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

　　近日，中金研究院董事總經理趙揚就全球產業鏈競爭問題發表觀點。趙揚首先從宏觀角度回顧了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源起，以要素稟賦差異理論為支撐，簡要闡述了全球化這一現象的必然性。趙揚指出，隨著近40年的發展，中美之間的要素稟賦差異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一變化導致了當下全球產業鏈競爭的加劇。趙揚進而對產業鏈韌性及中美兩國不同訴求進行分析，為我國應對全球產業鏈競爭形勢變化提出了一些應對建議。

　　一、全球化的源起

　　全球化是從單一制成品貿易向全球產業鏈大分工的演變。Helpman曾于1984年在《政治經濟學》上發表過經典文獻，對這個問題給出了解釋。該文在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差異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如果貿易國之間要素稟賦差異大到一定程度時，僅靠制成品貿易并不足以實現要素價格均等化。國際貿易本質是一種利用國家間不同比較優勢而產生的跨國套利行為。Helpman同時指出，當要素稟賦差大到一定程度時，僅靠國際貿易不能夠充分消除跨國套利機會，這時會產生跨國公司，從技術研發、管理方式到市場信息等方方面面發生跨國遷徙，從而出現全球性生產分工，以充分利用并消除要素價格差。

　　隨著“冷戰”結束，全球化誕生了。國際貿易、國際經濟的環境也發生變化，并為跨國公司的多地生產提供了便捷條件，進而出現了跨國投資熱潮和跨國公司興起。從那開始，有人驚嘆于中國的發展，開始討論“世界是平的”。其實，從要素稟賦角度講，世界不是“平的”，之所以我們認為它是“平的”，是由于跨國公司套利使得要素價格均等化導致的。過去40年的全球化，主要是中美合作推動。跨國公司的外國直接投資（FDI）行為，中美是最大的兩個受益國，其背后經濟原理比較清楚，就是中國和美國的經貿合作最符合Helpman文章里講到的要素稟賦差異理論。1984年，按美元計價的中國當年人均名義GDP為250美元，而美國當時的人均名義GDP為17，080美元，所以當時中國人均名義GDP只相當于美國的1.5%，這個數字背后反映了兩國的收入水平，也代表了兩國工資差異，必然會帶來非常大量的跨境資本流動，以FDI和跨國公司的興起等形式呈現。跨國公司的興起帶動了中國生產力的整體進步。

　　二、全球經濟要素稟賦的變化

　　通過分析近幾年工業企業數據，與中國本地公司相比，在華外資控股公司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領先優勢正不斷縮小。1998年，外資企業的TFP顯著高于內資企業；到2002年中國剛剛加入WTO時，外資在TFP方面仍領先內資工業企業；但自2005年以來，差距開始不斷縮小；到2007年，對大部分企業來說，外資和內資的TFP幾乎相等；而到2013年，在某些方面，內資的TFP開始出現領先外資的情況。

　　跨國企業的投資為中國企業帶來效率的增長，而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當中帶來了中國要素稟賦的變化。對制造業來說，最主要的兩個要素就是勞動力和資本，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是勞動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反映為國民收入的上升。同時，中國的勞動力也發生著量和質的切換。計劃生育政策下，政府和家庭的教育投資大幅增加，教育水平大幅提升，因此，中國現在的勞動力結構與1980年時完全不同，現在的勞動力質量更高，但是數量方面幾乎為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人口的數量紅利在消失，但勞動力質量在大幅提升。在資本方面，如今中國的基礎設施位居世界一流，資本產出比（資本存量除以GDP的比例）甚至遠高于美國。通常人們認為，相比于中國，美國是資本更充裕的國家，但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從資本產出比的角度看，如今中國已經不是資本稀缺的國家，中國的資本充裕，存在加杠桿的因素，而中國式加杠桿也與跨國公司的FDI和貿易活動密不可分。因為，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是中國間接融資加杠桿的基礎，推動人民銀行資產擴張的最主要因素就是由雙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的長期增加，推動整個銀行體系的加杠桿，才拉動了中國這些年如此大幅度的投資增長。

　　經過40多年的發展，從人均GDP的角度看中美要素稟賦差異，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2021年中國人均GDP是美國的五分之一，而1984年僅是1.5%，這是數量級的變化（圖1）。相比40多年前，如今中美間要素稟賦差異已不再巨大，特別是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廉價勞動力已經不再是要素稟賦的優勢。在此背景下，再讀Helpman那篇文章，就不難理解當前的逆全球化以及國家間產業鏈競爭問題。過去40年全球化的主要內容是中美合作，那么逆全球化的主要內容就是從中美從合作轉向中美競爭。

　　圖1：中美人均GDP變化，1985~2020 

　　“中美經貿關系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這句話說得很好，因為中美經濟關系的本質就是中美要素稟賦差異帶來的優勢互補。回顧過去40年的全球化進程，本質上中美基于要素稟賦差異而構建起來的經貿合作關系，也同時構成了世界經濟的壓艙石，因為所謂全球化，最根本的動力就是中美經濟關系合作。如果全球化出現逆轉，也就意味著中美關系在惡化，世界經濟會隨之產生動蕩。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中美關系是世界經濟的壓艙石”。

　　三、中國應對全球產業鏈競爭

　　從產業鏈韌性的角度出發，中美產業鏈競爭的風險確實存在。Grossman、Helpman和Lhuillier在2021年發表了一篇文章，比較系統地分析了全球產業鏈和產業鏈斷裂的風險以及相應的對策，其核心觀點是，當前全球產業鏈斷裂的風險會對跨國公司的生產效率造成一定影響。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導致很多產業鏈出現臨時性斷裂，第一次敲響了全球化產業鏈斷裂的警鐘，之后的2018年又發生了中美貿易戰，直至近3年以來的新冠疫情等事件，全球產業鏈脆弱性正被不斷加劇。如今，跨國公司的產業鏈擾動已日益常態化，文章分析指出，美國主要的應對措施就是多元化，避免產業鏈集中在同一個國家或地區，盡可能地分散開，當中有一部分“回岸”，即回遷美國，有一部分“友岸”，即遷至美國的盟友國家，具體的產業鏈遷移結果，需要遵循效率原則。

　　從美國角度出發，美國政府近年來的政策向國家安全傾斜，影響到跨國公司的產業鏈管理。美國政府把一些跨國公司列入實體清單進行制裁，同時越來越頻繁地利用總統行政令制裁跨國企業，有不少還是針對美國本國的企業，因為美國的跨國公司全世界最多，產業鏈和產業鏈的具體管理是由這些跨國公司完成的，很多制裁政策的作用對象往往是這些大型跨國公司。

　　圖2：美國政府措施清單

　　從中國角度出發，保證產業鏈韌性是首要任務，避免因美國調整政策造成我國產業鏈斷裂。討論中國可采取的政策，首先要理解中國的優勢。40年前，中國制造業的優勢是廉價勞動力；而現在的制造業優勢則是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勞動力成本優勢已經退居十分次要的地位。前面還提到FDI帶來中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FDI除了能帶來技術擴散，還可以引導中國的經濟集聚，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形成了大規模的制造業產業集群。此時，在一個地區形成全產業鏈生態，就形成了經濟的集聚效應。這種產業鏈集聚的情況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多見，因此，跨國公司將產業鏈遷出中國的主要制約因素并非出于勞動力成本考量，而是一旦將產業鏈遷出中國后便無法享受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所帶來的成本優勢。

　　產業鏈重塑的制約因素還體現在市場規模層面。上世紀80年代，中國國內市場還很小，跨國公司進入中國時并不在意中國國內市場份額，但隨著經濟發展，這些跨國公司逐漸嚴重依賴中國國內市場，這其中尤以終端消費品企業為主。比如韓國LG，其67%的收入來自于中國，而且由于其產品為消費品，終端市場主要在中國；還有美國高通，其58%的收入來自中國市場，但不同的是，高通是中間品，所以它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沒有數據顯示的這么強；除此之外，美國蘋果公司也對中國市場有一定依賴；美國的特斯拉，其21%的收入來自中國市場。有鑒于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如果是終端品，特別是終端消費品，那些嚴重依賴中國市場份額的企業將很難全面遷出中國。即便美國政府不斷施壓，但企業自身仍在積極游說，爭取盡量留在中國市場，否則這類企業承受的損失太大。這就是一個龐大內需市場的力量。

　　圖3：跨國公司在華市場占比分析，數據來源FactSet

　　綜上所述，如果能夠重新認識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化新時期的優勢變化，并準確把握跨國公司的行為邏輯，對我們妥善應對全球產業鏈競爭至關重要。另外，技術創新也是一個因素，長期來看，兩方面的技術創新是比較明確的，一個是數字經濟，另一個是綠色轉型，中國在這兩方面都有相應優勢，而且與市場規模相關，可以在后續政策制定過程中加以考慮。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個非官方、非營利性質的學術智庫組織。論壇致力于為關心中國財富管理行業發展的專業人士提供一個高端交流平臺，推動理論、思想、創新和經驗交流，為相關決策與研究機構提供理論與實務經驗參考，進而為財富管理行業的發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動力，最終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優化產生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