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拒絕陷阱

2022年06月27日08:30 作者:秦朔

　　意見領袖丨秦朔

　　金磚的成色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四次會晤日前舉行，并共同發布了《北京宣言》。

　　金磚一詞，最初是2001年由時任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他將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的英文名稱首字母組成BRIC，剛好和Brick（磚）非常接近。

　　2003年奧尼爾團隊發布報告《與“金磚四國”一起夢想》，預測到2050年，金磚四國將與美國、日本一起躋身全球六大經濟體。

　　2006年金磚四國外長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舉行首次會晤。2009年四國領導人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首次會晤。2011年南非加入，擴為金磚五國（BRICS）。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那時的金磚國家曾被視為促進全球增長的一股新力量。2009~2011年，是金磚國家的一段好時光。

　　2009年10月2日，時任巴西總統盧拉在里約申奧成功后感言：“今天，我比其他任何一天都更自豪我是一名巴西人。今天是擺脫過去附在我們身上最后一絲偏見的一天：巴西已經走出二流國家隊伍，步入一流國家行列。”

　　2011年12月16日，WTO在日內瓦召開第八次部長級會議，正式同意吸納俄羅斯入世。俄羅斯長達18年的入世“馬拉松”終于撞線。有學者預測，在世界各國疲于應對危機時，俄羅斯經濟會在亂世中加速崛起。

　　而中國作為最大新興經濟體，在2009年前后通過“四萬億”計劃，V型反彈，2009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歷史性的50%。

　　不過，美好的時光往往很短暫。

　　2013年，“金磚之父”奧尼爾就說，“如果能修改，（金磚四國）我只會留下C（China）”。當年8月，摩根士丹利提出“脆弱五國”（Fragile Five），特指那些在經濟增長方面過度依賴外資、在應對風險方面具有脆弱性的新興市場國家。三個金磚國家印度、巴西、南非均在其中（此外還有印尼、土耳其）。摩根士丹利稱，這些國家在2008年次貸危機后吸納了大量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擴張經濟體量，而在美歐經濟復蘇、資本回流的情況下，他們面臨著經濟增速放緩、風險敞口擴大的挑戰。

　　2015年彭博社在一篇分析中說，“脆弱五國”的描述是正確的，這五個國家的貨幣有四個位居這個概念在2013年誕生以來全球表現最差的八種貨幣之列。

　　2015年，摩根士丹利又提出“麻煩十體”（Troubled Ten），對十個新興經濟體的貨幣貶值風險提出警告，南非蘭特、巴西雷亞爾、俄羅斯盧布均在其中。

　　2011年，金磚國家的人均GDP分別為：俄羅斯12993美元，巴西12789美元，南非8066美元，中國5414美元，印度1389美元。如按經濟總量，中國排名世界第2，巴西排第6，俄羅斯排第9，印度排第11，南非排第29。

　　2021年，金磚國家的人均GDP分別為：中國12359美元，俄羅斯12198美元，巴西7564美元，南非6950美元，印度2185美元。如按經濟總量，中國排名世界第2，印度排第6，俄羅斯排第11，巴西排第13，南非排第32。（以上數據均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匯率平價）

　　從2011年到2021年的十年，按人均GDP計算，俄羅斯原地踏步，巴西下降了40%，南非下降了13%，印度增長了57%，中國增長了128%。按經濟總量在世界的排位，中國保持不變，印度上升，巴西、俄羅斯、南非下降。

　　金磚概念問世的2001年，中國加入WTO。此后20年，中國從2001年經濟總量相當于美國的1/8左右發展到目前的3/4左右。華平投資中國區聯席總裁魏臻2002年加入華平，他最近說：“入行20年，中國整個行業的AUM（資產管理規模）大概漲了100倍，全世界所有的投資市場，只有中國有這樣大的增長機會，這也是我們所樂道的行業‘黃金20年’。”

　　在金磚國家中，誰是板磚，誰是金磚，每一塊磚的成色如何，一目了然。

　　陷阱會在何時出現？

　　金磚國家從2001年至今的經濟發展，2011年是一個分水嶺，之前各國普遍上升，之后各自分化——中印繼續上升，中國的升勢更穩更久，而俄羅斯、巴西和南非則陷入不同形式的停滯、動蕩和泥潭，起伏不定。

　　這種變化有什么規律可循嗎？

　　2011年全球人均GDP為1萬美元左右，當時俄羅斯、巴西、南非在這一均值的120%-70%之間。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在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前后，掉進了無法繼續提升甚至開始下降的陷阱。

　　這與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首次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頗有相似之處。

　　當時世行的研究發現，二戰之后的50多年，全球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僅有13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包括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其余的在中等收入階段都出現了停滯，無法實現高水平跨越，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拉美（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東南亞（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的表現尤為明顯。

　　世行的解讀是：這些國家既無法在人力成本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所以掉入了陷阱。

　　目前全球的人均GDP大致在1.15萬美元左右，中國高出不到10%。無論是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還是“世界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各種安全挑戰層出不窮，世界經濟復蘇步履維艱，全球發展遭遇嚴重挫折”的外部形勢，陷阱的威脅隱約可見。

　　如何把嚴峻的挑戰，轉化為自我超越的動力和契機，中國恰在一個關鍵時點。

　　陷阱在哪里？

　　俄羅斯、巴西、南非，十多年前已達到或接近世界中等收入水平，此后就停滯、后退，且一直難以翻身，究竟為何？

　　從經濟角度看，主要被鎖定在兩大陷阱里：

　　一是缺乏創新的陷阱，即經濟過于依賴自然資源出口，生產性創新能力不足。

　　以俄羅斯為例，俄羅斯工業產出中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型占比達80%以上，出口商品中油氣礦物等自然資源產品占63%，金屬占11.2%，合計接近3/4（數據來源：Trading Economics）。這樣的結構很容易受到外部需求變化、能源價格變動等影響，很不穩定。

　　二是缺乏包容的陷阱，即經濟增長的包容性、普惠性不夠，貧富分化嚴重。

　　南非和巴西長期高居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之列。2021年南非社會發展部發布的《南非家庭白皮書》顯示，南非約20%人口無法滿足溫飽。由于基礎教育不行，有機會獲得專業技能的人不多，從事高技能工作的人占總工作人口的比例不足20%。南非計劃到2030年將基尼系數從0.69減少到0.6。

　　2021年巴西一家基金會的社會研究中心（FGV Social）發布報告稱，2021年一季度巴西基尼指數為0.674，為2012年后的最高值。調查顯示，一季度巴西勞動者平均收入下降了11.3%，窮人平均收入下降了20.81%。

　　和俄羅斯類似，巴西的出口結構也是以大宗商品為主，擁有淡水河谷這樣的鐵礦石巨頭。但大宗商品價格波動極大。資源行業產業鏈較短，無法帶來較多有價值的工作崗位。巴西今年2到4月失業率為10.5%左右，這已是2015年以來的同期最低水平。由于貧富分化，治安糟糕，民眾不滿，巴西政府一直采取高福利、高補貼政策以迎合民眾，但補貼并不能興邦，反使基礎設施投入不足，經濟發展缺乏支撐。

　　邁向創新高地不是夢

　　中國地大物“薄”，資源條件遠不如俄羅斯、巴西，但也沒有染上資源病，而走上了依靠“人力資本+市場機制”發展經濟、并逐步實現產業升級的道路。

　　中國創新經濟的大框架和主航道已非常明確。包括硬科技、深科技、智經濟、綠經濟、大消費等等，與此對應的創業形態也切換到科創型、智創型、綠創型、海創型、青創型、文創型等等。

　　雖然中國在原始創新、“卡脖子”等方面和世界一流水平還有很大差距，但中國的特征是，一旦確立追趕目標，速度會很驚人。

　　最近我偶然做了點測算，發現2021年華為的營收（998.87億美元）已經是IBM（573.51億美元）的1.74倍，是GE（741.74億美元）的1.35倍，聯想集團的營收（716.18億美元）也是IBM的1.25倍，達到GE的96.5%。想當年，藍色巨人IBM和世界第一CEO韋爾奇領導的GE，在無數中國企業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名字。

　　只要毫不動搖走創新經濟之路，再有十年二十年，我們一定會跨越創新陷阱，攀上創新高地。且這種高地的含義是全球性的。

　　其實近年中國涌現的不少創新企業，都在以世界為坐標。他們官網上的介紹，用的都是“全球市場占有率”這樣的指標，以及在全球多少個國家和地區“擁有研發、生產、銷售、運營、服務能力”這樣的說法。我一直說，華為不只是一家公司，而是一種現象，中國N多行業都有“華為”，甚至有不少比華為公司的市占率更高。“中華有為”，本質是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全球競爭力真的起來了。

　　上周秦朔朋友圈采訪了締脈創始人譚凌實博士，他2016年離開工作了超過20年的輝瑞（曾是輝瑞前全球臨床運營副總裁、輝瑞中國研發中心首任總經理）在上海張江創業，做創新藥物的臨床研發服務（CRO），從概念驗證到研究的設計、執行，幫助新藥開發者加速進展，提高產品成功率。交流中我最受觸動的是，因為締脈這樣的“超越傳統的CRO公司”的出現，全球有一些做創新藥研發的中小企業有了新機會，即不是把專利一次性賣給大藥廠，而是可以在中國這樣的大市場落地，長期獲益。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目前基本是大公司主導的格局，讓新力量能更好成長。

　　中國為什么必須開放，必須竭盡全力、千方百計保持同全球的充分連接？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從資源條件到消化產能都高度依賴于世界，而且是因為，中國的核心能力就是人力資本能力，而人力資本的價值只有通過服務更大的范圍才能彰顯，同時，服務的過程也是在互動中自我改進的過程，從而讓人力資本進一步提升。

　　依托中國的創新型人力資本和大市場優勢，一部分領先的中國企業已經有條件為全球消費者做出更大貢獻。世界級企業之路就在腳下。這里的必要前提就是開放。阻斷開放，就會阻斷中國企業走向全球的勃勃生機。

　　曾經有一種說法，由于創新能力不足，“金磚四國”可能變成“板磚四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恰恰不是典型的“金磚國家”，因為中國已經在創新升級。事實正越來越清晰地證明這一點。

　　實現包容性增長才是更大挑戰

　　中國要拒絕陷阱，真正的挑戰不在創新，而是如何更好地推動包容性增長，實現共同富裕。

　　2020年中國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為0.468，財富基尼系數為0.704。2021年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占GDP之比為43.4%，遠低于60%左右的全球平均水平。這種收入分化、財富分化已經到了必須認真考慮校正的時候。

　　中國2035年遠景目標提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持續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共同富裕。顯然，未來在繼續注重發展的同時，要把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目標很清楚，關鍵是如何落實。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過“降低間接稅，增加直接稅”的財稅改革方向。由于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大方向不是增加稅率而是降低稅率，而企業所得稅率也已不低，所以提高直接稅的主要方式必然是財產稅，即房地產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等。目前房地產稅只在很小范圍試點，遺產稅和資本利得稅還未破冰。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卓元多年來一直公開表示，征收房產稅受到很多官員的阻撓，“因為他們房子很多”。

　　我和很多學者做過交流，不少人表示，從發達國家看，征收房地產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確實是一般規律，但中國的物權保護尚不完整（如商品房產權在土地使用權到期后是否自動接續一直沒有明確說法），這種情況下大規模開征財產稅會讓很多人成為驚弓之鳥，不利于發展。當下經濟下行壓力已經很大，如果財產稅陸續出臺，對資本市場會構成不小沖擊。

　　我個人的看法是“兩手抓”。我們既要在依法保護產權方面下大力氣穩定預期，在財產稅方面也不能無所作為，該下決心就要下決心。否則要改變兩極分化、特別是財富意義上的兩極分化態勢是不可能的，而且越拖包袱會越重。

　　一個具有平衡性的選擇大致應該如此：以對人們已有財產權利和未來財產安全預期的強有力保障，“換取”先富人群對通過財產稅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的支持。

　　此外，機會不平等的問題，也是邁向共同富裕的一大困擾。

　　最近一些城市出臺了極具包容性的大學生落戶政策，值得肯定，但城市里的外地打工群體特別是農民工群體，如何在城市安居樂業，也非常重要。這些群體的規模已經相當大，在城市已生活工作多年，是城市不可離開的服務組成部分。如果沒有為城市做過什么貢獻的大學畢業生可以立即落戶，那些已經為城市付出多年、不少也在城市繳納社保的服務者、勞動者，能不能為他們開辟一條綠色通道，在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有大的突破呢？

　　經濟學家劉世錦團隊去年提出了“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認為中國在已有的4億中等收入群體基礎上，可以再用10到15年時間，讓中等收入群體達到8億到9億人，占總人口的60%左右。

　　研究顯示，到2030年有可能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3.7億人，主要對應的是2018年家庭年收入介于4~6萬元、6~8萬元和8~10萬元的低收入家庭。這個群體中城鎮居民占比為57%，鄉村居民占比為31%，外來務工人員占比為11%。其中外來務工群體，從數量和定義上，更接近進城農民工群體。

　　劉世錦團隊指出，廣義的“進城農民工”，是中國未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需要著力關注的重點人群。

　　他們的政策建議包括：對農民工及其家屬在城市落戶實行負面清單制度；建設面向農民工為主的安居房工程；與農村人口進城落戶、提供安居房相配套，加快推進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提供就業基本公共服務，鼓勵吸收農民工就業；加快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轉，增加農民工的財產性收入；促進機會公平，改變有些地方對低收入農民工的歧視性做法，在大體相當的條件下，在就業、升學、晉升等方面，給低收入階層提供更多可及機會。

　　我非常認同這樣的方向。我們的城市都在想方設法服務“高精尖”人才，但千萬不要忘了，不管什么人才首先都是人，而人是需要方方面面服務的，服務者也需要素質，需要技能，需要經驗。一個城市不關心那些為“高精尖”們提供服務的人，“高精尖”們的生活可能會一團糟。

　　城市的服務業發展事關無數人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但對廣大服務業者特別是其中的外來務工人員（主體是進城農民工），對他們的生涯規劃和保障，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大量功課待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