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新結構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主要強調的是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經濟結構是不一樣的，而這種經濟結構的差異是內生的。這就是新結構經濟學的主旨。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也是社會主義革命所要實現的目標。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差異。

　　正如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所言，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收入的不平等是主要的問題，且窮人和富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領導人反復強調，我們必須要實現共同富裕。消除貧困、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以及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施政的重要舉措。本文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解讀如何在中國實現共同富裕。

　　一

　　實現富裕，首先要增加人民的收入

　　要實現共同富裕，則要求提高每一個人的收入，同時要縮小貧富差距，也就是需要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實現這個目標。怎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要增加收入，就要增加人的勞動生產率。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要對現有的產業進行技術創新。同時，要進行產業升級，增加新行業的附加值，使勞動力和資源得以從附加值低的行業，例如，農業，重新配置到附加值高的制造業、服務業。這樣就可以增加工人的收入。顯然，這也是實現富裕的機制。這個理念是簡單的，但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二戰以后一直被困在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陷阱。在大部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收入也是兩極分化。

　　實現共同富裕要增加人民的收入，同時又要縮小貧富差距。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要遵循其比較優勢，若能如此，就可以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實現共同富裕。

　　二

　　通過比較優勢推動經濟發展

　　按一國的比較優勢發展，在一次分配中可以實現高效、平等發展。因為所有的行業都符合比較優勢，生產成本低，這個經濟體就具備高度的競爭力。尤其對于發展中國家，可以發揮后來者優勢，在技術創新、工業升級的過程中獲得快速發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夠高效發展，收入和富裕都是可以同步提升的。

　　通過上述方法，也能夠實現平等。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夠沿著自身的比較優勢來發展，就能創造最多的就業機會，勞動參與率就會提高。對于貧困人口來說，要獲取收入的唯一方法是就業。因此，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就能創造最多就業，貧困人口也能夠從工作中獲得收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另一方面，如果發展中國家依照其比較優勢發展，同時它也可以發揮后來者優勢，經濟增長速度將會非常快，能夠快速地積累資本。這個國家就會從原來的勞動力密集型慢慢轉型為相對的資本密集型的結構。而這樣的轉變，則可促成產業升級成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勞動力又隨之變得相對稀缺，工資也會快速上升。資本回報反之會因為勞動力的短缺而下降。對于貧困人口來說，收入主要是來自就業，因此，工資的快速上升就意味著其勞動力資產變得越來越有價值。而富裕階層的收入更多地來自資本。在資本相對比較充裕、資本回報降低的情況下，富裕階層具有優勢的資本的價值下降，而窮人擁有的資產的價值上升，收入分配就會趨于公平。這就是亞洲模式，包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都實現了增長和公平。我國在轉型期，按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業的省份同樣發展較快，收入分配也有所改善。因此，在一次分配過程中，如果能夠抓住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則可以同時實現效率和公平。

　　不僅如此，如果能夠抓住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在二次分配當中，其中一個結果就是企業會有自生能力，不再過度依賴政府的補貼和保護，政府可以減少利用財政收入去補貼經營不良的企業，轉而用更多的財政資源去投資教育，提升勞動力的就業能力。政府也可以投資基建，縮小各省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政府還會有更多資源去幫助弱勢群體。因此，可以通過政府的二次分配有效地縮小收入差距。

　　在此過程中，有兩類人會成為巨富。首先是企業家，他們懂得怎樣抓住結構轉型帶來的機會。從農業經濟轉向制造業，而制造業又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這是一種結構轉型。有些企業家能夠敏銳地抓住當中的機會實現快速致富。在中國，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廣東省的格力電器、美的電器，他們能夠快速地占領中國市場和國際市場。福耀玻璃的成功同樣受益于這種結構轉型。

　　不僅如此，在新經濟當中，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領域也具有上述特征，創新周期非常短，12個月、18個月就會形成一輪新的產品周期、新的創新周期。這些領域的投入以人力資本為主。在這方面，中國不僅和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而且，在人力資本、國內市場和產業配套上還具有優勢，因此，會出現許多獨角獸。

　　上述兩類企業的所有者會快速積累財富。中國有“己欲立而立人”的文化，所以特別富裕的人也會有動力去幫助其他人，從而能夠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

　　通過以上討論可以看出，若經濟發展遵循比較優勢，經濟增速會很快，在此過程中，收入分配也會越來越平等，這樣就能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所強調的。但是如何在經濟發展中根據比較優勢來發展？比較優勢是經濟學的概念，如何讓企業家自發地遵循？

　　這就需要有兩個必要的制度安排。其中一個制度安排是有效市場。企業家追求的是利潤，要企業根據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必須有一個能夠反映要素稟賦結構中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例如，在資本相對充足、勞動力相對短缺的市場，資本的價格應該相對低，勞動力的價格要相對高，企業家要賺取利潤，就必須進入能夠多使用資本少使用勞動的產業，并采用多使用資本代替勞動的技術來生產；而當資本相對短缺、勞動相對豐富時則反之。這樣的價格體系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才能存在。

　　另外一個制度安排是有為政府。在農業到工業不斷升級的過程中要有一批先行企業，他們承擔了較多的風險，需要政府出臺一些激勵措施鼓勵其發展。另外，要在產業鏈上不斷地向上攀升，改善商業環境、人力資本、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等，而實際上這些改進可能存在市場失靈，也必須由政府負責協調和完善。

　　所以，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共同發揮作用，一個經濟體才能根據自身比較優勢實現更好的發展。

　　三

　　中國亟需建立配套機制

　　1978年之前，中國采用的是計劃經濟，市場的功能被壓制。而在1978年之后，中國采用了雙軌制、循序漸進的發展方式，慢慢地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所謂雙軌制就是一方面保留資本密集的國有企業，政府提供補貼，但政府的保護和補貼會導致其在經濟發展中對市場有許多干預。另一方面，則是放開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并給予相應的支持。經過40多年的發展，通過積累資本，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產業已經逐漸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這時候政府就可以放手，一步一步地消除對市場的干預和扭曲。

　　在產品市場上中國現在基本已經都放開了，扭曲主要存在于要素市場方面。要形成有效市場就必須深化改革，這樣才能實現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在資源分配上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同時，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兩只手的作用。如此，經濟增長才能夠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讓共同富裕在中國變成現實。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