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管濤（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全國兩會召開在即，關于政府要不要設定2022年的GDP增速目標又引起了市場廣泛熱議。筆者以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大概率仍會設定GDP增速目標，發揮其“指揮棒”的作用，但其內涵與以往將會有所不同。

　　進入新世紀以來，除因新冠肺炎疫情沖擊造成了較大的不確定性，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沒有提及當年GDP增速，其他年份都設定了GDP增速的目標值。鑒于內部“三重壓力”、外部“世紀疫情+百年變局”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較多，預計今年政府很可能設定GDP增速的區間值，如5.5%左右（2018年6.5%左右），或者5%-5.5%（2019年6%-6.5%），又或是5%以上。

　　隨著“十三五”期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基本達成，市場一度猜測，政府在“十四五”期間可能會淡化GDP目標。特別是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還提及五年平均經濟增速6.5%以上，而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此處卻是“留白”。然而，作為“十四五”開局之年，去年政府工作報告仍提出當年GDP增長6%以上的預期目標。由于上年實際經濟增速2.3%（后下修為2.2%）的低基數效應，這被認為是一個不難達成的目標。政府工作報告的相關提法，既保持了這方面做法的延續性，也避免了經濟增長目標的設定起伏過大。

　　不出意外，今年會繼續強調GDP增速目標，尤其在當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背景下顯得更為必要。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穩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要求2022年經濟工作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各地區各部門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要適當靠前發力。目前，除天津市外，其余30個省（區市）均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2022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其中21個省份的GDP增速目標定在6%左右或以上。

　　近年來，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各地不再唯GDP論。2014年頒布的《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工作的通知》，規定今后對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考核考察，不能僅把GDP增長作為政績評價的主要指標，不能搞GDP排名，而是要加大資源消耗、環境保護等指標的考核權重，同時也要重視科技創新、教育文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等民生方面的考核。

　　但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發展還是硬道理。維持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實現教育文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等民生目標。即便為引導各地集中精力和力量做好“六穩”“六保”工作，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沒有設定當年的GDP增速，但客觀上其內容已融入就業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及其他政策目標中。尤其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中國維持較快的經濟增長水平，有助于進一步享受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戰略成果，在地緣政治博弈中占據主動。

　　同時，去年下半年能耗雙控、限電限產政策沖擊的經驗表明，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短期不應該以過度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中長期更應該與科技創新一起，成為改善潛在經濟增長的助力。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堅持先立后破、穩扎穩打，堅持統籌協調、系統觀念，要避免長期目標短期化、系統目標碎片化，持久戰打成了突擊戰。

　　全面深化改革，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發展經濟離不開有為政府，而政府調控經濟就要有一個“指揮棒”。長期以來，建立在地方GDP錦標賽基礎上的考核就起到了這個作用。盡管這種做法不盡完美，但尚未找一個更好的可替代指標。

　　前些年，中國曾嘗試用就業目標來替代GDP增長目標，提出只要就業比較充分，收入持續增加，環境質量不斷改善，增速高一點低一點都是可以接受的。新冠疫情暴發后，將就業放在“六穩”“六保”之首，就體現了就業優先的宏觀政策取向。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刪除了GDP目標，卻保留了城鎮新增就業目標。只是就業統計數據質量欠佳，難以作為高頻宏觀經濟決策的科學依據。

　　而且，弱化對地方政府GDP增長的考核有利有弊。好處是，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不計成本地追求GDP更高增速的沖動，更好兼顧多元化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推動經濟實現有質量、有效益的發展。挑戰是，一定程度助長地方政府對經濟波動的“不作為”甚至“亂作為”，最終影響到“六穩”“六保”目標或任務的實現。可見，這方面的探索也存在先立后破還是先破后立的改革哲學問題。

　　政府繼續沿用設定GDP增速的做法，要在科學合理地設定GDP增速目標上下功夫，既不能過高、夠不著，又不能太低、沒壓力。如去年設定GDP增長6%以上的目標，實際增長8.1%。

　　當然，也要避免目標定得過高，要么實現不了，要么要耗費大量的財政金融資源，以加重短期的經濟和產業結構扭曲、犧牲長遠的經濟社會利益為代價。有鑒于此，預計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不會重提經濟增長保六的目標，盡管這個問題曾經在2019年底引起了激烈爭論。但是，可能會設定一個各級政府需要花費一定氣力才能夠實現的目標，比如說5.5%左右（高于2020和2021年兩年復合平均5.1%的增速），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同時也更好提振市場信心、扭轉市場預期。設定5%-5.5%的目標也是一個可行選項，只是相較前者略偏保守。

　　值得指出的是，即便政府繼續設定GDP增速的預期指標，較傳統做法也會有所改變：一是更加強調目標的指導性而非指令性，會淡化經濟增速保七保六之類的提法，容忍實際經濟增速合理地偏離，但社會上對地方GDP增速的排名仍會有軟性的激勵約束作用；二是更加強調GDP目標與其他目標的兼容性，增長不等于發展，除經濟增長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事業、科技創新、節能環保等會繼續予以考核，同時既要穩增長，又要防風險，體現宏觀調控的多目標動態均衡和跨周期調節。此外，政府設定GDP增速目標，與其他政府部門或市場機構的預測不沖突、不矛盾。

　　從中長期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日益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日益現代化，中國最終應該取消政府設定和考核GDP增速目標。但與此同時，要加快完善經濟社會統計指標體系，更好為宏微觀決策服務。比方說，相比于美國勞工部的就業統計指標體系，中國現有的相關統計頻率太低、指標太少，顆粒不夠精細、層次不夠豐富。

　　本文發表于《第一財經日報》