年都提到“三重壓力”，即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說明消費一方面受到需求收縮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預期轉弱、信心偏弱的影響，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

　　二、政策建議

　　改變需求收縮、預期轉弱的局面，需要在政策層面作更加長遠規劃。當然也需要兼顧短期經濟增長的兩大目標，一是高就業，二是低通脹。高就業是經濟增長目標，在短期來講需要獲得一種動態平衡，但是在動態平衡的同時又要追求長期結構合理，避免長期結構扭曲現象。把消費放在優先位置，改變目前經濟增長的模式，從投資拉動轉到消費拉動，這不是短期能實現的目標，而是需要長時間努力的，需要在每年穩增長目標基本實現的前提下進行收入結構性調整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這不是一兩年就可以實現的，比如經濟增長的模式從計劃經濟向出口導向型、投資拉動型轉變，也經歷了十幾年的模式轉變。出口和投資拉動這種模式在前期優勢非常明顯，因為有巨大的人口紅利，而且過去中國固定資產規模很小，所以可以施行大投入和發揮比較優勢、出口導向的策略，這些在過去非常順也非常對，但在今后的轉型過程中可能會比較漫長，需要不懈的努力。所以，讓消費在經濟發展中起基礎作用，讓投資在經濟發展中起關鍵作用，讓出口在經濟發展中起支撐作用。但短期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尤其2011年以后中國經濟下行一直在持續，靠投資拉動這樣的逆周期政策，這也是很合理的。

　　但中國經濟不可能長期維持高增長，肯定會從高增長要降至中高速增長。十九大以后提出目標，要實現高質量增長，所以經濟增速下行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壓力。但是，如果過度看重穩增長的目標，就可能采取更多逆周期的政策來平滑經濟周期，其短期穩增長效果是非常明顯的，但也因此帶來了長期結構失衡問題。過去三十年，全球幾乎所有國家都出現過兩次以上的經濟負增長，有些甚至出現四、五次，而過去30年中國的GDP增長曲線非常完美，沒有出現過負增長。而實現這種完美更多的還是靠投資在經濟發展中起到關鍵作用，也就是逆周期政策的加力，但相應地用在消費方面的力度就不夠，使得經濟結構扭曲問題長期得不到穩妥解決。未來在實施擴內需戰略，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雙措并舉的情況下，除了要關注短期目標，更要關注長期目標。如果為了穩增長而采取逆周期政策，使得長期的改革目標被延后，其實后面將承擔更大的成本。我建議還是要堅持不懈地推進結構調整，以確保長期目標的實現。2035年中國要建成中等發達國家，在共同富裕上要有顯著效果，需要在稅制改革、促消費、提高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本文作者介紹：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